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砖墙，黑布瓦，木格窗户，列架柱子鼓皮内墙。从记事起，我就住在这里，这里也是我出生的地方。
　　 整个湾子三十多户人家，几乎家家都是这样的土砖瓦屋。除了东面，其余三面被四口水塘包围。我想，这应该是祖辈们当年为了防洪，抬高屋基取土所致。至于我家的老屋是什么时候建造的，我没有问过父亲母亲，我想应该是他们成家时修建的吧。我家老屋处在湾子最南边，南边并排有两口水塘，老屋离水塘不到四米，坡岸离水面大约一米多。老屋坐西朝东，最受力的南边山墙靠近水塘，加之做屋时基础下得可能不太牢固，等到我记事时，已经有些年头的老屋，开始有些倾斜。在舅舅叔叔的帮助下，在南墙边已经打上了两根斜撑。老屋位于湾子最南边，又位于中间位置，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大人小孩都喜欢到老屋南墙边来聚会。夏天，乘凉，闲聊；冬天，晒太阳，拉家常。
　　 靠近水塘的边上，载有一排柳树，其中有一颗歪脖子柳树，横卧伸向水塘，成了我们夏天天然的跳水跳台。更好玩的是，还有一棵树斜卧进水塘，一半在水里，一半在水面，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乌龟爬到树干上晒太阳，小孩子玩心大，大人告诉我们，乌龟晒太阳时，不要惊扰它们。看见乌龟爬到树上晒太阳，我们就在旁边仔细观察它们。刚开始，乌龟还有些害怕。久而久之，乌龟见我们没有驱赶和伤害它们，有时候，几只甚至成群结队地爬到树上优哉游哉了。就这样，我在土砖老屋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
　　 父亲兄弟六个，大伯家的大儿子眼见都到了成家立户的年纪，大伯一发动，老辈兄弟几个一起上阵，决定给大堂哥做屋，经济条件不允许，商量后还是决定作土砖屋。征得生产队的同意，说干就干，在离湾子最近的一片晚稻田里，开始了制作土砖。我所见制作步骤大致分作四步。先是碾，在收完晚稻还有稻茬的田里，用牛拖着石磙一遍遍地碾压，干了就泼水，反复碾压，直到表面平滑光整为止。再是裁，碾好后的稻田相当于一整块大砖，需要按照所需尺寸裁成一样大小的方块。父亲兄弟几个把一根粗竹竿用粗绳与一把薄薄的裁刀绑起来，大伯掌握裁刀，其余的人握着竹竿站成一个纵队，大伯按照事先画好的石灰线下刀，然后喊拉，其他人就一起用力，这样田泥就被划分成了很多条。然后，再按垂直角度横向一条条地切割。田泥被分割成一块块的，这个时候看着是一块块泥砖，但底部还连在一起。然后就是铲，大家按照固定的厚度，用光滑的平口大锹将已经切割好的泥砖，一块一块铲起来，取完砖块后，稻田就像被剥了一层皮。再就是码，婶娘们负责搬运砖块，大伯则负责把泥砖堆码成长城，但每块砖之间会留有空隙，就像晒葡萄干的晾房墙似的镂空通风，上面还要盖上稻草防雨淋和暴晒。最后一道工序是晾，经过十天半月甚至更长时间的晾晒，直到泥砖完全干硬。这期间还要好好照看，天晴时揭去稻草，下雨前盖上稻草。泥砖晒干后，就可以拿它砌房子了，砌完墙，再用稻草段和泥涂抹墙面。这样的土砖房冬暖夏凉，住几十年都没问题。这挖过泥砖的稻田肥力下降，第二年开春，生产队会挖塘泥回填挖过砖的田里以恢复肥力，便于种植农作物。
　　 随着年代的久远和雨水的冲淋，老屋越来越倾斜了，山墙已经裂开了口子，到了不得不拆除重建的地步。购买砖瓦盖房子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父母商量后决定举全家之力，对老屋推到重建。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于没有多少资金来源的农民家庭更是难上加难。从谋划到实施费时不少，直到1970年代中期，父母想硬气一回，不再做土砖屋，就做红砖瓦屋。虽然，那时公社已经有砖瓦厂，但是家里孩子多，负担重，买不起红砖，那就自己烧制红砖吧。
　　 上阵亲兄弟，打虎父子兵。其实烧制红砖对泥土的要求还是很高的。我们那个湾子就叫博士湾，祖祖辈辈不乏能工巧匠，世袭的木工和泥瓦匠的手艺在父亲那一辈还在传续，大伯二伯做得一手好木工，五叔七叔泥瓦刀挥舞得麻麻溜溜的。砌墙做屋，老辈兄弟几个合作，三五天做一栋三间瓦屋，易如反掌。父母合计选好点后，就开始挖土，挖出来的土要打碎，要拣去里面的石头瓦片树根等所有杂质，堆成土堆后，就加水和泥，这是制作红砖的第一道工序。等水渗透后，父亲就赤着脚走上土堆，开始踩踏，边踩边用铁锹翻，反复踩踏，让泥土和水充分混合，形成夯泥巴块，这个环节是最吃力的，一般也是由男劳动力干的。为了减轻父亲的辛苦，有时候我们也会脱了鞋，光着脚丫进去踩，虽然起不到什么大的作用，但是也非常开心。父亲时不时会喊我们去别的地方玩，别捣乱。
　　 接下来就是做砖坯。做砖坯的工具是一个用厚木板做的木案板和一个砖模子，砖模子是长方形的木盒子，有2种，一种是只装一块砖泥的，另一种是可装两块的，就是一次可以“倒”两块砖。刮板，底下有根细钢丝绳，用来切出多余的泥巴。等泥巴和得差不多时，父亲和舅舅就开始制作砖坯了。我记得他们每次都把泥巴举得高高的，然后用力地砸进砖模子，再用力压平，依稀记得压平后还要用细钢丝绳切去多余部分，然后用刮板拍平。压平后，他们就端着砖模子走到早已平整好并撒了草木灰的平地上，弯下腰，垂直着把砖模子往下一扣，一块方方正正的砖坯就轻轻地摆在地上了。这个时候全靠技术和手劲。扣重了，砖坯掉在地上就会变形；扣轻了，砖坯又倒不出来。倒不出来就麻烦了，就要端回去铲下来回笼重新做。
　　 一块，两块……就这样他们重复下来，一排排的砖坯就整整齐齐地摆在平地上了。在摆放的同时，他们会把稻草盖在上面，一问才知道刚做出来的砖坯不能暴晒，暴晒砖坯会裂口子。过1～2天后，父亲会把阴干成型的砖坯一块块集中起来码成一人多高，让砖坯在自然环境下晒干水分。
　　 如果说前面都是力气活，那么烧制砖窑绝对是技术活了。依稀记得当时生产大队应该有1～2口土窑，土窑离父亲做砖的地方还有一段距离，为了节省钱财，父亲请了舅舅叔叔和堂哥他们来帮忙搬运砖坯，请了土窑师傅帮忙烧制红砖。土窑很小，也没有什么规格标准，一半建在地上，一半建在地下，充分利用地形和土层保温。土窑一次烧不了多少砖，如果要盖三间房子，往往需要烧好几窑才行。那时，这种自己烧制砖瓦的情况在农村还是比较常见的。
　　 这么好玩的事，自然是少不了我的，站在窑口，脸被照得红扑扑的，还险些烧了头发，被一顿取笑。几天后，一砖窑就出炉了。当时，我们满心期待烧出的是红砖，可是，出窑那天搬出来的却是青砖。我和几个哥姐，很是有点愤愤然，父母却很高兴，并且开心地说，青砖好啊，青砖更结实。父亲拿两块青砖对撞了一下，发出了清脆的声音。砖的成色很好，父亲十分高兴。
　　 有了砖，就可以盖新房，住新家，这是全家人多年的愿望。挖基脚那天，湾子里的男劳动力全部来帮忙，大家都像自己家建新房一样高兴，半天时间，基脚就挖好了。拆除土砖屋留下的列架鼓皮檩条全部派上用场，短短三天半时间，一栋九柱十一檩的三间青砖瓦屋初具雏形。紧接着就是“上梁”，这个仪式隆重庄严，由木工“大师傅”主持，其他师傅辅助。“大师傅”唱，其他师傅和，乡邻亲友应，唱和声、应答声、叫好声、鞭炮声、哄笑声，响成一片，场面热闹又喜庆。安梁仪式完成，撒米粑撒糖果仪式开始，安梁的两位师傅一轮又一轮地把米粑和糖果像雨点一样往下撒，屋里屋外的大人小孩一阵乱抢，嘻嘻哈哈，混乱而热烈。“上梁”仪式在众人的叫好声中、嬉笑声中、鞭炮声中喜洋洋地结束了。
　　 新砌的砖墙泛着冷硬的光泽，玻璃窗取代了糊着白纸的木格窗，阳光透过亮瓦洒满堂屋。大姐特意买了印有门神图案的年画贴在大门上，又在堂屋神龛下摆上刚刚定制的八仙桌。那时，湾子里陆续响起拖拉机的轰鸣声，“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成了年轻人的新婚标配。拆除夯土老屋建红砖瓦屋，成为了人们向往的“新式住宅”，承载着社员们对物质富足的向往追求。而我，也在那清浅时光中慢悠悠地长大。
　　 转眼到了1990年代中期，改革的春风滋润着神州大地，广袤的农村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屋也迎来了华丽的蜕变。新世纪的钟声还未敲响，老屋再次被推倒重建。钢筋水泥浇筑的地基，粉红色的瓷砖外墙，两层半的小洋楼拔地而起。扶手楼梯、落地窗户、太阳能热水器，现代生活的元素填满了房子的每一个角落。彩色电视机配备上自带放大器的室外天线，三十多个频道可供自由选择。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父母离世后，我们回老家的次数也少了，老屋茕然地立再风中。节假日里，我还是会回到老屋，轻轻弹去神龛上的灰尘，打开谱书闸里的家谱，看春天梁燕归来筑的新巢；看秋日阳光飘进的那道光柱；看老柳树摇曳生姿的舞姿，无论它们还记不记得照不照得见往日的人与事。老屋还是老样子，沉默不语，红砖黛瓦如初。只是，曾经夯土砖房里的烟火，青砖瓦屋前的嬉笑，钢筋水泥裹藏的幽思，随着时光流逝而幻化为岁月画卷中的一抹亮彩。
　　 锁头落扣的那一声“咔嚓”，似乎是老屋与我的道别。转身回望，老屋无声地立在原野，墙脚的野蒿似乎在向我招手。这一刻，我忽然明白，那些散落在屋檐下的雨滴，那些刻在山墙上的裂缝，那些藏在地砖里的潮气，那些藏在灶膛里的余温，那些叽呀作响的户枢声，都是它曾经说过的话，都是它对我的挽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