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铁矿，就如同一个大的山村。区别是矿工采矿、选矿、出铁精粉，村民则种粮、种菜、种果树。矿山扎根在土地上，与群山融为一体，绿树村边萦绕，小路阡陌纵横。职工们虽然来自祖国各地，但一旦来到这里，便相对固定，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居住在一个山头，工作在一个山坳，低头不见抬头见，炊烟相互缭绕，身影相伴相随。
　　 这就有了独特的矿山文化。隆隆的炮声，伴着阵阵果香飘向远方，矿车的辙印，如同淙淙的小溪在山间流淌。现代工业文明和传统农耕文化，如同山上的果树，进行着无缝的嫁接。来自城市的和来自农村的人，都可以在这里寻觅到生活的根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工作后的第一个十年，是在遵化境内的石人沟铁矿度过的。那人、那事、那情、那景，如同一杯杯酽茶，让我醉，让我痴，叫我永生难忘。
　　
　　 ◎野生鲫鱼汤真好喝
　　 灶台，搭在我们职工学校西侧的一个山坡下。我出校门右拐，五分钟就到了。南面是一座矮山，山上边是职工家属公房，一幢幢的楼，一排排的平房；北面是一条小路，通往矿山的尾矿坝；西边是一条小河，因为这里地势平缓，小河在这里漫成了一片水域。得天独厚的另一个优势，是小路旁长有两棵粗大的榆树，枝桠相交，底下形成大片的荫凉。
　　 请我喝鱼汤的是李杰。他是北京下乡到遵化的知识青年，后来安排工作进了矿山，在长途车队，当了一名汽车修理工。车队在我们单身宿舍的对过，我们经常见面，一来二去，就彼此熟悉了。
　　 他们来了四个人，李杰，还有梁、廉、王三个长途汽车司机。看样子也是刚到。一辆双排座车，停在路旁。他们忙着从车上往下卸东西。饭桌、碗筷、小马扎、小锅、水桶等。灶台是临时搭建的，特别简陋，两块石头、几块砖戳在地上，正中留出一个空间。上边已经放上了一口小锅。李杰从车上拎下水桶，把小锅倒满水。镰师傅则从车上端下一个搪瓷盆，里边放着七八条鲫鱼。已经开膛扒肚，去腮去鳞，洗干净了。他把鲫鱼一条条捡进锅里。鲫鱼不大，每条三两多吧。
　　 梁师傅大腹便便，看样子是个吃喝能手。他往锅里放了几段大葱，几片姜片，行家里手似地说：“做鱼汤，不煎不炸，就放葱姜，大火烧开，改小火慢熬，半个小时后放盐，再熬几分钟，就可喝了。”
　　 点火吧！山区不缺劈柴，王师傅早从车上拿下一捆粗细不等的杂木树枝，放在灶台里，用报纸引燃树枝。一会儿，灶台底下就毕毕剥剥燃烧起来。正是西风，火苗从灶台东面一束束窜将出来。
　　 这个地方是李杰定的。他说，这里视野开阔，景色古朴，没有禁止明火的标志，适合野餐。还有，这里离我最近，既然请我喝鱼汤，当然以我方便为主。
　　 我说：“太客气了，我无功受禄，不好意思。”
　　 瘦个子廉师傅说：“你是老师，你赏光，是我们的荣幸！”
　　 王师傅说；“我们成天跑外，都是粗人，你就多担待吧。”
　　 李杰说：“梁师傅在官厅水库有朋友，下次我们开车到水库吃鱼去！”
　　 三个人附和。都说，李杰说了，就办。看样子，李杰是他们的小领袖。
　　 他们又说了一阵外出时遇到的新闻轶事，荤素都有，一阵阵笑声，荡起西边水域里的涟漪。小锅里早瓢出鲫鱼汤的鲜亮味道，冲进我们的鼻孔，进入我们的五脏。
　　 梁师傅打开锅盖，嘿！一锅的奶白。他从灶台里抽出几根燃烧着的劈柴，将火弄小。
　　 半个小时后，我们五个人就围在小桌前坐好。每人前面，放两个小碗。李杰从驾驶室里拎出两瓶沧州铁狮子白酒，给大家一人满上一碗。
　　 李杰喊道：“开始，一碗喝汤，一碗喝酒！”
　　 平心而论，我是第一次喝鱼汤，是第一次在野外喝鱼汤，更是第一次喝野生鲫鱼汤。一切都是简陋的，但对我来说，一切又都是新奇的，尊贵的，奢侈的。这乳白的颜色，这令人垂涎欲滴的味道，周边这有山有水的美景，让我觉得进入了人生的另外一个境界。眼前的鲜亮的鱼汤，竟让我有点舍不得入口了。
　　 “趁热喝好啊，赶紧喝！”李杰大声喊道。一手举起汤碗，一手举起酒碗。
　　 我慢慢端起汤碗，拉开架子品尝。一种从土地中生发出来的味道，粘稠中带有清爽，虽浓香但无半点油腻，如果让鱼汤在口中迂回一番，则香味好像在每个感官中飘荡，在每个毛孔中流淌，每条筋骨，每个关节都觉得松弛下来。大有人间仙境之感觉。
　　 当然，李杰还拌了一盘猪头肉，拍了一盘黄瓜，一盘油炸花生米，轮换着咀嚼起来，喝口汤，喝口酒，好像一切味道，完全融入了汤中。我们的额头早已沁出汗珠。
　　 晚霞映在水域，眼前一片火红。这时吹来一阵秋风，我感觉神清气爽。呵，这秋天的傍晚，这野外的鱼汤，这美妙有趣的享受！
　　 后来，再也没有唱过这样的鱼汤，野生鲫鱼找不到了，野外的那个意境找不到了，矿山那种特有的民俗文化也找不到了。
　　
　　 ◎沙坡峪的酸梨是甜的
　　 石人沟铁矿西北约一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小山村，叫沙坡峪。注意，不要和沙石峪混淆。沙石峪是王国藩“三条驴腿”夺高产的农业合作化典型，在遵化城南二十公里处，曾一度全国闻名。而沙坡峪在遵化城西北十五公里处，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二十几幢房屋，掩映地满山的栗树、苹果树、梨树和其它野生灌木之中。透过一团团墨绿色的缝隙，隐约可见残破的明代古长城。穿过一段被拆了长城的山口子，向北，就是承德地区的兴隆县了。这里是口外口内的分界线。
　　 这个村的西面，有一条不太深的山沟，山沟两侧长满了梨树。说是长满，也不过五六十棵。都是酸梨。许是因为植被良好，通风向阳，恋山土里营养丰富，这里生长的酸梨具有独特风格，独特口味，倍受人们喜爱。每到秋后，远近几十里的山民，都托人前来购买。小小沙坡峪，因酸梨而小有名气。据说，附近山民把这村的酸梨带给北京、天津的亲戚，他们吃后，连声叫好，说再来，别的什么也不用拿，就多拿点沙坡峪的酸梨，甚至说可以多花钱去买。“洛阳纸贵”，人们为了吃上这里的酸梨，每年春天梨花未开，就开始找村里人定购。矿上的职工，更以能够有一筐这里的酸梨而喜而乐!
　　 我有一个工人朋友，就是这个村的，叫王秀礼。他是因占地而从村里招进矿山当工人的。他成为我的朋友，是因为我教过他。大概是1983年吧，矿上在东边山坡的一块空地上建设了新的校舍，子弟学校搬过去了。山下的这所学校改为职工学校，专门培训职工。按照国家政策，职工在1968年到1980年取得的初高中毕业证，一律不予承认，要通过补课、考试，重新取得相应学历。王秀礼是1970年的初中毕业，自然来到职工学校接受培训，成为了我的学生。他朴实、率真，要强、能干。他上班前在村里的学校，没有学到太多知识，他感觉到上班之后知识的不足，他上课听讲很认真，不像是一个工人学生。我在课堂上树立他为典型，经常表扬他。
　　 三个月之后，一班三十多名工人顺利毕业了。免不了一番请客一番祝贺。五六个一拨，在家里或在饭馆，请我们几个老师小聚。王秀礼，参加大拨吃饭之外，又单独把我叫到他家吃饭。他把家的老母鸡杀了一只，柴鸡炖松蘑。让我好感动。
　　 新的一批工人又来到了学校。
　　 这年秋季后的一天，我下班回到家中。王秀礼正在我家门口等着我，一个轱辘的小推车，停在门口，两筐酸梨放在地上。那年，我虽已经结婚，但还住在北山的一间单身宿舍里。东面的一间暂时没人住，我临时占用当作储物间。他和我一起把这两筐酸梨抬进了储物间。
　　 我给他钱。他说那他就把两筐梨拉回去，以后也不理我了。我只好作罢。
　　 我早就听说过沙坡峪的酸梨，但直至这时我才真正看到、吃到了沙坡峪的酸梨。这种梨表面金黄，皮薄如纸，肉厚核小，咬上一口，梨肉细腻，没有一点渣子。细品，酸中有甜，甜中有酸，酸味柔和，甜味浓郁。王秀礼告诉我，这种梨还好存放。到了春节，你再吃，口感和味道就更好了。说着他说走了。望着他推着独轮小车下山的背影，我想，北山单身宿舍，在一个山坡上，地势很高，推着空车上来都很费劲，他是怎么从山下把两筐酸梨推上来的呢？这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在全国推开，沙坡峪的梨树也该分到了各家，这是他家生产的，还是从别人家买来的吗?这两筐酸梨，可是近一百斤啊！
　　 因为容易倒牙，以前，我是不大吃酸梨的。可自从王秀礼给我的这两筐酸梨放在储物间之后，我吃酸梨上瘾了，每天都要吃上两三个，神奇地是，我再没倒牙。到了春节前后，我再吃，果然又有了新的味蕾感受：表皮更薄更黄了，透过梨皮，似乎可见到里边的汁液涌动，咬一口，如同咬开了蜜罐，顺嘴角往外流汁，酸味似乎全部转化成了甜味，把甜味变得更浓郁、更立体。
　　 以后，再也没有吃到那样的酸梨了。据说，开矿往北发展，把那个山沟占用了。
　　
　　 ◎一辆吉普车上坐了九个人
　　 通讯和交通不便，是那个年代矿山的显著特点，或曰最大不便。比如，我的老家在丰润东南部唐山西北二十华里处，矿山距离我老家不过一百二十公里。我要从矿山回老家看望老母，有三种选择：一是乘坐小火车。从矿山步行两公里，到兴旺寨上车，咣当咣当，运行两个半小时，到唐山北贾庵子村下车，再步行半个多小时，找离这里最近同学借一自行车，骑行一个小时。这段铁路，是为运送铁精粉，专门建设的，叫唐遵铁路，北至兴旺寨，南至贾庵子。是货车上带两节客车。二是乘坐长途公交车。早七点从矿山上车，运行三个多小时，到达唐山长途车站（唐山老火车站北边一公里处），再乘坐公共汽车到裕华道找同学借自行车骑行四十分钟。三是搭车。搭乘矿山去唐山办事的客车或货车，运行两个小时，到唐山下车，再找同学借自行车骑行四十分钟。也就是说，一百多公里的路程，两头不便，掐头去尾，没有五个小时的折腾，我是看不到妈妈的。如果不是想见到妈妈，中间好多折腾，足以让我打消回家的念头。
　　 必须说明的是，能够搭上矿上来唐山的车，或在唐山碰到回矿的车搭乘回去，是最省时间最省气力最有尊严的事情了。
　　 但也是求之不得最艰难的事情。矿山车太少，矿办公室有四五辆乘坐车，拉达，罗马，北京吉普，一辆面包。这是矿领导专用车，其他职工，非经矿领导批准不可搭乘。要知道，矿山机关就有近二百人，每天都有人去唐山办事。搭车，他们往往提前三五天就和矿办打好招呼，否则，也没有坐位。基层人员就更排不上号了。矿里的长途车队，有解放货车十几辆，每天北京、天津、唐山、赤峰等四面八地跑。他们去唐山出车的任务并不太多，搭乘一次，也是十分不易，况且，货车的驾驭楼子最多乘坐三人，司机拉货往往还要有个带车的，只有一个座位可搭。司机，一般熟人多，有个坐位也早被熟人占去，我们平时和司机联系不多，搭车的机会，如同体育彩票获奖，概率低于千分之一。我在矿山工作近十年，后期又当了小头头，熟人朋友也算多了起来，但能搭到矿上车回家的次数，总共也没超过五次。
　　 这样说来，无论去唐山，还是从唐山返回矿上，能够搭上矿上的车，且不管是货车客车，就是一种非常荣耀的事情，就是一种对司机感恩戴德的事情。矿山的司机，因此也特别“牛”，特别有人缘，特别让矿上职工高看。矿山司机的媳妇，大都漂亮。
　　 矿办公室小车班的司机大严，就主动让我享受了一次这样的荣光。那天，我从老家到了市里，正在市公交车站点等候公交去长途汽车站，赶三点钟的长途班车。这时，一辆212北京吉普吱吱刹车，停在我的面前。
　　 正是夏天，司机的风挡玻璃开着。是矿办公室的严师傅。他是北京人，大个子，体重超过二百斤，说话声音如同洪钟。
　　 “这不是赵老师么，回矿山？”他隔着副驾的劳资员问我。
　　 “哦，是严师傅，我回矿上。”我平生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景，有些受宠若惊。我和严师傅并不熟。
　　 “里边挤挤，让赵老师上来。”严师傅说。
　　 我上来了。一看也惊讶了。定员四人的北京吉普，已经上来九个人，七个大人两个小孩。副驾驶挤了两个瘦子，司机和副驾驶之间挤了一个小孩，两个后座及中间挤了三个人。我那时不胖，勉强坐在了地板上，我的前边还站着一个小孩，伸手拽着副驾驶坐位的把手。
　　 “都扶好坐好站好，咱们走了”。严师傅说着，打左转向灯，加油门，212北京吉普启动上路了。
　　 严师傅开得慢。那时还没有查酒驾查超员的，路上车辆也很少。但严师傅在严重超员的情况下，冒着风险自觉停下车拉上我，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