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一个电话，我还真想不起来写此文。前几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个女的，开口就让我猜她是谁？我有些懵，自己亲朋好友多了，这怎么猜？于是让她直接说，她这才“咯咯”一笑后自报家门，原来她竟是我读电大时候的同学大姚。自从那年上海世博会见面后，都25年没联系了，她居然还记得我，真难得。彼此寒暄一番后，我问她有啥事情？她说，上海电大（现改名开放大学），现在有“专升本”的招生计划，问我想不想参加？我当场给笑喷了，回答她，我黄土都快埋到脖子了，哪还有这种兴趣？可她说，她想报名，反正呆在家里也没啥事情，想弥补一下当年的缺憾。其实，跟她通电话时，我就想对她说，电大“专升本”报名年年有，如果想报名，我早就报了，何必要等到今天？可又一想，人家是好心来问你，干吗要泼冷水？
　　 大姚，我这位当年的电大同学，因为长得人高马大，都叫她大姚。她今年73岁，年龄比我大2岁，曾经是上海大连中学69届初中毕业生，担任过上海某纺织配件厂的副厂长。她今天这番“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着实让我佩服，但也让我有些担心，因为我太了解她这个人了。
　　 我原先与大姚并不认识，虽说当年同属市纺织局，但不是一个系统的。我记得1988年9月在电大总校上课，有一回，她是在第2节课结束后才赶来的，坐在我旁边，手捧一盒臭豆腐吃着，那臭豆腐的气味让我难忍，于是捏着鼻子对她说，你就不能到外面去吃吗？她笑笑说，这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可香呢！要不来一块？还没等我回答，她就将一块臭豆腐硬塞进了我的嘴里，就这样，通过臭豆腐这个“中介”，我们认识了。在我眼里，大姚可是个读书很不用心的人，因为经常迟到，有时候还旷课，主要原因还是一个字“忙”，工作忙，家务忙，来上课是挤时间的。电大上课，有半工半读和全业余两种，我和她上的是全业余性质。虽然是全业余，但电大也有考勤制度，每次上课，学生都要签到，如果缺勤达到规定的课时，学校就会取消你的学籍。为此，大姚经常打电话到我单位，让我给她下一次上课签到。看在同属纺织局的面子上，也看在她确实忙的原因上，我也就时常帮她这个忙，后来，学校发现了这个问题，采取上课点名的办法，她才规矩了很多。电大是学分制，3年达到规定学分正常毕业，学分7年有效。我是4年达到全部学分，她是最后一年才达到全部学分。在2000年的上海世博会上，我恰巧又遇见了她，彼此谈起读电大的事情，她大谈苦经，说，如果当时不是为了一官半职，她才不会去读书呢！太辛苦了。如今她退休在家，无所事事，又想去读电大的“专升本”，岂不是有点滑稽？
　　 不过，大姚说的也没错，当年我们读电大，确实有这个原因。我记得1987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我单位党总支副书记老刘找我谈话，说，让我抽空去补一下学历，说是上级公司的要求，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你达不到规定的学历要求，就不能作为第3梯队干部培养，即使在职的干部，也要换下来。我当时对什么梯队说法有所耳闻，但并没有太在意，因为工作忙，自己又忙着要结婚，所以对老刘说的话，全抛在了脑后。过了一年，老刘又问起我补学历的事，我对他说，我对补学历没兴趣，也没空去补，随便你们怎么办。听我这么一说，老刘光火了，当场狠狠批评了我一顿，说我是猪脑子，不会往深处去想想？尽管老刘没有挑明，但我不糊涂，明白他说的是啥意思？无非就是在工资待遇上会更好些。但我真不想再去补这个文凭？因为在这之前，我用了两年业余时间，才在虹口教师培训中心，拿了个高中文凭，想就此打住。再说我们服装厂，是个忙得让人难以喘气的行业，外贸生产单子多得不得了，一张接着一张，天天延迟下班，周六加班，也成了家常便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再去读书补学历，岂不是“叫花子要黄连”自讨苦吃？何况那年，我还担任着缝纫车间主任一职，平时忙得跟猴一样。
　　 下班回家，我将被老刘批评的事，无意中跟妻子说了，妻子顿时光起火来，骂我确实是个猪脑子，说，领导为啥不叫其他人去补，偏要让你去补？这不是明摆着要培养你吗？你咋这么不识抬举呢？我说，我工作太累，不想再去读书，妻子斥责我，你再累能有我累吗？我每天挺着个大肚子上班，回家还要做家务，难道不比你累？我警告你，你再累，也必须给我将电大文凭拿下来。妻子跟我说话的时候，已经怀孕6个多月，我不想让她多生气，寻思自己平时也爱看点书，于是勉强同意去读电大。
　　 读书补学历，说说容易，做起来真难，时间不是最大阻碍，最大阻碍来自自己。虽说我当时已经取得了高中文凭，但肚里跟清汤寡水一样，没有一点货，面对汉语言专业的十几门功课常常发愁，尤其是古汉语和古典文学。古典文学考试，其他同学都是一次就通过，我却是考了两次才勉强及格。在古汉语考试上，我更是考了3次都没及格。由于古汉语是必修课，如果不及格，就不能拿文凭。随着时间的推移，眼看这门必修课，只剩下最后一次的补考机会，自己却没有一点把握，我急得寝食难安。正没方向时，有一天晚上，我在厂里值班，无意中在工人日报上看见，中央电大有古汉语练习题出售的消息，我顿时喜出望外，于是第二天就跟学校联系，然而学校老师却说，这是中央电大搞的练习题，我们这儿没有。我只得又写信跟中央电大联系，想让他们邮寄给我，可信寄出后就没了下文，打长途电话也联系不上。这时候，我妻子给我出了个主意，说，要不请假几天，专门到北京去一趟？我有些踌躇不定，一方面是舍不得钱，这来去一趟花费肯定不少，一套练习题能值几个钱？太不划算了。另方面，专为这事请假，领导能同意吗？妻子看出了我的心思，斥责我说，你在单位大小还是个干部，做事这么婆婆妈妈的，将来怎么有出息？在她的逼迫下，我不得不向厂长请假，在得到厂长同意，妥善安排好工作后，去了趟北京，顺利地买到了这套练习题。
　　 那时候，我白天工作，晚上读书，确实很辛苦，但再辛苦，也没有我妻子辛苦，她既要上班、又要回家带孩子做家务，还得利用空隙时间，去参加厂里新纺技术培训。由于当时住房条件差，我除了去电大上课外，作业和毕业论文，都是下班后去图书馆完成的。那时候的区图书馆，成了所有在职职工唯一能安静读书的地方，成人阅览室天天爆满，连少儿阅览室都被占用了。我怕中午到外面吃饭，被别人抢了位子，就经常带些面包饼干充饥。妻子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每周六周日两天，还送饭菜到图书馆，让我在走廊里吃，她给我看着位子，等我吃完后，她再将饭盒带回去。前年有一回，她整理物品时，翻出了我那本电大文凭，调侃我说，如果不是当年我这个牧羊人，用鞭子不断赶你，你这头懒山羊（我属羊），恐怕不是掉队了，就是被狼吃了。
　　 虽然说那年代上班族读书，不少人包括我在内，都是被动的“要我读”，但也有很多人，是主动的“我要读”。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企事业单位，不仅需要大量的文化人才，更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于是，这些人边工作，边参加电大职大等各类成人教育。拿文凭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目的，是要学习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这方面，上海当时就涌现出像包起帆、李斌这样杰出的工人楷模。包起帆先生原先初中毕业，曾经是上海港务局的一名码头装卸工，后又做了几年的机械修理工。在做机械修理工中，他发现码头木材的装卸，全靠工人下舱人力捆扎起吊，险象环生，安全事故不断。为此，他下定决心，要研制一只抓运木材的械具，来保障工人的生命安全。于是，他参加了业余大学的学习，通过业余大学的学习，和自己不断的钻研和实践，终于制造出一只安全抓斗。在这之后，包起帆又搞出了很多重大发明，多次获得国际金奖。包起帆不仅成为著名的全国劳模，而且又被任命为上港集团总裁，即使退休后，他也被上海市政府聘为高参。
　　 随着高教的蓬勃发展，电大职大之类的成人学历，早已被淹没在全日制大学学历的长江之中。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曾经的电大经历，让我难以忘怀，每每想起，总有一股别样的滋味。是的，我很庆幸自己生在那个年代，也得感谢我那位“牧羊人”，否则，像我这样的懒山羊，如果当年不是被逼着啃点书，搁今天，恐怕连草都没得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