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初中）记
　　 老家曾办过一所学校，叫象坎学校。这是一所全日制学校，我的小学和初中，就是在那里读的。
　　 学校位于象坎东西两村之间的祠堂内，这是象坎胡氏宗祠所在。年少时，曾翻阅过一本泛黄的宗谱，上面记载着祖先的世系，但具体内容已模糊不清。后来，曾尝试进行过新的考证，知道我们与陈姓同宗，后来分支独立为胡姓。我们这一支，从河南迁至安徽，再从安徽迁至浙江金华、丽水，最终定居于台州一带。去年，东村的堂兄舜标经过不懈的努力，考证出象坎的祖先是从丽水缙云胡村乡（现更名为胡源乡）的上坪村迁徙而来。上坪村的宗谱记载，象坎的始祖是伯淳和兆祖，他们是俩兄弟，伯淳公定居于西村，而兆祖公定居于东村。伯淳公曾留下一首诗：“处州来到象龛山，少年英雄不等闲。伯仲东西分卜宅，水如玉带岭如环。”生动地描绘了象坎的景象。从诗中可以推断，象坎的本名应为“象龛”，而“坎”应是后人采用了“龛”的谐音。
　　 学校所在的祠堂，原本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合院建筑，坐南朝北，气势非凡。北边有五间宽敞的房屋，每根立柱都需一人合抱，村人称之为五间面，是东西两村祖先安放牌位的地方；东西两侧是厢房，各有二层房屋七八间；正中央是一个大型戏台。父亲曾告诉我，原本大戏台后面的大门两侧，各有一排房屋，但为了办学，这些房屋被拆除并改建为校舍，这便是我上学时的模样。小时候，长辈们提起大祠堂总是充满自豪，说这大祠堂是临海出西乡最大的祠堂之一。
　　 上学第一天，是由小姑金莲带去的。小姑是父亲五兄妹中最小的一个，曾读到初中。她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胡兰仙，是东村人，是学校里的老师。我幼时常见胡老师到我们家，与小姑一起纺棉花、编织毛衣，两人的关系非常亲密。当我成为胡老师的学生后，她教授我们语文。在上学之前，父亲、二叔和小姑已经教我认了一些字，这让我在学习语文时更加得心应手。由于胡老师与小姑的关系，她对我也特别宠爱。不幸的是，小姑在我小学第二学期开学不久，跳入永安溪自尽。那天，新婚不久的小姑心情沉重地回到娘家，与我二弟告别后便不知所踪。得知消息后赶来的姑婆，在村西的岭下潭发现了小姑。恰巧杭州的堂叔尧连在老家探亲，是他奋不顾身将小姑打捞上来。第二天，在我的语文书扉页上，发现了小姑留下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字，这应是小姑在决定离开这个世界前，对我的嘱托与期望。
　　 在我幼年的记忆里，小姑既知性又美丽。我当初无法理解，正值青春年华的她，为何会毅然决然地离开我们。直到长大后，我才明白，小姑的离去是对婚姻束缚的反抗。受到传统“亲上加亲”观念的影响，奶奶在小姑年幼时便将她许配给了表哥。这段近亲婚姻因为缺乏爱情，小姑一直都在抵抗，但最终还是无法违背母亲的意愿。记得结婚那天，我第一次坐上了大客车，陪伴小姑前往她的新家。车辆疾驰向前，两旁的行道树仿佛在向后倒退，这一幕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中。小姑虽然离开了，但她在我语文书上留下的八个字，却始终激励着我，成为我不断进取的重要动力。
　　 胡兰仙老师只教了我们一年，到了二年级，张素珍老师接替她成为了我们的语文老师。张老师四十多岁，身材不高，说话总是轻声细语，对待我们就像母亲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她擅长使用本地语言，来解释课本中那些生僻的词句，使得课堂上的学习变得生动有趣。例如，她解释“突然”这个词时，会用“麦零头”（音）来说明，我们因此很快就理解了词义，因为“麦零头”是她的口头禅，就是突然的意思，我们一听就懂。张老师还非常重视作文教学，每周都会给我们布置作文题目。她同样注重书写，将写大字作为一项作业来布置。那个年代，流行交白卷、反潮流，我们的学校也受到了一些影响。有一次，张老师发给我们大字本，班上有个叫正朋的同学，在大字本的第一页写下了“大字本不要，压要不行”几个字。张老师对此感到非常生气，并批评了他。正朋站起来大声顶撞，让张老师感到委屈。她眼含泪水，显得非常无奈。
　　 校长名叫张英方，身材不高，背微驼，村里的人亲切地称他为张老头。实际上，张校长年纪并不大，只是因为患有严重的胃病，导致他身形朐娄。作为校长，他很重视实践课程。春天，他会组织我们去春游，探索山花烂漫的林高山，参观位于柏枝岙的水文站。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是，他带领我们步行七八里路，去参观仙居括苍水库的涵洞，这个涵洞长达500多米，漆黑一片，我们感到十分害怕。张校长用手电筒为我们指路，耐心地解释说，这个涵洞将来不再通行，而是用于灌溉。到了秋天，他组织我们进行小秋收活动，上山下地采摘野果、采挖草药，晾干后卖给镇上的收购站。所得的钱，用来购买图书。学校图书馆中的许多书籍，都是通过小秋收添置的。张校长还组织了学生夜呼队，我曾担任西村夜呼队的队长，每晚带领近十名同学，从村东到村西，挨家挨户高声呼喊“小心火烛、警惕盗贼”等口号。此外，张校长还亲自授课，教我们唱歌。学校有一台风琴，他边认真弹奏边投入地唱，还教我们绘画，经常拿出自己寝室里的脸盆、衣架等物品作为绘画的范样，一笔一划地认真指导。
　　 学校距离我家仅一里多路，虽然路程不长，但道路狭小，且两边全是田野，在雨雪天气行走尤其艰难。由于家里困难，买不起雨伞和水靴，常常赤脚上学，遇到大雨天，戴着斗笠，甚至穿上父亲种田用的蓑衣。冬天寒冷时，父亲为我制作了一副高跷，但走起来非常困难，我曾不慎摔倒，掉进路旁的水田，还有一次差点掉进水塘。尽管条件艰苦，但我学习非常勤奋。父亲对我要求严格，经常提醒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也铭记小姑在我书页上留下的八个字，仿佛她时刻在监督我是否用心学习。因此，在小学的几年里，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还被选为学习委员。三年级时，我患了麻疹，村里人称之为“出麻”，需要避光避风避雨，在家休学了一个多月。但期末考试时，依旧得了全班第一的成绩，老师建议我“跳级”，虽最终没有跳级，但这件事让全村人都知道我读书好。
　　 小学毕业后，我在这里升入初中。邻近的斋坦、下利、新串、柏枝岙、林高山，与象坎一样，都位于永安溪南岸，背倚括苍山脉。这些村庄的孩子们，初中同样就读于象坎。那时，“文革”如火如荼，尽管我对“文革”的理解尚浅，但通过二叔尧袖和堂叔尧做的讲述，我还是能了解到一些外界发生的事情。他们高中时期曾参与“大串联”，还去过北京，见识过外面的世界。
　　 永安溪对面的镇里，也时常让我感受到“文革”的氛围。父亲经常提到镇上的“大联司”和“大红总”两大派系，他们之间经常发生武斗，我在家里曾多次听到从镇上传来的枪声，以及某某人被枪打死的消息。或许是因为有永安溪的阻隔，我们这边相对平静，仿佛“文革”是发生在另一个世界的事情，学校并未受到影响，老师依旧认真教学，学生们也依旧专心学习。尽管那时初中只读两年，但老师们留给我们的印象却非常深刻。
　　 英语老师是朱云飞。堂叔尧做有幸被推荐到杭州大学英语专业读书，受他影响，让我对英语产生了早期的兴趣。然而，学习起来依旧困难重重。朱老师教授我们一个学习英语的技巧，即用汉字为单词的读音注音，这使得我们这些山脚下的孩子，觉得英语并非难学。数学老师李宏祥则将抽象枯燥的概念，讲解得生动形象。例如，他描述南极的炎热时，说一条狗拉出来不到一分钟就会被热死，狗肉甚至会被热熟；而讲到北极的寒冷时，说在北极撒尿，尿会立刻被冻成一根冰柱。最让我喜爱的是语文老师章茂法，因为我的作文写得不错，几乎每篇都被他选为范文。他不仅要求我抄写后张贴在教室墙上，还让我在班上朗读，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并激发了我对写作的兴趣。初一时，他推荐我担任学校图书管理员。虽然图书馆的藏书不多，但有各种连环画，及当时流行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小说，以及《水浒传》等名著，我得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将这些书籍翻阅得烂熟。张英方依然担任着校长职务。在我们初中毕业那年的清明节后，他召集全校师生开大会。会上，他饱含情感地为我们讲读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总理的文章，悲戚的声音和哀伤的泪水交织在一起，感人至深。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我初中毕业后不久，学校就被撤销、停办了，村里的孩子们，从幼儿园开始，就得去五六里外的镇里上学。学校停办后，大祠堂闲置了几年，后来租给了一个温州人办厂。由于污染环境，引发村民们不满，工厂最终搬迁，大祠堂从此无人管理，逐渐破败。
　　 2020、5
　　
　　 补记：
　　 常言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虽然走出象坎校门后，小学、初中的老师们，基本上就没遇见过，但在我的心中，对他们的敬意始终如一。
　　 大约六七年前，在台州医院，我偶遇了张英方校长。当时，我是去医院探望我的父亲，而他则是在那里陪护他生病的爱人。张老师虽然背更弯曲了，但他的精神依旧，岁月似乎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太多痕迹。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我们已有数十年未见，他依然能叫出我的名字。提及过去的象坎学校，他充满了怀念和自豪，如数家珍般地讲述着学校培养出的杰出学子：比我高一届的胡正武，曾是当年双港区的文科状元，现在是台州学院的著名教授；我的同班同学王克利，毕业于国内重点医科大学，现在是上海市徐汇区卫健部门的领导；舜标哥的女儿风华，是当年台州市的理科状元，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现已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终身教授；她的弟弟正茂，北京一所重点大学毕业后，现在在中国金币总公司工作；我的堂叔尧做的女儿晶晶，从协和医科大学毕业后，现在是美国著名的医学专家……他感叹说：象坎村校，当年可是培养出不少人才的！言语间，充满自豪。
　　 2020、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