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五年前的一天，我在好友陪同下，在伦敦游览了温莎城堡和泰晤士河畔的小镇返回的时候，正逢第二天是5月5日。这个日子是19世纪思想巨匠，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诞辰的纪念日。于是我向陪我游览的好友提议，请他带我去探访一下马克思曾经在伦敦生活的岁月，即便是走马观花地看一遍，也是我想要的伦敦之旅。好友知道我有这个想法，便点头答应了。
　　 我和好友是多年忘年交，共同的文学爱好使我们在创作交流中认识。后来他来到伦敦读硕，住在华侨亲戚的家中，毕业后在伦敦兼职当了一家旅行社的中文导游，他说他喜欢这项工作。多年来，他在兼任导游工作中，对伦敦这座城市的旅游景点和名人纪念地很熟悉。
　　 当天晚餐后，好友陪同我在宾馆一起聊天时，专为第二天探寻马克思在伦敦生活的岁月和足迹做了功课。为弄清行走的路线，他不仅绘了一张路线图，还逐一标出了马克思当年在伦敦生活、学习和工作的一些地方，同时还包括了伦敦市中心的具有纪念意义的马克思纪念图书馆、伦敦大英博物馆图书阅览厅，还有马克思的墓地。这些地点基本能涵盖马克思和家庭人员在伦敦生活过的岁月。
　　 喝着咖啡，我便回忆起小时候听老师讲马克思在伦敦的一些故事，好友不愧是导游，凭着他日常练就的口才，还对马克思在伦敦生活的一些前因后果的纪事也讲得清清楚楚。为第二天出行活动做好了准备。他说这不仅是导游的责任和习惯，对出游者来说也很重要，这是保证“去的高兴，回来愉快”的关键。在好友的介绍安排下，我对马克思如何来到英国伦敦的前后经历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
　　
　　 马克思为何流亡英国伦敦
　　
　　 记忆的幕布很快拉开。马克思从小出生于普鲁士王国（德国）的莱茵省特里尔市一个犹太人的家庭。他从小聪明好学，中学毕业后先后就读了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大学毕业后，他在1840年下半年开始动笔写了一篇名叫《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之间的差别》的博士论文。在论文中，马克思通过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原子运动观点的探讨，明确提出了自由的立场，马克思认为原子偏离轨道的运动，对于原有的既定轨道来说，无异于革命。凭此论文获得了耶拿大学博士学位，这样的学位在当前年轻人中很少能获得。
　　 1843年他在迁居巴黎后的6月19日，在经历了社会风雨多变的日子，马克思与等了他7年之久的、生于1814年的比他大4岁的、出身德国贵族家庭的燕妮•冯•威斯特法伦结婚。他们在莱茵河与纳尔河交汇处的克罗茨纳赫的一座新教教堂举行了婚礼。从此他们开始有了家族和自己的孩子。然马克思却成了一个没有国籍的人……
　　 原来马克思获博士学位和婚后，他在人生的理想与谋生需求的驱使下，决定通过涉足新闻界的方式进行他的理论研究。早在1842年2月，他又将博士毕业后撰写的第一篇政论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寄给了在法国巴黎从事政治和哲学活动的卢格，从此开启了二人间短暂的合作。于是马克思和卢格在巴黎合作创办了《德法年鉴》刊物，在这本刊物的第1期和2期的合刊号上。年鉴以醒目标的题刊登了马克思、卢格、巴枯宁、费尔巴哈恩格斯等写的八封信件，以开篇的方式发表，这对于理解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过程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还讨论并阐述了创办该杂志的背景和目的。
　　 在《德法年鉴》中，马克思还发表了两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即《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和卢格一开始合作很顺利，他曾给予卢格较高的评价，称他为哲学和神学新闻的焦点人物。但他与卢格的合作关系并未像他与好朋友恩格斯那样志同道合。由于他们在思想观点、处事风格和工作方案等方面存在分歧，致使他们在1844年《德法年鉴》出版后就开始公开决裂。
　　 《德法年鉴》出版后，立即引起了欧洲各地广泛的关注和反响，在德、法、俄等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中间受到普遍欢迎，特别是《德法年鉴》中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受到进步思想家的高度赞赏。这下可吓坏了普鲁士政府，他们如临大敌，开始动用一切手段阻止这份杂志进入普鲁士境内，并警告书商不得出售该杂志。同时还下令，如发现马克思等的年鉴撰稿人进入国境就立即予以逮捕。所以从那时候起，普鲁士王国政府通过采用种种方法，和欧洲其他国家一起，先后四次进行驱逐马克思。马克思便成了一位政治流亡者。
　　 马克思在巴黎生活遭到特困的时候，他的好友恩格斯在返回德国巴门老家途中经过巴黎，他与马克思见面后，看到马克思生活贫困的现状后，决定想方设法资助马克思，支持他带着妻儿离开法国去英国。那时恩格斯家的经济状况较好，由他继承了家族的纺织厂事业，被称为“棉花大王”。所以从这时开始，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资助不仅体现在经济上，还体现在共同的志向和精神层面上。他帮助马克思完成了许多工作。成为了世界上最亲密的朋友。
　　 1845年2月，普鲁士王国又通过法国首相基佐所在的政府，想方设法把马克思逐出法国。这样马克思就来到了比利时。但普鲁士王国政府又不放过他，通过比利时驻外使节对马克思继续进行迫害和驱逐，使得马克思无法返回自己的祖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路可走的马克思于1845年12月宣布：“脱离普鲁士国籍”。就这样，巴黎马克思从此就成为了一个没有国籍的人。
　　 1848年，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导同盟者投入革命洪流。3月初马克思又被比利时政府以种种借口要驱逐出布鲁塞尔。在这样的境况下，马克思的妻子燕妮知道后，她立即带着女儿小燕妮在几天后赶到了布鲁塞尔与马克思团聚。为支持马克思的革命事业，燕妮毅然离开了贵族家庭，甘愿与马克思一起过颠沛流离的生活。就这样，这个没有国籍的从事革命活动和重视理论研究的马克思，决定带着妻子燕妮和孩子一起来到法国巴黎后，然后前往英国伦敦。因为在那个时代，英国伦敦曾是许多欧洲革命者的避风港。
　　 1849年8月，马克思带着妻子和孩子全家搬进了英国伦敦，直到他在1883年逝世，时间共34年。在这34年中，马克思一家因在英国伦敦买不起房子，所以只能靠租房居住着生活，他和妻子燕妮带着孩子们先后在伦敦居住过五个地方，在艰难困苦中搬过四次家，可见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生活对他们是多么的不利。没有国籍的马克思来到英国伦敦后，由于他的激进思想和革命活动，英国政府也开始对他的行动产生了警惕，除限制他的出行，还阻止他参加范围较大的群体活动。这对马克思来说苦不堪言，雪上加霜。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用坚毅、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妻子儿女们在一起生活着，用他的双脚踩出了属于他的闪光足迹……
　　 在伦敦的这天晚上，好友为我做了出行前的介绍，熟练的语言介绍彰显了他当导游的老经验和老资格，令我对探访马克思在伦敦生活过的地方充满了信心。
　　
　　 马克思流亡伦敦后的多次搬家
　　
　　 第二天早晨，我在宾馆刚用好早餐，好友就请亲戚开着小车来接我了。
　　 于是我们一起很快坐上了车子。没多久，车就来到了当年的切尔西区国王路的安德森大街的路边。这里是伦敦的高端住宅区的现存历史建筑，其街道位置与建筑本体至今保留仍然完好。这里就是1849年8月，由马由克思带着临近产期的妻子燕妮和三个孩子到达伦敦居住的地方。
　　 在好友介绍下我知道：这个地方是伦敦当时比较时尚的地区。那时这里的房租不便宜，每个月的租金6个英镑，加上其他生活各方面的支出和孩子的护理费等，每月的支出费用很大。这就是马克思在伦敦租房住下的第一个家。
　　 由于形势所迫，马克思又没有固定工作，全家搬到这里后顿觉缺少了收入来源，所以不多久，马克思很快就陷入了欠债的境地。不仅需要应对每天的生活费用，还要关照妻子怀孕生孩子的事。面对各种额外带来的开支，马克思开始付不出房租了。这样过了一段时间，随着燕妮肚子里的孩子出生不久，房东便执意要收回出租的房屋。除了催马克思支付房租外，还打电话叫来了警察帮助驱赶。就这样，马克思全家就从租屋内被赶了出来。这次的伦敦搬家对于马克思一家来说，不仅失去了居住的地方，还被迫放弃了大部分添置的日常用的家俱等财产，就连出生的婴儿睡觉的摇篮和女儿爱玩的一些玩具等，也被房东作为房租的抵押品。经济困境迫使马克思不得不寻找便宜的住所。
　　 接着，在好友陪同下，我们又来到了1851年6月至1856年马克思一家所居住的地方，这就是当年马克思一家从安德森大街4号搬到位于伦敦市中心的苏和区，靠近牛津商业街和华埠的中国城唐人街的迪安大街28号。这是一座典型的1820年后由乔治四世在位时建的房子，外观看上去简朴雅致，但走近一看就觉得也狭窄。这是一栋普通的公寓楼，是一栋四层建筑。如今的房屋底层，还开着一家意大利餐厅。这里离开马克思第一次搬家居住的地方相距2.5公里左右。这是马克思在伦敦租房住的第二个家，他和全家在这里居住了近6年。
　　 抬起头来，只见在三层的外墙上挂着一块蓝色的圆形牌子。凝望，只见上面简明扼要地写着：“‘卡尔•马克思1818—1883’；‘1851—1856年’曾在这里居住”。好友告诉我：马克思在28号的这间公寓里时，当时的美国已建立起联邦共和制的政府结构。马克思为了生存，接受了纽约《每日论坛报》主编查尔斯•戴纳提供的驻伦敦记者的职位。这样，马克思就开始用英文为该报纸撰写文章，为美国读者报道欧洲近期发生的一些情况。报社的这份工作为马克思养家糊口带来了一些收入和生活希望，但收支依然入不敷出，全家人每天常常靠面包度饥饿度日。
　　 据好友介绍：当年马克思带着妻子燕妮一家来到28号时，他们全家已经有六口人了，他们在这里度过了第一个悲惨的夏天。说到悲惨，还要加上伤心和眼泪。在这里，刚出生不到一岁的儿子亨利、女儿弗兰兹斯卡、大儿子埃德加尔分别都得了重病，因缺医少药，三个孩子先后在迪安街的这个家中去世。其中8岁大儿子埃德加尔是在1855年5月病死在马克思怀中的。
　　 悲痛欲绝的马克思在给好朋友恩格斯写信时说：“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在女儿死后，马克思的妻子燕妮在她的回忆录中也写下了痛苦的记录：“我绝望地跑到一个法国移民那里……请求他给我一点资助，他非常友好地给了我两英镑，我用它买了一口小棺材。小女儿出生时没有摇篮，而死时差一点连安身的地方都没有……”
　　 这就是马克思一家在迪恩街28号生活的真实生活情况。期间，马克思尽管经济上非常困难，家庭又多次产生不幸，但他仍坚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他在自己的住所还不断会见来自欧洲各国的一些志同道合人士。与此同时，他还在距离迪恩街不远的大英博物馆展开了系统的阅读与研究，并投入了他的《资本论》第一卷写作。在三年多时间中，积累形成了著名的《伦敦笔记》，为《资本论》的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这么说，这个地方就是马克思认真思考和撰写《资本论》地方。如今在这座公寓的墙上，我们还能看到了伦敦市政会出示的蓝色保护匾，这是纪念和保护历史遗迹及名人故居的标志。成就了历史名人马克思的荣耀。
　　 面对墙上的匾牌，好友手指着又告诉我：马克思写《资本论》时，其妻燕妮也是功不可没。当时由于生活所困，马克思的身体也每况愈下，身体许多部位常常疼痛难忍。所以有时只能卧床写文，或向燕妮口述所写文章的内容，由燕妮帮着写完整。虽然燕妮也身患着病痛，但非常支持丈夫马克思，她经常帮他抄写文稿。特别是在替他誊写手稿并认真阅读的过程中，一旦发现字句和段落间的疑难问题，或有不了解的地方，她就会通过向马克思提问后帮着纠正，成为了马克思的特殊秘书。马克思除了赞美燕妮，还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在这里马克思和妻子患难与共，相濡以沫。无论生活多么坎坷艰难，他们都坚守着互爱互动的真谛，没有放弃彼此。
　　 探寻了迪安街28号马克思居住的地方，车子又开到了相距约3公里左右的北伦敦格兰夫顿—特勒斯大街9号的地方。这里是1856年5月马克思一家搬到这里居住的第三个地方。这一次搬房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是马克思妻子燕妮在苏格兰生活的伯父逝世，由她继承了160镑的遗产；二是燕妮自己的母亲也去世了，她又继承了120镑遗产。这些钱让马克思一家有了可以改善一下租房条件的可能。于是他们便从迪安街28号搬进和住进了靠近汉普斯德特希思公园旁一处的三层小楼里。这就是马克思在伦敦搬住进的第三个家。后来，由于这条大街延长，其门牌号也就变成了46号。在这里，马克思写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剩余价值论》两部经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