那天，我吃完晚饭，正靠着被垛打盹，树奎就来找我，说：“走吧四哥，银环老师晚上要给咱们补课，叫我来招呼你。”门帘子被冷风吹得摆动，一股冷气被他带进屋里。树奎姓王，他的父亲，也是学校的老师，教小学。学校的消息，他总是比我们灵通一些。他父亲和我父亲，曾经同事。1962年，我父亲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学习班上，闹了一场大病，回来后，公职就丢了。我们两个，是很要好的伙伴。
　　 “补课，现在？”我睡意全无，睁大眼睛问。
　　 “是的，老师都到学校了。”树奎说。
　　 “真好！”我说着，挪动屁股，下炕穿鞋。母亲在外屋刷碗，跟着树奎进了屋。在屋子东北角小柜子上坐着抽烟的父亲，这时从板柜上拎起我的书包，递给我。
　　 “好事！快去吧！”父亲催促道。
　　 “多穿点，今天外边特别冷。”树奎说。•
　　 母亲把平时父亲穿的那件三排扣列宁服半大棉衣递给我。我跟着树奎出了屋子。
　　 一股寒风立时打在我的脸上，小刀刮过一样疼痛。门口那棵榆树树枝被刮掉的声音，不时传来。我不由把列宁服的领子推了上去。夜幕早已降临，天空繁星密布，西北上空的北斗七星，格外明亮，距离我们好像比往日更近一些。
　　 学校在村北，门朝南开。出我家，往西，再往北，最后往东，就到了。走路不过七八分钟。那时的学制已经缩短，小学五年，初中二年。但这条路，我走了八年。原因是我初中复课一年，读了三年。
　　 一年前，我已经领到了初中毕业证书。父母愿意我能够读高中，我自己更是眼巴巴盼望高中录取通知书的到来。但申请读高中的十几名学生都接到了录取通知书，我却接到生产小队长的口头通知。
　　 他说；“大队没有推荐。过了年，下地干活吧，每天给你四个工分（满分十分）。”
　　 当时，高中的录取程序是两步：个人申请，大队推荐。小队长是在小年的头天晚上来到我家的。父母和我，都在家。小队长传达的是大队决定，官方而权威。全班二十几名学生，有11名报名读高中。我是申请读高中的学生中唯一未被推荐的学生。
　　 我当即把脸埋在炕上，呜呜地哭了。
　　 “上高中有什么大用处？大小伙子了，干活挣工分是正事！”小队长劝我，也劝我父母。
　　 我哭得更凶了。一想起就此放下书包，下地干活，就如同灾难降临。
　　 父亲这时说：“都是我的历史问题影响的。他大叔，老四还小，也不大会干活，叫他再读一年初中吧，也许明年政策有变。”小队长是我们本家，我叫他大叔。他总来我家，和我父亲聊天，让我父亲给他远在贵州的弟弟写信。
　　 复课，学校就能当家，大队不干涉。我就又在这条路上走了一年。这是我比别人多走的一年。这是我上学的路，也是我人生的路。这一年的路，走出了我不同的命运。
　　 果然，这年，上边拨乱反正，教育政策有所调整：初中升高中，由单纯的推荐，改变为考试与推荐相结合。村里的主要决策者，也换了新人。
　　 考试成绩，是录取的主要根据了。银环老师这时给我们补课，真如同久旱的甘霖。
　　 学校很简陋，一共两排红砖房子。小学、初中都在这个院子里。前院一片漆黑。穿过前一排，我看到，后排中间老师办公室东侧的教室亮着灯，里边有人影晃动。这就是我们初二年级的教室，是学校七八间教室中，唯一亮灯的教室。好像有一股暖流，在我的周身流淌。
　　 赵银环老师，在教室门口迎接着我们。她是我父亲小学的学生，本村人。后来她考上了后师，后师毕业后，先被安排到县城附近的一所小学任教，前几年，调回我们村。
　　 “快进来，在炉子旁边找个座位！”银环老师咳嗽了几声，把我们迎进教室，随后关紧门，走到讲台上。
　　 教室并不暖和。中间，是一个红砖垒砌的扫地风炉子。炉子已经被捅开，但因煤质不好，并未放出多少热量，里边的劣质煤，不时发出噼叭噼叭的暴裂声，让人担心炉膛是否会被炸坏。教室前边四扇玻璃窗户，关得挺严实。但每扇窗户，都有两三块甚至三四块玻璃碎了，糊上了旧报纸或毛糙纸。西北风呼呼作响，不断打在窗户上，报纸或毛糙纸发出呼哒呼哒的响声。好像禁不住冷风的吹打，随时都会被撕扯开。特别是窗户隔扇之间，缝隙很大，冷风野蛮地从缝隙中打进来，在教室里张狂地肆虐，消耗着扫地风好不容易散发出来的一点暖意。教室的两扇北窗户，虽然糊着牛皮纸，又钉上了硬纸板，但因教室北面，就是田野，没有任何遮挡。西北风更是肆无忌惮地直接打在窗户上，牛皮纸不间断地发出呼啦呼啦的响声。小窗户四周，也不时吹进一股股冷风，同南窗进来的冷风会合起来，打在我们身上。
　　 讲台在西边。讲桌和我们的课桌一样，一张没有桌斗的二人条形桌，上边放着两个黄色硬纸板粉笔盒。西墙上，是一块水泥抹的黑板，很大很高，但表面的黑色掉了许多，有的地方，露出了灰白的水泥底子。讲台上边，垂着一个一百度的白炽灯泡，和我们头顶上垂下来的两个五十度的灯泡，驱走了教室里的黑暗。黑板上方，挂着一个镜框，里边镶着领袖毛主席的画像。
　　 教室的东墙，也是一块水泥黑板，上边写有几段毛主席语录，还有一个表格，标注着值日小组的排名。教室里摆着三排桌子。来补课的，有八九个学生。我们分坐在南边和中间两排，距离炉子最近的课桌上。因为人少，一人占用一张课桌。这是白天上课时，享受不到的奢侈。
　　 银环老师，就是在这个四面漏风的教室里开始了给我们的补课。她任化学课，补的，当然主要是化学。但学生问起数学、物理，她也很在行，而且热情解答。那时小学老师讲究小四门。银环老师教过小学，很知道涉猎多门知识对于老师教学的必要性，也养成了学习掌握各门知识的习惯。她三十七八的年龄，长得很漂亮。一头乌黑的短发，衬托着白皙的面庞。声音甜美而富有弹性，如同弹奏的琴弦。但她身体并不好，面容略显蜡黄，老咳嗽。她有时讲课时，突然“哐哐”地咳嗽起来，想忍又忍不住，急得向我们摆手。我们恨不得马上上去扶她一把。
　　 但不管教室里多冷，她讲课前，总要把外罩脱下，放在靠北墙的一张课桌上，底下垫一张报纸。今天，也是这样。我穿着列宁服半大棉衣，感觉还是有点冷，我想她一定会更冷。因为她时常使劲地搓手。
　　 树奎偷偷告诉我说，银环老师肺不好，还对粉笔面过敏。校长几次督促她去市里检查检查，她总是说过段时间再说。
　　 板书，她好像没有用过整根的粉笔。讲桌上的两个粉笔盒，里边装的全是花生角大小的粉笔头。要板书时，她就用力从粉笔盒里捏出一个粉笔头，写十个八个字，“花生”变成“豆粒”了，就把这个“豆粒”扔到讲桌上，再捏取另外一个粉笔头。课间休息时，我们说去办公室给她取几根整根的粉笔。她连忙摆手制止。她说，学校办公用品紧张，能省则省，另外整根粉笔磨出的粉墨多，她有些过敏。我真的不知道，她从哪里弄来这么多粉笔头。
　　 她的字，写得也好。标准的行书，柔和丝滑中，暗含一股英气和硬气。字如其人。
　　 幽默的是，我的近视眼，就是在这次补课中发现的；我平生的第一个近视眼镜，也是在这次补课期间配制的。老师这么美丽的板书，我竟然看不清楚，不能顺利地记笔记。开始，我以为是黑板花花搭搭，字迹不清。但我环顾四周，发现其他学生，包括坐在我身后的，都在从容地记着笔记。我问他们，你们都能看见老师的板书？他们对我的问话感到疑惑，说多清楚呀，怎么看不见？
　　 我沉默了。银环老师来到我的身旁。她认真看了一会我的双眼，又让我往前往后试看了几遍黑板，问我看到的情况，最后说：“你近视了，要去配眼镜。”她说她认识煤医附属医院的眼科医生，抓空她带我去。
　　 书没有读多少，却先患了近视，我心里咯噔一下。老师让我往前移动了两桌，我勉强可以记全笔记了。
　　 三天后是礼拜天。银环老师早起就骑着自行车来找我，她说她正好去市里有点事，顺便带我去医院检查下眼睛。父母一个劲地感谢她，她说当年我父亲教她时，对她更好。父母给我准备好自行车，一起目送我们出了村庄。
　　 一个半小时后，到了医院。很快查实，我已患了近视，双眼一样，都是300度。银环老师又带我选镜片，选镜框，忙乎了小半天。从此，我拥有了第一副近视眼镜，白框白片。但直至离开医院回家，我好像也没有发现银环老师有自己的事情需要办理。我也没有好意思问她。
　　 更让我不能忘记的是，银环老师为了给我们补课，险些遭遇强暴。每天晚上补课，金环老都是第一个来到教室，捅开炉子，擦好黑板，检查窗户是否关严实。然后边看书边等待我们。但有一天，我们到齐了，她却没到。大家着急。树奎我们就走出教室，来到学校门口，向东望去。银环老师的家，在东街，距离学校有五六百米，走路要十五分钟。这么多年来，不管白天夜间，她都是走着上下班。她家到学校的中间，有一条土沟，一公里长，南北走向，土沟北头，是个烂人岗。谁家夭折了小孩，席头一卷，都扔到这里。野狗、老鹰、猫头鹰等以腐殖质为食的动物就前来蚕食。这是一条凶沟，好多人白天走到这里都发瘆。
　　 我们两个刚到学校门口，就听到从东面传来急切的呼救声，很像银环老师。我们跑回教室，把所有男生都叫着，往东边冲去。我们大声喊着老师，说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朦胧的月光下，一个黑影在土沟里向北跑去。银环老师躺在土沟里。树奎和另两名学生扶起老师，我带领四个男生向北追去。但黑影速度太快，我们只好又返回老师身边。
　　 老师镇定下来，说没事，就是一个小流氓突然从沟里冲出来，用毛巾捂住老师的嘴往沟里拖，欲强行施暴。感谢我们及时赶到，把坏蛋吓跑了。
　　 这以后，每天晚上，都是她在市里上班的对象送她来校给我们补课。我们张罗去陪她，她坚决不让，她说，把那个时间放在多做几道题上。多考上几个高中，什么都值得了。我们也只好作罢。
　　 补课继续进行。半个月后，高中招生考试，参加补课的我们几个全部上榜。
　　 前几天，我翻腾家里盛放我所有证件的床头柜抽屉，无意间发现了我的两个初中毕业证和一个高中毕业证。初中毕业证，一个是1972年2月21日，一个是1973年1月26日。高中毕业证是，1975年2月5日。
　　 那个漏风的教室，教室里银环老师如琴弦般讲课的声音、风打窗户纸的声音、我们记笔记刷刷的声音，都还在我的耳边回响。
　　 （2025.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