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天上不会掉馅饼，历数我的一生，我吃的都是上天掉下的馅饼，上天关照的都是无助的人，它让一个人苦尽之后，否极泰来，这是规律，真实不虚，都是阶段性的。你不会预先知道上天怎样培养你，每一步都不是自己可以撑控的，岁月就像滑冰，经不得安排和规划就被岁月的某个节点带走了。那年我16岁，分配到昔阳运输公司。据说运输公司是马车店演变过来的，从来没有招过女工，我们一批七个女生算是首创纪录。在这里，发生过很多有趣的故事，那时不觉得什么，这时回顾才知道，那时候最幸福，但已经时过境迁了。
　　 我记得，报到的那一天，我还特意进行了一番修饰，把妈妈送给我的劳动布工作服一律剪短，我把自己放在镜子里看，左转右转地观察觉得很像工人阶级。当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说法，筑起了我的自豪感。那天我快乐得像一只小鸟。天从来没有那么蓝过，山从来没有那么挺拔过，太阳仿佛眯起眼睛对我微笑，路两边的树都向我频频点头，连鸡猫犬狗都恭敬地躲在路边为我让路，我脚下轻松得就像踩了风火轮。
　　 因为，这一天我成了世界的主人！
　　 运输公司的大门前站满了人，尽是一些穿着油腻腻的劳动服的修理工。几个女生怯步，彼此面面相觑，她们对展开人生的新页章表示最温婉的羞涩，谁也没有勇气先跨进大门。我似乎没有那么多想法，我成了勇敢者！然而，我却牵住了很多人的目光，那目光失笑笑的，好像面对一个出土文物一样新奇，我终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却原来他们看我的装束怪异，说我像个“判官”。由于衣服僵硬短粗，身体矮胖，整个人是圆感。我这才首次知道地府的“判官”原来就是我这个样子。我成了他们的笑料，可是我也不恼。那些寂寞苦了的男工，议论着每一个人的长相，有一个细腰，大屁股，高个子的女生，他们给起了个绰号叫“大洋马”，另一个尖脸，牙齿不算齐整，下巴稍有一边歪的女生叫“蓖瓜子”，还有一个圆脸塌鼻梁的叫“柿饼”……总之，那天我们每个人都领了个绰号却并不自知，只是到了后来在玩笑中才知道。
　　 我们几个女孩儿就像撒在清一色男工们中间的花种，他们不计较我们能干什么，干多少活，只乐意用他们嬉戏玩笑的甘露浇灌我们的羞怯，比我大一点的女孩子都知道自己的作用，因而求得轻闲。可我不想做花种，我想用我的劳动浇灌自己的能力。那时候大寨“铁姑娘”风靡全国，我也希望锤炼自己的铁味儿，也许是因为从小粗粝的劳动毁坏了女性的特点？或许当时体内还没有这种分泌，我不大会用性别的特点娇宠自己。我只通过自己的劳动传达善行，这是父母对我的要求。
　　 那时候我找到了自己的目标——实现共产主义！
　　 嘘——可别笑我虚假矫情，不是的，起码我不是！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灵情结，人生底片，纯粹的像蓝天上飞过的鸟群一样清新。那时候我坚信社会正流行的核心价值观，只要集体努力，共产主义很快就会实现！我们都要为实现共产主义添砖添瓦。因为有这样的胸怀，觉得自己很高尚。这种单纯的思想是我的重要经历，因为有了这个目标，充实、自信、快乐、坦荡、激情磅礴！当时最时髦一句话：党叫干啥就干啥，每一个人都甘当革命的螺丝钉。
　　 可是在报志愿的那天夜晚，公司的领导正襟危坐，会场在我看来十分庄严。会议的内容是要我们一个一个报志愿，所有的人就像商量过一样，他们口径整齐划一，其志愿全是“党叫干啥就干啥”。我认为这等于没说，志愿嘛，自己的愿望为什么要交给党呢？我很是不解。轮到我了，那位很富态的书记说：那个小肉妮，你呢？他又给我起了个新名号。我一挺胸：我志愿当一名革命的女司机，妇女撑起半边天，男人能办到的，女人也能办得到！
　　 会场一阵爆笑，但我不笑，我非常一本正经。那位书记笑得闪腰岔气，笑声一浪平息又起一浪。我莫名其妙，终不知道我到底说了什么好笑的话。我盯住那位书记问：
　　 行吗？可以吗？我能代表妇女撑起半边天吗？
　　 那位书记叫赵崇英，“噗嗤”一声，又被我问笑了。
　　 我以为是我的志愿因没有千篇一律而被耻笑，结果那位书记说：嗯，是块好料料，有自己独立的想法，男女平等就靠你了。
　　 可是，我的志愿并未实现，我被分配到灶房当事务会计，让我尤为扫兴，在家里锅碗瓢盆成为我的主色调，到单位又和锅碗瓢盆成为亲密战友，我郁闷极了。我做梦都想开汽车，想到在蓝天白云下，驾着汽车穿行在条条大路上，小鸟为我歌唱，大树向我致敬，路人投来艳羡的目光，那该是怎样一种心情？可是我的理想泡汤了。如此这般乐坏了那群寂寞苦了的厨师们。当时哪个部门分配到女工，哪个部门就像石头上盛开了一朵花。他们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比如我在灶房，他们并不把我当一个正经的职工看待，而像是当作布娃娃来逗乐。
　　 他们切菜和面时不要求我干活，却说，亚妮，给咱唱个歌。
　　 我说上班时间不能唱歌。
　　 他们说你没见电影里打仗的时候全凭唱歌鼓励，我们要高高兴兴实现共产主义，唱一个鼓励鼓励我们，不然实现共产主义的步伐就慢了。
　　 大家就停下手中的活计集体鼓掌。
　　 我想了想，既然是为鼓励实现共产主义，那我就异常光荣地给他们唱了一曲，题为《我为革命下厨房》。我扯开喉咙唱得惊天地泣鬼神，唱完之后出了一身汗。
　　 他们说，亚妮唱得好！唱得好！那位胖厨师嘴唇尤为厚实，一张一合就像一朵开合不止的花。他扯开喉咙效仿我唱：
　　 我为革命下厨房
　　 热情更比炉火旺
　　 不论白天和晚上
　　 一心专为群众想
　　 他把白毛巾往肩上一搭，吼一声，开饭喽！就听外面人声鼎沸。他们派我收饭票，外面有一个职工，一脸滑稽相，递给我一个碗，说俩一碗。我被难住了，我说什么叫俩一碗？他绷着脸仍说俩一碗。我说你明明给了我一个碗呀？他说二个馒头一碗饭！哦，我明白了。然后是哄堂大笑！他们的逗乐是没有重复的，上当受骗防不胜防。
　　 胖师傅走过来说，谁逗我们亚妮？谁要故意为难，我一勺子敲死你们。饭口外那些人也不生他的气，嘻嘻哈哈顺着他，其实是想蹭一勺半勺饭的便宜。后来我发现掌勺师傅是这一天内最最吃香的人。
　　 胖师傅不让别人逗我，可他却不时出个难题。
　　 一天下午，灶房让我发电影票。那位胖厨师问：什么电影？
　　 我说《宁死不屈》。
　　 他说什么，七手八脚？
　　 我又耐心地告诉他《宁死不屈》，他仍然告那些人，亚妮说了啊，今黑夜演七手八脚。我一跺脚：啊哟，要命！不是七手八脚，是“宁死不屈”！那些人就哗地笑了。我方知道又在逗我。
　　 我特别希望他们把我当正经的职工看，我是这么严肃认真，可他们越看我严肃越逗我玩，越看我认真越骗我上当，我无法防备他们。最主要是，我觉得这样不严肃，根本就实现不了共产主义。
　　 我的搭档是事务长程贵，人们都叫他“老程鬼”。老程是个细高个子，高的需仰起头才能看到他的脸。人们也叫他“打枣杆”。他对我一向严肃，我把厨师们对我的不严肃告诉老程。我说他们一点不正经，这样子怎能实现共产主义？老程笑了，说你能堵住他们的臭嘴？那除非松柏树落了叶，猫虎长起角来。不打紧，到共产主义来的时候，一迈步就都进去了。进不去咱推他们一把，总不能说你共产主义了，他们还社会主义吧。
　　 咦？你怎么这态度？也不说说他们。
　　 老程说好，我给你状告书记训他狗日的们，我只能管他们好好做饭，共产主义这么大的事我怕说了不算。
　　 我“哦”了一声。
　　 他那天说，你来灶房也有半年了，该当家了。
　　 我说当什么家？
　　 他站起来把我领进灶房，让厨师们集中一下宣布一件事。只见他从一串钥匙上摘下二个钥匙交给我，他说亚妮，从现在开始要当家了，这是红白糖箱子的钥匙，你要保管好。注意，可别让这些黄嘴都偷喝了水啊！
　　 那些厨师听了老程的话，都失笑笑地看我。
　　 老程说，对了，趁着开个短会，亚妮提出个问题，说你们整天没个正经，这样呢，实现不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真来了，你们一个也进不去，全是拐腿赶不上趟，共产主义不要你们这号人。
　　 厨师们“嗯嗯”地答应着，神色出奇的严肃。但我看出他们的笑早就顶上了眉骨。老程一挥手说，散会。然后就一个人走了。
　　 厨师们立即要求，亚妮，打开箱子给点糖喝杯水。
　　 我说不行，老程不让。
　　 他们说老程已经让你当家了，不多，就给一点，快！
　　 我依然说不行。
　　 胖师傅说，不行咱们把箱子撬开，这倒不用说了。看他们那样子有点破釜沉舟的意思。然后就有人拿火柱去撬。
　　 我急了，跑进仓房用身子护住箱子，说不行，第一天拿钥匙就发生抢糖事件，这是集体财产不能私用。
　　 一个瘦厨师说，管住谁的嘴，能管住大师傅的嘴？他们逗你哩，你给他们喝一杯水，他们就不撬锁了，这么认真还行。
　　 我说保证就用一点？
　　 他们说保证。
　　 我要他们都退出去我就开锁。他们就听话地退出去了，我刚要开锁，他们卷土重来，每人手里拿着铁锅、炒瓢、簸箕、大茶缸排着队进来了，个个脸上笑成了一朵花。我爬在箱子上喊：你们要干什么？拿这么大的家什都要把糖弄走呀？这是集体财产知道不知道啊？
　　 他们不回答我的话，只是做好了要抢糖的架势。有人还说，把她扔出门外，爬在箱子上就抢不走了？就有人拽我，我把住箱子视死如归……
　　 这时候老程站在门口说：看咱们亚妮，奋不顾身抢救集体财产，今年选亚妮当模范。
　　 那些厨师们憋不住了，扔下铁锅、炒瓢，笑得东倒西歪。老程也笑了。我这才知道老程给我开一个最严肃的玩笑。
　　 第二天一早，赵书记来吃饭，笑眯眯地看着我，听说伙房出了强盗，咱们亚妮抢救集体财产是奋不顾身？
　　 我羞涩地低下头。
　　 此后，这些玩笑就在公司里传成了笑料。他们说单看我这张胖乎乎的娃娃脸就是逗乐的料，无论她怎么严肃，一看就想逗一逗。他们这样说，我就对自己很不满意。我觉得我怎么也不像个工人阶级。那时候，我像一个清教徒，不爱红装爱武装，穿着打补丁的裤子，最爱穿爸爸淘下来的中山服，因为可以在上衣袋里插一支笔，表示很有文化。也最爱穿劳动布工作服，因为最像工人阶级。时代风味都在我身上体现得很充分，独没有女孩儿的温婉。
　　 灶房没有我做的事，就是老程让我算一些账，几番几次算不对，那些数字在我眼前就像窜来窜去的一群群蚂蚁，让我十分厌烦。时代让我们革命青年哪里艰苦到哪里去，我觉得我这么轻闲，根本无法体现艰苦。于是到了黄昏，那些奔跑一天的司机们回来都要到洗车台上洗车，我呢，就一一帮他们洗。久而久之，他们出车一回来，见了我就像馈赠大使一样，馈赠给我两个字：洗车。我就欢天喜地得像一只小鸟飞过去，没一点厌烦感。几辆车洗完之后，裤子就全部湿透。老程“啧啧”着嘴，说一个女孩子家，干鞋净袜坐办公室多好，非愿意受这人不见的鬼罪？
　　 我说，哪里艰苦到哪里去。
　　 老程笑了，没有言语。
　　 老程说了这话不久。赵书记就叫我谈话。他说把亚妮放在灶房，是小看妇女了。亚妮得给咱撑起运输行业的半边天呢！
　　 我不懂他的话。
　　 他说，还想不想当女司机？
　　 我眼睛倏然一亮说，想！
　　 那我就送你上车，满足你的远大志向。
　　 真的？
　　 书记说话还能假？共产党能说假话？
　　 我一家伙朝天蹦上去，落地后喊了一声：我终于要当革命的女司机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