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9月17日，傍晚5时，喧闹了一天的温州机场渐趋宁静。
　　 货运仓库内，民航公安分局正会同工商部门，根据线索，突击检查一批待运货物。24件标明“发往北京”的服装纸箱引起在场人员的注意，拆箱检查，暴露在人们眼前的是“希尔顿”香烟，每箱160条，共计3840条。
　　 9月18日上午，天高云淡，一切如常。货运室门口，公安人员严阵以待。
　　 只听一声低喝，“来了，注意！”大家精神一振。一辆小四轮货车迎面驶来，公安人员勒令停车检查。结果，那车标明“服装”字样的货物，均为外烟。司机见势不妙，弃车逃跑，两名押车者当场被擒。
　　 据交代，他俩均系福建石狮人，名叫苏×胜、蔡×声，在市区蒲鞋市租有一民房作转运窝点。两天内，侦察人员共查获走私外烟128箱，计6400条，价值19.8万元。
　　 民航公安分局对苏×胜进行初审。苏×胜推说不了解情况，拒不交代。侦察人员在其身上搜出了一本通讯录，里面记有机场一些工作人员的电话号码。据此，公安人员敏锐地作出判断：苏×胜等明目张胆进行外烟贩私，手段如此巧妙，过关如此容易，肯定涉及内部人员。
　　 1986年9月，温州自筹资金建设飞机场，并于1990年6月17日试飞成功。
　　 于是对自北京航线开通以来的货单进行清查，共查出有嫌疑单据140多份。因案情重大，他们迅速向市公安局作了汇报。局长立即指示经济侦察处立案侦查，深挖到底。此案引起了中国民航总局、华东民航管理局、浙江民航管理局和温州机场党委各级领导高度重视，他们密切关注着案情的发展。
　　 9月22日深夜，机场货运室负责人王×秋被依法收审。9月23日上午，公安人员对民航王×秋的家进行搜查。一进门，各种什物令人目不暇接，崭新的高档进口家电闪着幽光。
　　 经搜查，缴获金额合计9万元的银行存单、9500元人民币及若干外币，并搜出王×秋参与外烟贩私活动备忘录、发货单和通讯录等罪证。
　　 9月28日，弃车而逃的小四轮司机吴某，东躲西藏十天后，慑于政策的强大威力，在其伯父的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交代了参与贩私的部分罪行。
　　 侦察人员风雨兼程，四面出击。具体负责市内贩运的叶×兴、机场商务科长助理张×林、提供货源的温州女烟贩黄×、首犯之一施×纯相继被抓获。
　　 12月17日，侦察人员赶赴北京，与民航总局公安局、首都机场公安局取得了联系，在茫茫人海中，擒获同案犯、北京机场工作人员龚×和烟贩子魏×、李×。
　　 三个多月来，侦察人员克服重重阻力，经过侦察审讯、内查外调，盘根错节的犯罪网络渐渐清晰。
　　 始作俑者是石狮人苏×德及其妻施×纯、其弟苏×胜，前期合伙人是瑞安人杨×、北京人李×；后期合伙人为叶×兴；贩私烟源主要提供者为温州女烟贩黄×、金×；北京销赃者有吴×、马×、魏×等。为贩私提供市内运输工具收取酬金的有温州人吴某、史某。而温州机场王×秋、张×林等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贪赃枉法，为贩私活动提供合法手续，大开绿灯。
　　 自1990年11月份到1992年9月18日，该贩烟团伙共非法空运140多趟，发运外烟30多万条，经营额近1000万元，获利近200万元之巨。至此，贩烟团伙全军覆灭。
　　 此案作为中国民航史上罕见的巨额贩私烟案，在当时推高了人们对于沿海开放、经济突围、政策调适的关注热度，引发出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也让参与追踪报道的记者回想起温州曾经的走私潮。
　　 走私船直接开进瓯江。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是一个喇叭裤摇曳生姿、蛤蟆镜闪耀街头、录音机奏响时代旋律的年代，走私货盛行，构成了那个特殊时代的独特风貌。在沿海的一些城镇，走私货交易市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狭窄的街道上，摆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新奇玩意儿。日本的电子表，走时精准，款式新颖；香港的收录机，音质醇厚，成为音乐爱好者的心头好；还有各种时髦的服装、饰品，让人眼花缭乱。
　　 这些走私货，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满足了人们对物质的渴望，也让世界的潮流迅速涌入温州这片古老的土地。尽管它们的来路不那么光明，但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却为人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户。
　　 而背后，是经济转型的阵痛。
　　 温州地处浙南丘陵地带，人均耕地仅0.41亩，且多为贫瘠山地。1978年全市GDP仅13.2亿元，工业基础薄弱，国营企业吸纳就业能力有限，生存压力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于财富有着更加敏锐的嗅觉和追逐动力。
　　 此时温州商品经济已开始萌芽，物资相对匮乏，市场对各类商品需求甚大，而当时国家关税政策和口岸监管不完善，社会治理存在“空窗期”，政府职能在一段时间内未对走私进行有效管理制止。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布后，沿海部分群众将走私曲解为“对台民间贸易”，认为走私行为就是对台通商，是发展地方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好门路。
　　 与此同时，亚洲四小龙产业升级，台湾、香港等地淘汰的电子产品（如收录机，电子表）通过走私进入大陆。境外商品具有价格和品质优势，走私能获取高额利润，如走私的日本塑料电子表、收录机等转手利润可观。日本东方表国内售价120元，走私价仅60元；双喇叭三洋收录机转手利润达300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年工资。
　　 当时东南沿海地区走私现象比较普遍，如福建石狮等地存在走私活动，这种风气对温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境外走私集团时常在浙闽交界的东沙岛海域进行走私交易，满载私货的境外走私渔船甚至直接开进瓯江口等地。一些境外走私团伙看中温州的地理和市场条件，与本地一些人相互勾结，推动了走私活动的发展。
　　 温州第一个规模较大的走私活动高潮，出现在1980年底。
　　 乐清的黄华、里隆位于瓯江边，是交通要道，便于走私船只停靠和货物运输。1980年春夏之际，黄华首先出现走私现象并很快蔓延形成市场，而里隆因交通便利，不久取代黄华成为最大的走私市场。大量走私货物云集于此，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市场上交易的物品包括手表、布料、收录机、录音带、尼龙自动伞等。走私物品价格与国内市场存在巨大价差。一时间，里隆声名大噪，当时竟有温州里隆、香港九龙、台湾基隆并称的“三隆”之说。
　　 里隆走私市场的“繁荣”带动了当地“三产”的发展，300余户的小村一时间冒出饭摊、旅馆80余家，但同时也滋生了算命、看相、赌博、诈骗、斗殴等不良现象。
　　 另外，苍南林家院村（现属龙港）毗邻福建，水路可直达鳌江，也成为走私物品集散地。1980年林家院村日交易额超10万元，走私者年收入可达数万元，远超当时城镇居民年均收入。
　　 走私活动在短期内让一些人获得了巨额财富，刺激了地方经济。1980年温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10亿元，其中私货占比超30%。
　　 当时出现农民弃农、工人弃工、渔民弃渔参与走私贩私的情况。如1981年3月，丽岙公社后中大队50%的农民从事走私和贩私，城关低压电器厂100多名工人参与贩私，工厂停产9个月之久。
　　 走私活动助长了社会的不良风气，使一些人滋生了不劳而获的思想，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道德风尚。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治安问题，如走私过程中的抢劫、争斗等事件时有发生。
　　 从长远看，走私挤压了本土产业空间，如柳市低压电器市场因走私假货泛滥，1982年产值同比下降53.8%。走私严重扰乱了国家的经济秩序，冲击了合法的商业经营，导致国家关税流失，影响了当地正常的经济发展格局。
　　 频繁的走私活动促使温州在监管领域先行先试。
　　 1980年开始，中央下达一系列文件打击走私，浙江省和温州市据此作出部署，乐清县成立了打击走私工作指挥部、领导小组。从1980年4月到次年8月间，乐清立案审理走私大要案35起，逮捕63人，判刑37人。
　　 1981年4月到9月，温州等地开展集中打击海上走私统一行动，开展“反走私百日会战”，查获案件490起，逮捕63人。
　　 1983年底，乐清反走私斗争取得重大成果，黄华、里隆走私市场被取缔，海上走私基本杜绝。之后，乐清虽还出现过一些走私小高潮，但规模远不及此前，一直到1984年，沿海地区走私泛滥之风基本刹住。
　　 1987年台湾开放探亲后，两岸民间往来增多，部分台商通过温州沿海进行“小额贸易”，实际从事走私活动。
　　 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明确走私罪定义。
　　 1990年苍南查获的台湾走私船中，70%以上以“探亲”名义夹带货物。
　　 20世纪90年代日本汽车、韩国服装等也成为走私热点。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温州海关仅有3艘缉私艇，且缺乏雷达监控设备。走私分子利用夜间运输、改装渔船等方式规避检查。
　　 1990年《关于惩治走私、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细化量刑标准。在相关部门的打击下，走私猖獗的势头终于得到有效遏制。
　　 1993年温州“海上风暴”行动查扣走私船127艘。
　　 1995年温州查获走私汽车237辆、香烟12万条。
　　 1997年刑法修订后，走私普通货物罪最高可判无期徒刑。
　　 1999年温州率先建立“船舶联合鉴定机制”，破解走私船处置难题。
　　 2017年“智慧反走私”平台上线，实现海陆空全天候监控。
　　 温州市船舶联合鉴定经验做法被浙江省政府报送全国打私办。
　　 无声的战斗，远远没有结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犯罪分子，逃脱不了法律正义的惩罚！
　　 温州八九十年代的走私贩私现象，是改革开放初期制度转型、经济起飞与社会失序交织的缩影。它既暴露了监管体系的漏洞，也折射出民间对财富的渴望。随着法治完善和经济结构升级，走私贩私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这段历史仍为解读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提供了鲜活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