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奔的恩师
　　
　　 众所周知，叶永烈在他十一岁那年，邂逅了热心的编辑杨奔先生。正是有了杨奔的悉心指导，叶永烈才开始在文学道路上稳步前行，最终成为一位大作家。但很少有人了解，杨奔之所以对叶永烈如此关照，其实是在反哺他小学时期一位老师的知遇之恩。
　　 杨奔，原名杨丕衡，1923年出生于张家堡的一户贫穷家庭。1929年，年仅六岁的杨奔踏入了张家堡关西小学的校门，与他一同入学的还有后来成为美籍华人、世界著名数学家的杨忠道。当时，他们的老师中就有杨仲坚（毕业于上海持志大学）和杨焯孙（毕业于杭州甲种工业学校第一期）等年轻老师。
　　 在杨奔的散文《琼枝师》中（在瓯语中，“琼枝”与“仲坚”发音相近），他深情地回忆起这位平生第一位恩师：“琼枝师对我而言，意义非凡。他严厉而威严，让顽童们闻风丧胆，但我却对他心生敬畏。尽管我并不顽皮，但我也害怕他。然而，私下里我却非常欣赏他那洒脱的气质：他身材颀长、皮肤白皙、额头高阔、眼睛秀丽，穿着得体，在人群中犹如鹤立鸡群。”
　　 当时，杨仲坚刚刚从上海持志大学毕业，身上既有一股来自乡绅家庭的文雅气质，又具备新时代青年所特有的文学气息。杨奔又在他的《发蒙》中写道：“我被安插在孩子群中，很孤单，下了课，就待在檐下的水缸边看孑孓游泳（这缸里的水是供磨墨用的）。有人从背后抱起我，一看，原来是那穿长衫的先生，他问了我名字，又问：“你说，是阿妈好，还是先生好？”这很叫我为难：要说阿妈好，先生会不舒服；要说先生好，这不是真话，我所熟悉和眷爱的是阿妈。只好含糊回答：“都好！”不想先生大为高兴。放学时告诉了去接我的阿有伯，阿有伯转告了母亲，母亲在饭桌上又作了郑重的传达，说我一上学就受到夸奖。”
　　 与那些乡村顽童相比，从小文静聪明的杨奔深受这位及任老师的喜爱。他这样写道：“有一次放晚学时，下起了雷雨，同学们都冒雨跑了出去。只有我独自留在窗口写作业，身上冷得直发抖。这时，一件外衣轻轻地披在了我的肩上。我回头一看，他已经悄然站在了我的身后。‘先回去吧，我这里有伞。’他说。我惶恐地把衣服和伞退还给他。我知道他喜欢我，但我不敢靠近他。”
　　 杨仲坚发现年幼的杨奔天智聪慧，对国文有特有的兴趣，为了让他阅读更多的书籍，杨仲坚亲自带着杨奔去拜见自己的堂伯兼校董杨慕份。这位双目失明的校董，虽然无法亲眼看见杨奔，但他却深情地摸着杨奔的头，嘱咐道：“听说你爱看书、能作文？好好用你的眼睛去看，我已经看不见了，只能靠耳朵听。唉唉，谁再我发蒙呢？……”这次见面之后，杨奔便经常前往后仓的“大夫第”，向校董杨慕份和举人杨悌家借阅书籍，以此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和提高写作能力。
　　 1932年，杨奔前往六里外的宜山小学就读高小。巧合的是，杨仲坚老师也恰好转到了宜山小学任教。在杨老师的指导下，杨奔每个星期都会前往学校的培英图书馆借书回家阅读。通过大量的阅读积累，杨奔的写作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杨老师还把杨奔的两篇作文推荐给上海春明书局，被编入《小学生模范作文》，这一成就在学校里引起了轰动。
　　 1935年杨奔高小毕业，由于家境困难，他不得不辍学。得知这一消息后，已经转到金乡小学任教的杨仲坚马上来到杨奔家中，最终说服了他的父母，让杨奔跟随他去了二十里外的金乡小学补课复习，准备参加来年的中学考试。杨老师在自己那间狭小的斗室里，为杨奔铺起了小床，利用课外时间全力辅导国文课本，他还请同事陈辅卿老师利用晚上的时间为他补习数学。然而，面对杨老师的爱心辅导以及自己对数学的不擅长，杨奔最终还是选择了告辞，回到老家跟随父亲种田。
　　 1935年下半年，杨奔跟随沪山蔡家处的姜岩生先生学习塑佛雕刻。在学徒期间，他与佛教禅师炎亭僧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当学徒的日子里，杨奔学习之路依然没有中断，由于学徒没有工资，没钱买书，他便继续前往后仓大夫第和宜山小学培英图书馆借书阅读。图书馆管理员陈云轩先生见他年轻有为、求知心切且言辞诚恳，便破例借书给他，还免收了押金。就这样，在当学徒的三年里，杨奔依然借阅了大量书籍，并养成了自学的好习惯。
　　 杨仲坚天性清高，他不仅是一位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更是一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当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常常在课堂上融入抗日教育的内容。由于他厌恶并畏惧“白色恐怖”，于是毅然辞去了金乡小学的教职，重拾家传的中医之术，在家乡做起了“儒医”。这是一份典型的“自由职业”，无人管束，也不必卷入政治漩涡。然而，杨仲坚并不擅长打广告，且处方开得十分谨慎，因此他的医务并不繁忙。有人笑话他写的诗比处方还多，但对于中医，他始终保持着认真的态度，1937年6月，他还在上海《中医新生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治痢须防蛔虫之建议”的文章。对于这一段经历，他向杨奔介绍了自己创作的一首得意诗作《对镜》：
　　 多病清癯尚可观，英雄豪气在眉端。
　　 而今论相须论背，莫把菱花仔细看。
　　 当杨奔读到这首诗后，便向杨老师询问第三句中的“论背”是何意。杨仲坚笑了笑，解释道：“妙就妙在这一句。它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讲的是齐人蒯通假装相面人劝韩信造反的故事。”他还进一步说：“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这里的‘背’，指的是背叛。但在这首诗中，我赋予了它新的含义：背景。是的，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没有背景（乡下人又称为‘靠山’、‘牌头’），你能干得了什么呢？”
　　 最后，杨老师抚着杨奔的背，感慨地说：“你啊，可惜了！”
　　 尽管杨仲坚的生活充满了波折，但他对杨奔的关爱从未改变。1938年的秋天，杨仲坚实在不忍心看到这颗充满潜力的“文学幼苗”被埋没在乡间田野之中。于是，他通过陈辅卿老师的介绍，费尽心力地为杨奔在仙居小学争取了一个国文教席。从此，杨奔踏上了一生的教育文化之路，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写出许多经典的散文，成为温州地区的著名作家。
　　 为了让杨奔阅读更多的古今中外书籍，他多次邀请杨奔前往自己家中借阅书籍。陈华垟的杨家是一座被高大围墙环绕的“书香门第”，园子里种着上百棵水蜜桃树，每个房间里都摆满了书籍，尤其是靠墙矗立着的三大柜《古今图书集成》，几乎顶到了天花板。每次去杨家，杨奔都会抱回一堆书，过一段时间后，再去换一批新的。
　　 1940年，杨奔回到了家乡张家堡，担任关西小学的国文教师。两年后，他参加了在平阳郑楼举办的“浙江省立温州师范学校”教师培训班，并在温州师范的张老师的介绍下，参加了福建集美中学的函授学习。张老师还热心与暨南大学的中文系主任许杰保持通信联系，许杰主任又特意介绍杨奔去暨南大学图书馆工作（1941年暨南大学已迁至福建建阳）。然而，由于抗战和其他原因，杨奔最终未能成行，而是转赴仙居的雅店桥小学任教。
　　 从1943年到1945年，杨奔在绿萍乡小学担任教师期间，他效仿自己的恩师杨仲坚，积极向高年级学生推荐抗日宣传刊物，并在课堂上融入抗日教育内容。抗战结束后，1946年，在师范的张老师的推荐下，杨奔来到了宁波鄞县师范学校担任教师。直到1948年8月离开宁波，期间他不仅出版了《描在青空》一书，还成为了宁波文艺协会的24名发起人之一。这段经历在杨奔的一生中堪称最为非凡和难忘的。
　　 就在杨奔逐渐羽翼成熟，即将展翅高飞之际，他敬爱的杨仲坚老师却不幸于1946年正月病逝。在《琼枝师》这篇文章里，杨奔满怀哀伤地叙述道：“我离开故乡没有多久，就收到了他去世的悲痛消息。听说他起初只是头痛发热，服用了几片阿司匹林后，汗水如泉涌般无法止住。他无奈地长叹：‘看来是要死了——那就死吧！’言罢，他拉起被褥，遮住了自己的面容……”
　　 杨仲坚老师怀着忧郁的心情离开了人世，身边围绕着家人和杨奔等众多学生的深切哀悼。他逝世后，那些精心收藏的万卷图书不幸流失，妻子改嫁他人，而他唯一的儿子也沦为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三十载春秋流逝，到了1975年，杨奔怀着沉重的心情专程前往杨仲坚老师的故居。当他见到杨老师的遗孤时，心中波澜起伏，满怀深情地写下诗句：
　　 知音一曲苦难忘，乌桕红经卅度霜。
　　 忽值遗孤择老泪，遗篇愧对十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