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雨时断时续，隔三差五回乡家，视察一下屋后的菜地。发现菜地北面靠河岸边的空地上，竹笋如同地里钻出来的导弹，密密麻麻的阵型，大有漫延的气势。照这样下去，不久，以地下的“千军竹鞭”侵占这片菜地，以地上的“竹叶青云”遮挡阳光雨露，岂不是影响一家人的生活质量？其实，从春暮到黄梅，我又是用木板盖，又是用铁锹铲，已与竹笋战斗了好几个回合。但，一逢雨水，一夜就又冒出来。此时，我皱眉，握锹，嘴上狠狠地自语：只要你敢露出头来，我照样毫不留情地把你们一个个铲除，捍卫我的菜园领地。于是，脱掉小褂子，朝手掌上吐了口唾沫，握拄锹柄使劲地铲起来。
　　 晚上，感觉左脚面上有点痒痒，脱掉鞋子一看，不知什么时候被小虫子咬一下。就用手指挠了几下，又搓了几下脚丫里的脚气，认为是无所畏的事，一夜过来就好了。第二天，到城里，白天穿着鞋子没在意。晚上，再看脚面被咬处有点红肿，又挠了几下，洗完澡，妻子拿来一个小瓶子，对我说：“这是我用大红花泡的酒，你涂涂看，消不消肿？”我就用面纸蘸了蘸，涂了一下。哪料第三天，整个脚面红肿起来，走路都跛足了，是否药酒扩散的？妻子见状不妙，说：你赶快到乡下张桥医务室，给黄医生看一下，他虽然是乡村医生，但看外科很有经验哩。
　　 黄医生名字叫黄爱东，家在丁伙镇，双华村，张桥组。少时是学医的，获得过几种医疗方面的资格证。在乡镇医院干了几年，就回家办起了个人珍所。但是，营业执照属于丁伙乡镇医院的。在镇院允许的范围内就珍，每月，每季，每年有材料上报，由镇院监管。爱东已从医四十载左在，年近花甲，鬓发微霜，但眼明，耳聪，脑灵。几十年来，扎根在乡村，一生兢兢业业地给农民看病，积累了丰富的医术经验。
　　 他情系朴素庄稼人的疾苦，关心那些丧失劳动力的老人。所用的药水、药片，以最低的价格结算，以最虔诚的心服务老百姓。遇到疑难杂症，不能看的绝不看，不烂用药物，不谋求私利，劝说病者去设备齐全的大医院观察治疗。爱东医生的医术、医德在乡村远近闻名，赢得了老百姓很好的口碑，也得到过不少乡镇颁发的荣誉证书。
　　 “黄医生你好！”我一瘸一拐地来爱东医务室，进门先打了个招呼，便坐他的办公桌对面的椅上。穿着白大褂的黄医生说：“你好！什么情况？”我就把脚上发生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他作了汇报。他听了说：“哦！你把鞋袜脱掉给我看看！”他看了又红又肿的脚面，又用手摸了一下，告诉我：“你这脚是被在竹笋间的毒虫咬的呀，现已散毒了。”我一惊：“哎呀！是不是我妻子给涂的红花酒散的？”黄医生说：“不懂，在家就不能瞎用东西涂，来看医生就行了。”我心里自责：难不成被竹笋施了毒计？
　　 “你若再拖下去，严重的话，连大腿丫子的淋巴都得疼痛。”哇！小玩意还整出大问题了。黄医生接着说：“这样吧，我先用消炎药膏替你蒙上，再挂几瓶水。”我坐到挂水的椅上，左脚跷在方凳上。他一边敷药膏，一边问我：“你挂头孢有药物过敏吗？你血糖高吗？”我回答：“不过敏，血糖也不高。”不一会儿，爱东的夫人手上拎着一瓶药水走来。我伸出在右手，夫人将药水挂在铁架钩上，用一根橡胶带扎在我的手腕上，并在手面上拍打了几下，然后将针头插进了我的静脉里。吊瓶里咕噜咕噜地冒着气泡，药水滴滴答答地流进我的血管里。
　　 爱东医生的夫人叫小芳，也是学医的，年龄和爱东一般大。说话轻声细语，待人和蔼可亲，短发，皮肤与同龄人相比还算光滑，只是那双拿针头的手不那么精细。她年轻时一直在镇医院当护士，从医几十载，勤勤恳恳地干到退休。以前，在乡医院上班时，每逢休假日，或下班时间，回家来就给丈夫帮忙挂水。现在退而不休，两人专心打理医务，为乡村百姓服务。前年又添了第二个孙子，二人自然开心的不得了。但因看病的人多，抽不开身，就请了保姆帮儿媳带孩子。
　　 吊瓶里的药水，像秒针一样地动着。我挂一小瓶水的功夫，黄医生已看了好几位病人。有的是老人拿着体检报告来询问的；有的是老奶奶脚踝受伤的；有的是轻年人咳嗽感冒；有的是中年妇女看头痛、疱疹的；还有中年男子受凉牙痛的……才稍停，又接了镇上的领导打来的电话。听话音，大概是要给他写赞扬的文章，需要提供一张给人看病的照片。于是，就叫隔壁看牙的孙医生帮忙，用手机拍了一照片，传了过去。然后，就在电脑上写着什么。
　　 坐在我对面挂水的是一位中年妇女，跟黄医生说她经常头痛，黄医生问：“你有血压高吗？还是感冒引起的？”她说：“平常血压不高，又不感冒。”黄医生说：“等一会我替你把血压测一下，如果不高，那去大医院做个头部CD，有可能是轻微脑梗。”黄医生接着说：“现在人的生活条件好，吃的好不谈，还不像以前的种田人那样起早摸黑地干活了，造成脂肪在人体内堆积，所以农村得‘三高’的人越来越多了。”
　　 我对黄医生说：“我越来越觉得，如今人的生活条件好，可为何身体抵抗力大不如我们父辈的人呢？”他说：“你们都知道生命在于运动吧！过去种田的人，平日很少吃大鱼大肉，还得一天忙到晚。其实呀，在运动的过程中，他们身上的血液也在不停地快速循环，打败了一些病毒，也就是病毒无法攻击人体，再加上得到充足阳光的沐浴。所以，别看庄稼人瘦精精的，却很少得病。即便受凉感冒了，到田里干一下活，多喝点水，又自愈了，久而久之，自然产生了抗体。”黄医生接着说：“而且，人在运动的同时，血管始终保持畅通，就如同农村的水渠一样，常有水流动，就不会有淤泥堵塞了。同样，人的血管就不梗塞。我告诉你们，现在有些发达国家的人感冒了，他们很少挂水吃药，照常工作，多喝开水，用水流动的方式，来调动自身抗源。话又说回来了，过多地用药，还损坏人的其他器官呢，像我就在医务室一天忙到晚，就很少得病。”
　　 黄医生的一席话，聊的是人“未病”的良方。人本就与病毒共存，病毒怕的就是医生。而乡村医生是守护老百姓健康的第一道战线。
　　 想我小时候生病，母亲就常带我到大队卫生室去看。在那个六七十年代，大队卫生室就一间简陋的小房子。一名男赤脚医生姓蒋，个子高，是当兵退伍的军人。一名女赤脚医生姓曹，是学医的。靠墙的医药柜上，摆放着两只印着“红十字架”的药箱子，一只蒸煮针头的酒精消毒炉。桌上两个小酒精瓶里，插着两根“体温计”，一只“听筒”，一只“测压器”，一本开药方的纸笺，一支水笔插在墨水瓶里，还有一只印有“为人民服务”的白瓷缸子。墙上贴着“治病救人”等毛主席语录和一些防病治病的宣传画。
　　 记得，有一次因咳嗽，母亲带我到大队卫生室来看的情景。蒋医生先从酒精瓶里抽一根体温计，甩了甩，又用棉球擦了擦，放到我的舌头下面。大概过了一刻钟，拿出来一看，说有点发烧了。又把我拉到朝阳的大门口，用一个小竹片，伸到我的嘴里，摁住舌头，看了看的喉咙，说我喉咙有点红肿了。蒋医生坐下来，将听筒放在手上焐了焐，伸进我的棉衣里的胸口听，问我哪儿难受呀？夜里咳嗽呀？喉咙疼不疼呀？望、闻、问完毕，便从医药柜里拿出一只细针管，在我手腕上做了过敏“皮试”，疼得我紧咬牙切齿。
　　 然后，又拿出一只方纸盒，打开，取出一支“青霉素”小药粉瓶。用针管抽了点蒸馏水注入小瓶里，摇了摇，又抽出来。我不敢看了，母亲扒下我的裤子，蒋医生用消毒棉球在屁股上擦了擦，冰凉凉的，我两腿本能反应地一惊。蒋医生用手指敲点我屁股的同时，将针头扎在我的肉里。完了，蒋医生用镊子拔掉推管上的针头，放进一只铁盒里后。用一只塑料管子，将药粉吹进我的喉咙间。最后，从柜子取出一个盛药片的玻璃瓶，倒出几粒消炎药放在一张白纸上，包好，又拿水笔在纸上写。关照我母亲怎么给我吃药，还要来打三四天的针。母亲给了五分钱，当！蒋医生放进了桌上的那个白瓷子里。
　　 那个年代，大队卫生院只打针不挂水。大多是看感冒、小孩咳嗽、拉肚子、皮肤“出花”等症，大人看病的少，看“三高”的病人更少。蒋医生在卫生室看病，曹医生就背着药箱给躺在家的老病号巡诊，打针。给妇女、孕妇检查看病，送药。上下班没有规定的时间，有时走在路上，碰到来看病的人，还要再回头。如果病人多，一时走不开，还要忍饥挨饿。
　　 两名赤脚医要做全村人的卫生医疗工作，其实是蛮辛苦的。责任最大的是替人家孕妇接生，因为这是关乎两个生命的安全，一刻不容有丝毫怠慢。
　　 以前，农村孕妇不像现在的人，从一开始就到医院定期检查，建档案。有的孕妇到生产的头两天，还挺着大肚子在地里干活呢。我听母亲跟邻居的二大娘聊天。那是一个雨雪霏霏的冬日某天，我家北面的生产队，王奶奶家的媳妇晚上突然肚子疼。赶紧跑到曹医生家，敲门，请她去接生。已经上床睡觉的曹医生，听说是生孩子，二话不说，迅速地又重新穿上衣服。外面寒气袭人，曹医生头上扎了一条方巾，背起药箱，打着手电筒，踏着霜路去王奶奶家。
　　 曹医生到房间一看，孕妇的宫囗正慢慢打开，这是孕妇第一次生孩子，疼得她不停地哼哼。曹医生一边劝她忍着点，一边叫王奶奶拿来木盆，烧点开水备用。时间在一点点过去，房间里灯火通明。到了下半夜，孕妇的宫口才开五六指大。到了天亮还没完全打开，王奶奶的一家人像是驱逐魔鬼一样，仍然守在堂屋里。
　　 此时，一夜下来，孕妇已没劲用力了，曹医生也有点紧张起来——羊水早就破了呀。一会儿看，一会儿摸，在焦虑中等待。大概到了晌午时分，看到婴儿露头了。曹医生安慰满头大汗的孕妇：“快了！再用把力。”又过了一会，孩子终于生出来，医生拧着婴儿的双腿，在小屁股上掌击了几下。一口气上来，“哇！”产房里传来一阵令人喜悦的啼哭声，一下子打破了堂屋里凝重的气氛。揪心的王奶奶露出了笑容，赶紧去灶台上做了两个荷包蛋，端给曹医生吃。忙完后续琐事，曹医生脱下橡胶手套，将婴儿包裹好，放在他妈妈的怀里，对王奶奶说：“恭喜您得了一个大孙子，母子平安。”王奶奶抓住曹医生的手连说：“感谢你！辛苦了！”又从身上掏出一个红包，塞在她手里。曹医生不肯收，王奶奶说：“不多，这是乡俗，作兴意思一下哦！”
　　 曹医生一夜带半天没合眼，又扎起方巾，背起装着快乐心情的药箱，拖着疲惫的身子，一步一沉重地走在已化霜的泥泞路上。
　　 有病找医生，有生命危险也找医生。过去农村的孩子多，大人们要在田里干活，没有时间照看，常常有掉到河里的事情发生。还有家庭发生矛盾，或者邻里为土地吵架，一时想不开，而喝农药的事情。每一次遇到这种不幸的情况，乡村医生骑着自行车，如同上战场一样飞奔而去。跪地压胸，排水，做人工呼吸。或给喝农药的人，灌肠，洗胃，排毒，在哀嚎中，冷静而紧张地施救。一遍又一遍，再苦再累，也要争分夺秒，把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从鬼门关拽回来，那怕汗水湿透了衣背，心里也感到无比的高兴。
　　 乡村的赤脚医生，不但是给人看病治病，还要为老百姓防病防疫。记得那时，在贫瘠的农村有十几种传染病，主要的有霍乱（疟疾），天花，白喉，肝炎，还有鼠疫等。我们小时候，赤脚医生用针在膀子上种“牛痘”，吃“糖丸”。以前农村里的沟河、池塘等水域有很多“钉螺”，而钉螺又是吸血虫病的唯一中间宿主。每年春天，由赤脚医生带队，村里组织“查螺”工作，有效预防传播。还有农村人住的是低矮的土墼墙房子，老鼠泛滥成灾，鼠疫肆虐，由村卫生室医生送药，参加灭鼠。一年忙到头的，没有几个好好休息的时间，若大年初一有状况，还得要出诊……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百姓的健康，依旧离不开排忧解难的乡村医生，就如同一台机器离不开维修工。这次我被毒虫一咬，在黄医生的治疗下，共挂了五天的药水，终于不疼、不痒，不红、不肿了。我甩了甩腿脚，回去又可以与竹笋战斗了。
　　 “但愿世间无疾病，宁可架上药生尘。”一句写在黄医生办公桌后面墙上的话，这只是医生给病人的良好祝愿。世上吃五谷的人，哪有不得病的呢？我们每一个人从生到死，其实就是一扬与疾病斗争的过程。医生就是这场漫长“战役”中的盟友、助手。而乡村医生如同是扎根乡土里的翠竹，虽无参天之势，却以坚韧的脊梁撑起一方健康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