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箱，是实木的。但它极其简陋，简陋到寒酸，甚至简陋到狼狈不堪，一副彻头彻尾的穷酸相。它的材质，不是普通的樟木、竹簟等，更不是高档的紫檀、楠木等，这些东西，我只在古书上看到过，在古戏中听到过，从来没有用过。我的这个书箱，用的全是杂木板子，是我家老宅里自生自长的榆木、槐木、桑木锯出来的板子。工艺上，原始到无以复加，没有半个榫卯，六个面，全部用铁钉子钉成。钉子帽锈迹斑斑，长度不等地排列在箱子四周，像是随意丢上去的黑西瓜籽。当然，箱子正面，更没有什么朱砂描金，竹丝镶嵌，铜件包角等饰物，也没刷半点胶啊漆啊等。就连那锁扣，也是铁质喷漆，用几个螺丝，改锥拧紧固定上去的。总之，我的书箱，是一个纯正的实木箱子，没有半点污染，百分百绿色家具。这是我永远值得骄傲的地方！
　　 最让我骄傲的，还是这个书箱，是我自己做的。
　　 1972年，通过村里推荐和学校考试，我有资格成了一名高中学生。通知书是临近过年时发给我的。过了正月十五，我就要去车轴山中学读高中了。这是我初中复课一年等来的机会，是我在寒风凛冽的腊月，凌晨三点钟从炕上被老师叫醒，踩着没膝深的大雪去学校参加考试考来的机会。看到通知书那天，我哭了。我百感交集，我觉得像范进一样中举了。学校距我们村六公里，要住宿。妈妈把麦秸子用小毛驴拉着石磙压柔软，装在一个大的粗布袋子里，给我做了个草褥子；又把我用了几年的被褥拆洗，絮上了一层新棉花；把家里最好的脸盆、毛巾也给了我。
　　 但缺少一个箱子，盛放个书本什么的。家里各屋，我翻了个遍，连个木或纸箱子的影子也没有找到。我又一次领教了贫穷的滋味。但我从䟫屋一张老式贡桌的桌斗里看见了家里的那把老式和尚头铁锤，还有锈迹斑斑的一把铁钉，又发现散落在小棚子里、鸡窝顶上和羊圈顶上的几条木头板子。这让我想起了村里的木工，想起了木工，就激发出了一个创造的灵感——我为什么不自己钉个箱子呢？这个灵感获得了妈妈的大力支持。她又从南院西侧的篱笆上，拔下几条长长短短的木板，抱到我的面前。
　　 她说：“这是那年盖猪圈时，放了几棵南院的榆树、槐树，找木工给锯的板子。你就挑着用吧！”
　　 于是，我迈出了为自己打造生活的第一步,开始了一项空前绝后的“工程”。这些木板，有薄有厚，有长有短，都很陈旧，有的一头都糟朽了。我不会木工，不会划线，也没有锛凿斧钻。我只用家里仅有的三件工具:一把锤子，一把钳子，一柄木锯，就在南院厢房前边的空场上，叮叮当当地打起了木箱。我把木板糟朽的部分锯去一截儿，把能用的木板一一擦拭干净，把锈钉子用砂纸磨出亮光，我学着平时在村里看到过的木工干活的样子，把一块块木板摆弄过来，再摆弄过去，比比划划，吊线找齐，钉子钉歪了，拔出来再钉，手指肚磨出血了，洗洗裹上块旧布继续“叮当”。喂猪喂鸡之余，妈妈也过来，给我出主意，打下手。用了一天半时间，一个一米见方，高四百厘米的实木木箱就做成了。做成的箱子，委实不大规则，更谈不上雅观，用力一扭，还会变形。但我很惬意，很珍惜，也很欣赏。这是我十六岁时用汗水换来的杰作，它让我觉得我长大了，肩膀结实了，可以干点事了。妈妈又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锁吊，一把旧锁。这使我的这个木箱又有了专用性和私密性。
　　 从此，这个简陋的自制书箱，就从生我养我的村庄起步，跟我踏上了求学、工作之路。从1972年到1989年，默默地跟了我十八年。从平原到山区，从农村到城市，带着我的书，我的本，我的其它物品，漂流四方，印证着我青春的足迹。
　　 在高中时期，这个书箱，收藏了我的特殊记忆，有着独特的贡献，那时，我们住的是通铺。七八十平米的一间大屋，住着我们十七八个同学。我把这个木箱，塞在了我床位下边进屋看不到的地方。我不愿让同学看到我这个寒酸的书箱，我也害怕他们知道这个木箱里装的什么书。我那时已经养成了爱看书的习惯。大哥上学时的语文教科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的舒拉的故事》《金光大道》《艳阳天》等当时流行的几本小说，都在我这个书箱里。我怕别人给我借走而忘记还我。特别是，我的语文老师谷士信，靠他个人关系给我借来的《简爱》《悲惨世界》《红与黑》等好多外国名著，还有父亲原来看过的《三国演》《义浒传》等书籍，都在这个书箱里。当时这是禁书。我经常在没人的时候，偷偷看上几眼。我不敢想象，有好事的同学知道了，我会有什么不良后果。
　　 二年高中，转眼就过去了。我的直感告诉我，我自此，将永远失去美丽的学生时代，告别上学的美好时光。这个木箱，陪我回到了我家老宅，我把它放在我居住的草房西屋。我不愿它离开我的视线。我自己拥有的十几本小说，还有大哥给我从北京买来的带着《槐树庄》电影插图的硬皮笔记本（我始终没有舍得用），都放在里边。下地回来，我就偷偷看上一阵。我想今后与我读书有关的物件，只是这个书箱。它是我读书的全部寄托和依赖。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令我尴尬的事情。同是社员的大哥大姐们，愿意听我给他们讲《水浒传》的故事。我就把铁锹扛在肩上，从书箱里拿出一本水浒，装在裤兜，下地了。队长不在时，大家边干活边听我给他们讲；歇烟（休息）时，在地头我专门给他们讲。大家不但没有因此而多干活，反倒影响了进度。这事很快让队长知道了。一天早晨，分配活之前队长训话说：“下地拿书本，说段子，影响学大寨。书本能长玉米出小麦吗？立马打住！”五十多名社员，齐刷刷地把眼睛转向我。我脸一红一白的。
　　 晚上，和往常一样，队长又来我家抽旱烟，和父亲聊天。父亲说：“你就别管老四拿书本的事了，这不随我么。我支持他，说不定以后能用上！”队长和我父亲个人关系挺好，他不识字，不知书里阴晴，并没恶意。以后，他就睁一眼，闭一眼，装作不知了。
　　 这是1975年的事。1976年地震前，我就开始在地方报刊上发表文章，成为唐山地区重点培养的业余作者了。接着，公社总校长和社办中学校长就找到我村大队支书，叫我到社办高中代课，教化学。我成为了一名民办老师。1977年高考恢复，我被唐山师范录取。高中毕业回到农村这三年的时间，我把木箱里的十几本书，读了个天翻地覆。是书箱里的十几本书，伴我度过了苦辣酸甜、阴晴雨雪的三年。在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急切时光里，父亲说：“你肯定考上了，因为，这几年，你没有间断读书。开卷则有益！”事实证明，父亲判断正确！
　　 这个木箱，和上高中时的被褥、草褥子，就又随我进了唐师的校园。这意味着，我又有了上学机会，我换成了城市户口，毕业后，我将成为一名国家干部，享受商品粮，挣官钱。别的同学，也都带来一个箱子，但都比我这个正规、好看。有牛皮的，有柳条的，还有木制大漆的。对我这个怪异、奇葩的木箱，他们难免投来怪异、奇葩的目光，但我，没有因此抛弃它，甚至产生一丝鄙视的念头。他们怎么知道，这个木箱于我，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木箱，在师范的几年，除去放书，我的增多的几件换洗衣服，也时常放在里边。它在我的床底下，是我在师范那段读书的时光里，唯一属于我的财产。锁、锁扣等，什么都没有改变。
　　 1980年秋天的一个傍晚，这个木箱又随着接我的双排座汽车，从唐山师出发，走平原，进山区，来到了石人沟铁矿。这年，这个书箱，已经跟了我八年，它还将在这座矿山，陪伴我十年。
　　 一个物件，也会随主人身份的变化，改变在周围人眼中的价值和地位。越来越破旧的书箱，到了矿山之后，并未招来人们鄙夷的目光。他们以为这就是一个普通而正常的储物箱子，就如同我的一件旧衣服，说不定会有什么不同的经历，暗藏好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们或许还会以为，这是主人不事张扬的表现，有着为人低调的品质。
　　 但它的功能倒是有了不少增加，不少改变。这时没有禁书了，我有了自己的办公室，我把原来藏在箱子里的书，名正言顺地摆在了办公桌上，腾出箱子的空间，盛放我洗干净的衣服——每月有了固定的收入，我的衣服也在不断添置，我也不像以前那样不修边幅，而是常洗常换，叠好放好了。
　　 一二年之后，我收到了大批信件，都是我创作的作品寄出又被报刊退回的稿件，大部分是小说。短的一两千字，长的三四万字。有的还附有编辑的修改意见。这是我的心血，我舍不得扔；编辑的留言，更让我珍惜。放在办公桌上，不便，也乱；随便扔个地方，又怕丢失；有成功作家的感言说过，成名之前的退稿，成名之后都发表了。我想有朝一日我出名了，这些退稿，自然也有了出头之日。这时的书箱，在我的心目中，就如同一个保险柜，一个首饰盒。
　　 更有喜剧味道的，是这个木箱里，盛放了我和好几个女朋友的通信。说是情书，没有那么火辣；说是一般平信，又是恋人之间的私语，总有朦胧的情味。我所以这样的信多，原因是我后悔分配到矿山，我不想就此扎根矿山。在这里搞对象安家，再想调走就更渺茫了。我就坚定决心要在唐山市里找女朋友，搞对象安家。结果低不成，高不就，谈过的女友不少，信件挺多，对象一个没有落实。我一封没有舍得扔。一则我是个好动情的人，珍惜遇到过的人和事，二则我想这都是创作素材，那带着真情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把这些信件，放在这个不起眼的木箱里，是让我最放心不过的。
　　 但我没有能够如期地调走。二十七八了，已经到了晚婚的年龄，我还没有看到任何可以调走的迹象。总不能两耽搁，赔了夫人又折兵呀，调走没戏，对象又不谈，什么是个头。在朋友的强烈劝说下，我终于还是在矿山结婚了。住单身宿舍，住鸽子楼，住正式楼房，在矿山搬了三次家，房子越搬越好。有孩子了，孩子一周了，二周了。这个书箱，就跟着我搬这搬那。衣服是都拿出来了，但退稿和书信还在里边。特别是书信，必须锁在里边。妻子若是看到，我有一千张嘴巴也是不能说清楚的。虽是个人历史的一个过程，我虽然问心无愧，但我妻子无意间看到了，也是麻烦。我怕费口舌，我担心引起误会。我想找个时间，整理一下，转移到一个更合适的地方。但没等我转移，担心的事情就发生了。在一次搬家中，箱子掉了一块板，里边的信件掉出来不少。我急忙上前去捡，眼睛害怕似地看了几眼妻子。一个女人的第六感官和天性敏感，让她马上想到，其中必有故事。她把这些信件全部收起，又管我要过钥匙，打开木箱，把剩在箱子里的几封信也全部收了过去。她平时不爱看书，更不敢熬夜，但这天她用了多半夜的时间，全部看完了这些回信。前后三年多时间，涉及四个姑娘。她一一问个底朝天，直至确认为现在没了来往才放下心来。但下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她说起话来，还拿这事调侃我，我无言以对，她却开怀大笑。这不怨书箱惹，而是书箱上那块糟朽的木板惹得祸，或者说是我自己惹得祸！
　　 我又想起单身时，我们打平伙，每次我都是这个书箱搬出来，当饭桌。这虽然是我主动要用的，但仍然惴惴不安，担心酒水和菜汤，渗到箱子里边，污染了我的信件和退稿。更担心酒过三巡，他们硬要打开箱子，看到我的隐私，再公布于众。
　　 直至1989年，我从石人沟铁矿调回唐山，我才把它留在了遵化我妻子的娘家，结束了它伴随我的历史。它本来就是用陈旧的木板制作的，又经二十来年的搬来搬去，它也如饱经风雨的老人，满面沧桑了。以后去拜见岳父岳母，看见这个木箱，我还后悔怎么没有让它再回到故乡，让它魂归故里。
　　 算起来，属于我个人的用品，有哪件跟我有十八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