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课”一词起源于何时无从考究，我只记得自己代课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那个时候的代课现象很普遍，特别是乡村学校，如果哪个老师需要请假的，先向校长报备，由校长找人代课，如果校长一时半会找不到人选的，则可以由请假老师自己找，人找到后跟校长说一下，就可以直接上岗了。
　　 学校找代课老师的要求几乎是没要求，只要你自己认为会教书就可以。由于九十年代的中国，国家对乡村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再加上人才严重不足，使得很多乡村学校的教师文化水平十分低下。像我就读的小学，总共五个教师，高中学历的教师也就一个，其余的都是初中学历，有的初中还没念完，普通话都不会讲，授课时一律用土话，连上语文课都用土话读。这批教师中，公办的正式教师只有一个，其余的要么是民办教师，要么就是“合同工”，没有编制的。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初中学历去做了近三年的代课教师。
　　 读者朋友看到这里，可能会觉得我只有初中学历就去“教书育人”，简直就是“斑鸠教咕咕”了，实事求是讲，就当下教师普遍具有本科学历，最次也接受过师范专科教育的队伍结构而言，初中毕业去教小学，确实难逃“误人子弟”之嫌。但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我不认为当时我在误人子弟，我甚至还认为我比很多同区域的其他所谓的正式教师都教得好，这个有具体事例为证，后文有表，此处暂且不提。为了让读者充分了解我，下面我先把自己接受教育的“履历”说一说。我全日制初中毕业于溪口中学，中考时也只考了个职高的分数，而且后来因为母亲说读职高无非也只是为了混个文凭，加之家庭条件不好，供不起我读职高，所以就此学业终止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学校一个上普高的都没有，有两位同学不甘心，隐名埋姓去复读，后来也只考了个“高中专”。较之现在考大学，那个时候考高中难度大多了。所以，我这个初中毕业生在当时并不算丢人。何况，小学阶段我的成绩一直排在前两，五年时间年年是班长和三好学生，“小考（小学考初中）”成绩冠冕全校。总之，我虽然只是初中学历，但我代课是用心的，事实上，我也教出了一些成绩。
　　 我第一所代课的学校叫北山小学。
　　 我是9岁开始入读小学的，这个年龄按当下入学年龄看，应该已经上三年级学生了，可我才一年级，这样是不是算是“高龄学生”了呢？不是，我们那个年代9岁是普遍的入学时间，真正高龄还有十二三岁才就读一年级的。那个时候小学还是五年制的，读完小学也不会自动升入初中，还得考，我“小考”时，以小学状元的分数考入初中。说这些是想传递一个信号，一个表达自己当时读书还是不错的信号，事实上，虽然都是读书，都是小学或初中毕业，但是读书好差还是直接决定了这个人的文化水平的。
　　 小学初中连续八年读完，毕业时我已经17岁了，这个年龄按现在的刑法规定，已经是要对一些行为负刑事责任了，当然，我没说自己犯事了，我只是想说17岁已经不小了，特别在农村，完全算是一个“正劳力”了。一些捉急的家庭，这个年龄还都娶妻了呢，但我没有，我是一个有理想的青年，我不甘于这辈子就呆在农村，去过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我心里有一种要闯出去的欲望，这个欲望就像我青春期的荷尔蒙，时刻刺激着我的肾上腺，动不动就蠢蠢欲动。事实上，我后来真的闯出去了。
　　 一年之计在于春，农村人做事的起始时间通常选择在年初，中途一般不做正式规划，但会做点零工。我初中毕业后的暑假就跟一位入赘温岭的同学去乐清牛鼻洞做算盘子，想赚点零花钱。两个月下来由于水土不服落了一身胃病，只能提前回家。第二年，也就是我18岁那年的正月初二，被包年1000元的报酬雇到云南去养蜂，雇佣我的远房表哥说，行行出状元，养蜂人四海为家，倒也自由自在，让我好好干，以后可以有自己的蜂场。但是后来真正接触蜜蜂后，我常常被蜇得手脚肿胀，脸也时常肿得像猪头，嘴唇像香肠，根本与蜜蜂无缘。在艰难地熬过一年后，于次年放弃了这种与山林为伴，跟蜜蜂同行的生活了。
　　 19岁那年，我闲赋在家了。
　　 我在其他文章中曾多次提到过母亲的能耐，这里再提一次，她是一个头脑活络的人，家里的一切事务都是母亲张罗着，她总能看得远，很多事都能做到未雨绸缪。在我外出养蜂的时间，母亲知道这个工作不是长久之计，很早就托一位在北山小学当校长的远房亲戚留意代课工作了。恰好这个时候北山小学有一位女老师要生孩子，需要有人去替她上课，就这样，我在19岁那年的九月份，带着一份热切，来到了北山小学。
　　 那个时候我们农村把代课不叫代课，叫“教书”，字面上很好听，说出去也很好听，公家发工资，体面，上课时间少，下午回家还可以上山砍一担柴。报酬方面，母亲和我都没有计较，完全一副“你出手我归手”的态度，但是学校不会亏待我，请假老师是多少，就给我多少。那位请假老师是“合同工”，也是没有编制的，薪水是每月80元，加上全勤奖40元，合计一个月是120元，这个120元我是很满意的，更重要的是还有“转正”的希望。
　　 母亲说，认真教，可能有转正机会。她还列举了几个周边由代课做起，后来被转为正式教师的例子。我懵懵懂懂地，倒是没想那么多，只觉得“教书”很有意思。开学第一天报到后，校长拿来语文课本，把我带到教室，说，你教这个班，三年级。我默默接过书本，站在教台上，看了一眼学生，共二十多个，他们齐刷刷地看着我，眼睛瞪得像铜铃，愕然中带着好奇。
　　 我定了定神，开始讲话。我说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老师，过来替某某老师的课的，我姓周，大家喊我周老师。自我介绍完毕，就开始上课了。当天晚上自己整出了一张功课表，上面大都是语文和数学，上午两节课，下午两节课，放学时间下午三点多。
　　 北山小学是一所正式学校，说正式是因为它是一所“完小”，有五个年级，同学们可以在这里读到毕业，五个年级五个班级，每个班级二十多人，全校合计100多人。老师算上校长共五人，每个老师负责一个班级，所有课程都自己教，上什么课，怎么上都自己定，好像包干制那样。校长教的是毕业班五年级，他是我表哥，他上课时，声音震天响，说是在自己班级里讲课，实际全校都能听到，尤其是我三年级教室恰好在他楼下，声音直透木质地板。“几乘几，前面的几是标准数，后面的几是倍数，标准数乘以倍数等于积。”他数学讲得非常透彻，我在小学没学好的知识，很多都在他楼下学懂了。
　　 没开始上课时，我对这份代课工作始终不予相信，总怀疑会被突然通知，学校不需要代课老师了。当我真实的走进教室并开始上课后，我的心才算放了下来，我终于成了人类灵魂工程师了。我暗暗鼓励自己一定要好好教，教出与众不同来，教出自己的特色与风格来。不敷衍，不混日子是我的决心。在教学上，为了调动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我很认真也很卖力去上课，从而让他们认可我，把我跟前一任老师对比，从而得出我比前任好的结论。除了教语文数学课程外，我还给学生安排了体育和音乐两门“非正式”科目。每周二和周四下午安排一节音乐课和体育课，音乐课教他们唱歌。唱《幸福在哪里》，课前我把歌词先写到黑板上，上课时我自己打着拍子，一句一句清唱，我唱一句，学生们跟着唱一句，楼上校长听到了，旁边教室的女教师也听到了，我一点不好意思的感觉都没有。初生牛犊，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只要学生开心，喜欢我上课；体育课上，我立正稍息列队，说向右看齐，齐刷刷地一群脑袋看向了右边，几个转错方向的同学跟身边的一个四目相对，突然发现自己向左看齐了后，轰的发出了嬉笑声。接着就是跑步，接力跑，棒子掉了，又是一阵轰笑声。
　　 之前只上语文和数学的同学们，突然加了音乐课和体育课，个个欢呼雀跃，每天到校时间都提早了，他们都想早点见到我。“今年的周老师真好，都会唱歌”的好评很快传遍了北山村，以及其他几个自然村，同时也传进了我几个女同学的耳朵了，此后我上课的劲头愈发足了。
　　 语文课上，先教学生生字生词，再读全文，点名同学朗读，早晨领读，生词听写、默写、批改作业各项工作一样不少，作文一周一篇，题目除了“记一件我最难忘的事”这类常规命题作文外，也让同学们自由发挥，想写啥就写啥，真不会写就写个日记，有一次我批改一位女学生的作文，其中有一段她是这样写的：“我的脑子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这句话实际是语文课本里“基础训练”部分中的一句话，她是抄了这句话交上来了。后来我找到她，问她会不会说话？她说会，我告诉她说只要会说话就好，把自己想说的先理顺，结构啥的先不管。这个要求很简单，她听了后果真这样做了，之后的作文虽说算不上精致，但至少进步了不少。
　　 数学课上，我先板书，把计算题写到黑板上，让会算的同学举手，同学们很羞赧，不敢举，我点名一位坐在最前排的男生上来，男生羞答答地上到教台，把题目做出来了。他答案做对了，只是书写飘了，为此我给学生们讲，无论是语文或是数学，书写工整非常重要，我还夸张地说，书写好了，改卷老师心情就好，心情好了，或许就把错题也给分呢。学生们听了很开心，仿佛收到鼓舞，书写渐渐有所改进。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间一个学期就结束了。我教的三年级期末考试成绩全校第二，全乡也名列前茅。尽管不知道具体名次，但校长告诉我说排名不错。
　　 代课教师最怕的就是学期结束，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假期没有薪水，二是下学期是否还能继续教。前任教师生完孩子后，想母乳喂养一段时间，希望下个学期继续请假，加上我第一学期教得有声有色，最后我被继续留用，我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继续向前了。
　　 冰雪消融，冬去春来，20岁的春节在我满怀期待下走过了正月十五，北山小学开学了。我怀揣热爱，依然热情似火上完三年级第二个学期，真正的离别在酷热中到来。学期快结束时，同学们的不舍早早就流露出来，他们经常会围着我，问下学期四年级是不是还是我教，问我是不是要离开北山小学，如果离开了会去哪里？
　　 望着学生们那一张张天真可爱的脸，心中五味杂陈。我很想给他们一个肯定答案，让他们安心，可现实却让我无法开口。最终，我只能强忍内心的酸涩，语气平和：“还不清楚呢。”那一刻，时间仿佛停滞了，我能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着一丝淡淡的忧伤，那是离别的味道，也是我们共同的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