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分，蕨芽村晒谷场飘着新翻泥土的腥气。老支书杨大贵敲破三枚土鸡蛋，蛋液滑进粗瓷碗时，人群里响起此起彼伏的吞咽声。竹篾席上摊开的牛皮纸袋里，码着油亮的红布条，每条都用炭笔写着户主名：王顺发、李桂花、赵老憨……
　　 “国家让咱们自己种粮自己收！”杨大贵的烟袋锅磕着桦木桌，“今天起，坡上那片黄土地，谁家的苗子谁伺候，打下来的谷子——”他突然提高嗓门，“除了公粮，全归自个儿！”
　　 二十七个汉子蹲在墙根，旱烟杆把青石板磨得发亮。最年轻的王顺发捏着红布条，指腹摩挲着“王顺发”三个字，想起去年闹春荒时，娘把最后一块苞谷饼掰成三瓣，妹妹饿得啃树皮啃出了血。此刻风卷着细沙掠过晒谷场，他忽然闻到远处梯田里隐约的稻花香。
　　 当晚，王顺发打着火把去丈量分到的三亩二分地。月光把他的影子抻得老长，铁犁扎进板结的土块时，惊起几只田鼠。他想起公社大食堂解散那天，有人在田埂上哭，有人偷偷把集体的锄头塞进草垛——而现在，他的锄头正一下下刨开带霜的土坷垃，每一下都像在给土地刻上自家的姓。
　　
　　 1982年芒种，暴雨连续下了七日。
　　 王顺发趴在泥水里，双手死死攥住竹筐边缘。筐里是刚灌浆的稻穗，混着泥浆往下滴。山腰的梯田决了口，浑浊的山洪卷着石块冲下来，撞在他小腿上，疼得他龇牙。远处传来李桂花的尖叫：“顺发！你家水田要塌了！”
　　 他转头望去，自家那三亩二分地的田埂已被冲开半人宽的口子，金黄的稻苗在泥水里打滚。杨大贵带着几个汉子蹚着齐腰深的水跑来，手里的锄头在闪电下泛着白光：“快！用石头堵！”
　　 雨幕中，三十多个身影在梯田里连成一条人墙。王顺发肩膀上压着湿漉漉的麻布袋，指甲缝里嵌满泥浆，忽然听见赵老憨在对岸喊：“这鬼天气！要是有公路，咱早把粮食运下山卖了！”
　　 这句话像根细针扎进心口。蕨芽村嵌在雷公山腹地，出山只有一条挂在悬崖上的羊肠小道，背篓里的粮食要颠簸两个时辰才能到镇里。去年秋收，王顺发背了三十斤稻谷去换盐，半道摔进沟里，粮食撒了个精光，回家后对着空背篓发了整宿的呆。
　　 雨停时，东方泛起铁锈色的光。王顺发坐在垮塌的田埂上，看杨大贵蹲在不远处卷旱烟。老支书的背更驼了，烟袋锅里的火星明灭间，他忽然说：“大贵伯，咱村该修路了。”
　　
　　 1985年惊蛰，蕨芽村来了个戴眼镜的年轻人。
　　 “我是县交通局的小林，来做公路勘察。”年轻人蹲在晒谷场上，摊开皱巴巴的图纸，铅笔尖在等高线间游走，“从这里——”笔尖戳中蕨芽村的位置，“往西南方向，凿通牛角崖，就能接上县道。”
　　 二十多个脑袋挤在图纸周围。赵老憨的大拇指按在“牛角崖”三个字上，那是村西最险峻的峭壁，猿猴都难攀爬。李桂花扯着丈夫的袖子低语：“凿崖？这不是拿命开玩笑？”
　　 王顺发却盯着图纸上那道蜿蜒的红线，想起上个月妹妹出嫁，花轿在山路上晃了六个时辰，新娘下轿时脸白得像纸。他伸手摸摸图纸，指尖触到铅笔划过的沙沙痕迹，忽然问：“要多少钱？”
　　 小林推推眼镜：“按目前预算，至少得二十万。”
　　 晒谷场瞬间静得能听见风掠过草垛的声音。二十万，对种了一辈子地的山民来说，是个比雷公山还重的数字。杨大贵吧嗒着烟袋：“咱村连电灯都没通，哪来的钱？”
　　 “可以争取以工代赈。”小林翻开笔记本，“村民出劳力，政府补材料钱。不过——”他抬头看了眼连绵的群山，“这路要修通，少说也得五年。”
　　 散会后，王顺发独自爬上后山。暮色漫过梯田，远处的牛角崖像只巨兽的剪影。他弯腰捡起一块拳头大的石头，朝山谷扔去，石头坠落的声音很久才传回。五年，他想，如果能活着看到公路通车，就算砸断十根手指也值。
　　
　　 1987年立夏，修路工地上炸开第一炮。
　　 王顺发戴着柳条编的安全帽，躲在巨石后数心跳。“轰——”闷响震得崖壁上的碎石簌簌掉落，他探出半个身子，看见牛角崖炸开碗口大的缺口，烟尘里露出灰褐色的岩芯。
　　 “顺发！递钢钎！”赵老憨的喊声从二十米高的崖壁传来。王顺发把钢钎插进腰带上的草绳，手脚并用往上爬。腰间的藤条磨得肚皮生疼，他却想起小时候爬树摘野果，娘在树下喊“慢点儿”的情景。
　　 这年冬天，工地上冻死了三棵油桐树。王顺发的双手裂得见血，裹着渗了桐油的破布继续打炮眼。某天深夜，他靠在崖壁上啃冷窝头，月光把钢钎的影子投在岩壁上，像支折断的箭。远处忽然传来狼嚎，他摸出贴身藏着的照片——那是去年妹妹寄来的，外甥女在照片里咧着嘴笑，露出没长齐的乳牙。
　　 1989年中秋，杨大贵累晕在工地上。老支书的肺被岩粉呛坏了，咳起来像破风箱。王顺发去镇里买药时，看见国营商店的电视里在播亚运会，画面里的城市车水马龙，公路宽得能并排跑十辆解放牌卡车。他站在柜台前发愣，直到售货员敲了敲玻璃：“买药还是看西洋镜？”
　　
　　 1992年惊蛰，王顺发收到第一封来自广东的信。
　　 信封上的邮戳模模糊糊，“深圳”两个字被雨水洇开，像团淡紫色的云。他蹲在门槛上用指甲挑开信封口，妹夫的字迹歪歪扭扭：“顺发哥，我在电子厂拧螺丝，每月能挣三百块……”
　　 三百块。王顺发数了三遍，喉咙里泛起苦涩。他种了一年的水稻，卖了换钱不过百来块。信的末尾，妹夫说工厂附近有宽得能跑火车的马路，路灯亮得像白天。他盯着信纸上的油墨，忽然想起三年前修路时，小林工程师说外面的世界早用上了挖掘机，一铲子能抵得上二十个壮劳力。
　　 这年夏天，村里突然走了八个年轻人。赵老憨的儿子赵铁柱背着蛇皮袋站在晒谷场上，对送行的人群说：“等我挣了钱，给咱村买台推土机！”王顺发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山路口，忽然觉得那些扛着铺盖卷的身影，像极了春天时往南方飞的雁群。
　　 1995年冬至，修路工程被迫停工。县政府的通知说，资金链断裂，暂时无法继续拨款。王顺发摸着崖壁上未完成的隧道，掌心触到冰冷的岩石。五年了，这条公路只凿通了不到三公里，牛角崖还像道铁门槛，把蕨芽村死死锁在山里。
　　 除夕夜，王顺发坐在油灯下补袜子。窗外飘着细雪，远处偶尔传来零星的鞭炮声。娘在灶前炖着萝卜汤，忽然说：“顺发，该说门亲事了。”他握着针线的手顿了顿，透过窗纸的破洞，看见天际有颗流星划过，像极了工地上炸开的哑炮。
　　
　　 1996年清明，王顺发在祖坟前磕了三个响头。
　　 母亲扶着歪脖子松树站在身后，失明的眼睛蒙着层白翳：“在外面别省着，吃饱饭。”她手里攥着个蓝布包，里面是晒干的辣椒和霉豆腐，布角露出半张泛黄的全家福——那是十年前公社照的，妹妹还没出嫁，爹的腰杆还没被生活压弯。
　　 深圳的电子厂像个铁盒子，把三百号工人关在流水线两侧。王顺发的工牌是073号，挂在脖子上像块狗牌。他负责给收音机外壳拧螺丝，每天重复两千次相同的动作，直到右手食指磨出鸡蛋大的老茧。夜班时，天花板上的荧光灯嗡嗡响，他常盯着电路板上的铜丝发呆，想起蕨芽村的梯田，弯弯曲曲的像这些线路。
　　 赵铁柱在隔壁车间焊元件，休息日会来宿舍找他。小伙子黑了瘦了，工装裤上沾着松香渍：“顺发哥，你知道不？厂子里的姑娘说，咱们是‘农民工’。”他咬着牙说出这三个字，像是在咀嚼一块硬石头，“前儿个我踩了城里人的皮鞋，那厮骂我‘乡巴佬’。”
　　 王顺发沉默地递过一支劣质香烟。窗外传来集装箱卡车的轰鸣，他忽然想起修了一半的公路，想起杨大贵临终前塞在他手里的碎纸片——那是老支书用铅笔写的修路账本，最后一行字被血水污染：“欠赵老憨炸药钱三百二十元”。
　　 1997年夏天，台风过境。
　　 工厂停工三天，王顺发和赵铁柱蹲在宿舍楼顶看雨。雨水顺着瓦片流成瀑布，远处的高架桥在雨幕中若隐若现。赵铁柱忽然指着某个方向：“顺发哥，你说那桥能通到咱村不？”
　　 手机在这时响起来。王顺发摸出裤兜里的二手摩托罗拉，听筒里传来李桂花的哭声：“顺发啊，你娘摔了……”
　　 等他揣着连夜借的三千块赶回蕨芽村，母亲已经下葬了。李桂花蹲在灶台前煮小米粥，锅沿结着黑黢的油垢：“老太太摸黑去喂猪，栽进了猪圈……”她声音发颤，“顺发，你别怪大伙，实在是没人手……”
　　 深夜，王顺发坐在母亲的床上，摸出枕头下的蓝布包。霉豆腐已经发霉长毛，辣椒碎里混着几根白发。窗外传来猫头鹰的夜啼，他忽然想起母亲常说的话：“人老了，就像秋天的叶子，风一吹就没了。”
　　 离乡前，他去了趟牛角崖。隧道口积了半人深的水，岩壁上的炮眼结着冰棱，像双双空洞的眼睛。他捡起块石头扔进水里，溅起的水花惊飞了几只蝙蝠。远处的梯田里，荒草已经漫过了田埂。
　　
　　 李桂花当选村支书那天，晒谷场来了辆黑色轿车。
　　 新上任的乡干部握着她的手说：“桂花啊，蕨芽村的发展就看你了。”她穿着浆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指甲缝里还沾着昨天剁猪草的绿汁，却在握手时挺直了腰板——这是杨大贵去世后，村里第一次有“上面的人”来访。
　　 当晚，村委会漏风的木屋里，七个村干部围着火盆开会。会计老周吧嗒着水烟袋：“修路的事，要不先缓缓？现在年轻人都出去打工，谁出劳力？”
　　 “缓？”李桂花拍着桌子站起来，煤油灯被震得晃了晃，“大贵支书闭眼前还攥着修路账本，你们忘啦？”她从抽屉里扯出泛黄的图纸，纸角被老鼠啃出缺口，“乡政府说了，‘村村通’工程要来了，咱得赶在前面把路基整好！”
　　 散会后，王顺发被留了下来。李桂花往他茶缸里添了勺白糖——这是她儿子从广州寄来的：“顺发，你在外面见过世面，帮婶看看这文件。”
　　 台灯下，“以工代赈”四个字在纸上跳着光。王顺发的指尖划过“劳动力折算工程款”的条款，想起电子厂里“计件工资”的制度，忽然说：“婶，要不按工时算？干一天抵一天的钱，多劳多得。”
　　 李桂花的眼里亮起光：“中！就这么办！”
　　 然而第一个报名的赵老憨却在第二天变了卦。老汉蹲在王顺发家门口，吧嗒着旱烟：“顺发啊，我家虎娃在东莞电子厂，说外头一天能挣三十块。咱在山上凿石头，一天才抵五块钱，不值当啊。”
　　 王顺发望着老汉身后空荡荡的晒谷场，往年这会儿该是春耕的热闹景象，如今却只剩几个佝偻的背影在翻地。风卷着沙尘掠过草垛，他忽然想起赵铁柱说过的话：“城里的狗都比咱吃得好。”
　　
　　 2000年重阳，蕨芽村的留守儿童第一次超过了学龄儿童。
　　 王顺发在村小代课，二十多个孩子挤在三间破土房里，最大的女孩十四岁，最小的男孩才六岁。黑板上方的国旗褪了色，左上角缺了块角，像是被岁月啃掉的。
　　 “李小雨，你来读课文。”王顺发敲了敲讲桌。扎羊角辫的女孩站起来，手里的课本卷着边：“‘秋天来了，树叶黄了，一群大雁往南飞……’”她的声音忽然哽咽，课本遮住了半张脸——她爹娘去年去了温州，至今没寄来一张照片。
　　 下课后，王顺发看见几个男孩在墙根玩“开汽车”。他们用树枝在地上画公路，最大的男孩跨在块破木板上，嘴里模仿着引擎声：“嘀嘀——深圳到啦！”
　　 他转过身，看见教室后墙的黑板报上，不知谁用粉笔画了辆大巴车，车轮下是歪歪扭扭的“外面的世界”四个字。
　　 这年冬天，村里爆发流感。
　　 六个孩子高烧不退，李桂花带着王顺发挨家挨户借手电筒——村里只有三户装了电灯。担架抬到山路口时，赵老憨的老伴忽然哭号起来：“要是有路，卫生院的救护车早来了！”
　　 王顺发举着煤油灯走在最前面，火把的光芒在峭壁上摇晃。他想起三年前母亲摔倒的那个夜晚，也是这样的山路，这样的黑暗，不同的是，如今担架上躺着的是下一代。
　　 担架在山路上颠簸了四个小时，赶到镇医院时，最小的孩子已经烧得说不出话。值班医生揉着眼睛说：“再晚半小时，就危险了。”王顺发靠着白墙滑坐在地，看见自己映在瓷砖上的影子，灰头土脸，像团被踩扁的泥。
　　
　　 2002年惊蛰，修路工地上发生了第一次伤亡。
　　 王顺发握着带血的钢钎，看着赵铁柱被抬上简易担架。小伙子的右腿被落石砸得血肉模糊，却还咧着嘴笑：“顺发哥，我看见隧道那头的光了。”
　　 李桂花蹲在旁边撕布条止血，白发已经爬满鬓角：“怪婶，是婶没算准炮眼距离……”她声音发抖，手里的布条浸透了血，“通知他爹娘了吗？”
　　 “别打了。”赵铁柱忽然抓住王顺发的手腕，“他们在佛山打工，说今年挣不到钱不回家。”
　　 当晚，村委会召开紧急会议。老周捧着账本直摇头：“工伤赔偿要三千块，咱账上只剩五百了。”李桂花盯着煤油灯跳动的火苗，忽然说：“把我的养老钱拿出来。”
　　 “那可是你攒了十年的棺材本！”会计惊得呛了口水。
　　 “活人比死人重要！”她猛地站起来，围裙带勾翻了桌上的茶缸，“再说了——”她望向窗外漆黑的群山，“等路通了，咱有的是挣钱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