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说到劳改农场，在大多数人眼中，往往被视为一处充斥着灰暗与沉重氛围之所。然而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那里曾是我们最温暖的家，一片充满欢乐与纯真的乐园。
　　 1970年，我父亲因工作需要被调往分宜县操场农场（劳改农场）任职。随后不久，父亲把我们全家也都接到了农场一起生活（母亲、哥哥、姐姐、我）。次年，我的弟弟在农场呱呱坠地，成为了这个家庭在那片土地上出生的新成员。
　　 不过，这个农场，并没有一个官方定名的“劳改农场”名称。确切地说，是在其特殊的历史时期，只是短暂地承担过劳改农场的职能。
　　 以下是我在百度搜索而整理的资料：分宜县芳山林场创建于1959年11月，原名国营分宜县高岚综合垦殖场。经过了三次较大的体制变动。1970年5月，宜春地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该农场，更名为“宜春地区操场农场”（劳改农场）番号705。
　　 这个劳改农场阶段持续到1972年12月，农场撤销搬迁，随后重归分宜县管辖。1973年1月，它被正式定名为国营分宜县芳山林场，属于正科级事业单位，隶属于分宜县人民政府。
　　 我是1968年12月出生，也就是说，在我们来到这个农场时，我未满三岁。姐姐比我年长三岁，当时大概五岁左右。根据以上资料上的时间推算，母亲带着我们在农场的生活大约持续了两年多左右。
　　 记忆中，我们在农场的住房子是一排长长的平房，一间靠着一间，里面住得满满当当。每到饭点，炊烟袅袅，烟火气十足。姐姐年龄大一点，她至今还记得农场的食堂和猪场在哪个位置，而我却对此毫无印象了。
　　 那时，父亲终日忙于管教工作，母亲则和农场其他家属一起在养猪场当饲养员，哥哥也在帮忙做事。初来乍到，我和姐姐既不会讲普通话，也说不了当地方言，一开口就是土得掉渣的家乡话，连“叔叔”、“阿姨”、“哥哥”、“姐姐”这样简单的称呼都叫不好，很多时候，我们干脆一言不发。
　　 然而，农场的小伙伴们并没有嘲讽或疏远我们，反而对我们格外热情，他们总是兴冲冲地拉我们一起到外面玩耍。处一起久了，渐渐地，我和姐姐没了拘谨，很快与他们打成一片。
　　 母亲与在一起在猪场做事的几位阿姨，她们也都相处得很好。平日里，谁家做饭时不巧缺了酱油、盐啥的，拿个碗去别人家端来便是；谁家做了好吃的吃食，也都会分出一点送到各家的孩子手上……那份质朴的温情，就像是老家的邻里情，无需客套寒暄。
　　 弟弟那时似乎被送去保育室托管了。我和姐姐跟着农场的小伙伴们整日疯玩，追追打打，上蹿下跳，天黑了都不愿进屋。田野里是我们尽情撒欢的天地。尤其到了夏日，我们把鞋子一脱，双脚就踩进淤泥里，抓起一团泥巴，在手里揉揉搓搓，比赛捏各种各样的形状，一玩就是半天。
　　 当然，在田野里捕蝴蝶、捉蜻蜓，是夏天我们最爱玩的事情。男孩子总是最大胆的，他们不仅猫着腰草丛里逮蚱蜢，还爬上树去抓知了，不过知了机灵得很，极少抓到。我们女孩子胆小，只喜欢拿着一根小树枝，追着蝴蝶、蜻蜓在田野跑来跑去……这些大自然里的小昆虫，在我们的眼中，都是充满神秘和魅力的存在。
　　 农场土地宽广，地里种着各种各样的农作物，每到成熟时节，我们这群孩子就一头扎进地里，无所顾忌，拔花生，挖红薯、摘西瓜、掰玉米、折甘蔗……如今回想起来，真是奇怪，那时我们竟然从未遭到大人的斥责。
　　 我还记得，在我们住房后面的山上，长着许多野果果，我们经常悄悄地溜进山里采摘，每次都能满载而归。之所以要瞒着大人们，是因为他们说山上有老虎，不准我们去摘。也不知当年山上是不是真有老虎，还是担心我们上山摔了，迷路了，而故意吓唬人的。但我们才不管那些呢，山上的野果子实在太多、太好吃了。
　　 （二）
　　 在农场，最热闹的时候，就是和劳改犯人一起坐在场部空地上看电影。在那个年代，看电影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当然最开心了。
　　 吃完晚饭，我们早早从家里搬去凳子或椅子去占位，趁电影还未开映，我们这群孩子就在场地旁边尽情追逐嬉戏，笑啊闹啊，兴奋得像过年一样。
　　 而在银幕最前面坐着的那群人，却与我们的喧闹形成鲜明对照，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他们身着统一劳改服，一个个整齐地坐在规定区域内的地上，齐唰唰晃动着的，是一大片刺眼的青灰色的头顶。他们不能起身站立，更不能随意走动，沉默而安静。
　　 在他们身后的不远处，就是我们这些农场家属观看电影的位置。一边是散漫的坐着、笑语喧哗的人们，一边是整齐的方阵、默然无声的人群。两处区域，泾渭分明，中间仿佛隔着一道无形的界河。
　　 与这些劳改人员一起观看电影，已是常事，但那时的我，可能出于孩童的好奇心理吧，常常会不自觉地去打量他们。我眼中的他们，大多数都是神情漠然，无喜无悲。但，也有面相很凶的，眉眼里透着一股狠劲儿，让人发怵。
　　 不过，无论这些劳改人员是和善还是凶煞，年幼的我都不敢和他们对视。只要他们的目光不经意扫过来，我便立刻转头躲避。心里对他们还是有一点惧意的。这种惧意，只是来自他们的特殊身份，并没有别的。
　　 按着惯例，每次电影放映之前，这些劳改人员要先唱一首歌，然后电影才开始正式放映。
　　 不知为什么，那时的我，对这些劳改人员竟会涌出几丝怜悯之意。不是怜悯他们失去自由之身——那时的我对这些尚无深刻理解。而是每次观看电影，我们都是坐在高凳之上，而他们只能坐在冰凉的地面上。一眼望过去，前面尽是一片黑黢黢的背影，比我们低矮了一大截。
　　 这种视觉上的高低落差，竟让我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那是一种近乎无意识的的优越感。
　　 这份无形的“优越感”，让我久久地沾沾自喜。同时，心底也莫名升起一种执念：一定要做个好人，绝不能像“他们”那样——否则看电影就要“低人一等”，太丢人了，太不体面了。也许，这就是“劳改农场”带给一个三四岁孩童对“好”与“坏”最朴素的认知。
　　 其实，在农场的两年时光，在我生命中刻下的印记，远比一个三四孩童所能理解的更深刻。那些细碎的记忆片断，以为早已遗忘，慢慢又都想起了。
　　 我记得，那天，送我们回老家的汽车已经快要发动引擎，我还在地里和小伙伴玩耍，突然农场的一位阿姨匆匆跑来，一把将我抱起，说，要回家了。
　　 我不知道回家意味着“离家”，我还没来得及和玩耍的小伙伴告别，就被阿姨一把塞进汽车里了。车门关上的那一刻，我看到车下的人们，都在不停地挥手。坐在车中的母亲，已是满面泪水。所有人都在说，“再见！”“再见！”可是，从此一别，我们再也没见。
　　 五十四载光阴就这样如流水而去……前几天，我和姐姐说着这些旧事。我说，“真想再去那里看看，说不定，当年一起玩耍的小伙伴，还有人一直在那里生活。”姐姐立刻连声说，“我也想去！我也想去看看！”
　　 或许有一天，我和姐姐真的会踏上那条通往芳山林场的路，去看看那片曾经带给我们无数欢乐的土地，去寻找记忆中那些熟悉的场景……
　　 幼年时的这个“劳改农场”，却成为我灵魂里未封缄的一封长信：当年一起嬉戏玩闹的小伙伴们，如今都在何方？你们是否也像我们一样，对那段时光念念不忘？若是能重逢，那将是多么美好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