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界，有关代课教师将被统一清退，优化教师队伍的消息甚嚣尘上，部分乡镇已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原先那种代课教师有可能转正的理想，正在逐步变成空想。眼看代课界一些代了十几年的教师都开始纷纷另谋出路，我这个代课“新人”更是如残冬的落叶，在凄风惨雨中凌乱。在这一场“优化运动”中，同时感觉前途暗淡的还有另外一批“合同工”，这类在教育部门留有名字，却没有任何编制的教师，也在为自己的去留忐忑着。在整个教师队伍结构中，除了上述两类教师外，另外还有两类分别是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公办教师根正苗红，是为公认的铁饭碗；民办教师则是在特定的教育需求与资源条件不匹配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类教师成分。新中国成立不久后，国家大力推动基础教育普及，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到了八九十年代，随着人口增长和“扫盲”政策的推进，学校数量和学生规模急剧扩大，对教师的需求激增。面对公办教师的严重不足，又因国家财政支出困难，一支由地方财政承担工资支出的所谓民办教师队伍，开始在我国农村基础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教学作用。不可否认，在这样一支庞大的民办教师队伍中，多数民办教师还是有资格有水平教学的，但也有一部分教师是滥竽充数，他们自己一边干着家里的农活，一边去学校教课，混着日子。前文说过，部分民办教师连基本的普通话都不会讲。或许是基于在那个时候，民办教师对基础教育所做的“贡献”考虑，国家在“优化”教师队伍的政策中，决定将民办教师统一转为公办，不论资历，不论学历，更不论教学水平，只要在一定的时期，去参加函授学习一个月，镀一镀金，拿一个函授大专学历回来，就一律给予“转正”。
　　 这种所谓的函授，全程开放式的学习考试，但凡识字者都能轻易拿到大专文凭，纯粹属于走一走过程形式。这种操作，对于那些任劳任怨，始终坚守教育岗位十几年的代课和合同制教师，显然是不公平的，但是，遽论公平，岂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
　　 我一个代课刚满两年的“新人”，尽管一心扑在教学上，也教出了些成绩，但面对“优化”政策，我完全是被边缘化的，连教育部门都没有我的名字的人，当然是首先被“优化”掉的人物。为此，我是否怨天尤人了呢？没有。我依然在等待下一个学期开学时有人找到我，继续让我去代课，只要能让我站在教台上，只要能给我支付120元月薪，我就知足。或许这才是真爱，真爱教书。
　　 临近开学时，果真有人找到了我，这次找到我的人有点来头，他是乡教办主任。教办主任我本身接触不到，只是这所要我去代课的学校，原来的代课教师眼看“优化”政策落地后，自己先行离去了。教育部门眼看学校要开学，也没人愿意去这所学校上课，“百忙”中想到了我，于是赶紧找到我，让我去这所学校。
　　 我当然乐意，不管去哪，只要有书教，我都愿意，也不管接下去会是什么政策，都不影响我当下的选择。从这方面看，我算是“很看得开”的人呢。
　　 这所学校叫铁坑小学，在这里，我度过了教育生涯中的最后一年。
　　 铁坑小学没人愿意去教是有原因的，因为这里只有十三个学生
　　 还分三个年级，更传奇的还是在同一个教室，也就是“双重复式班”，说起来你们都不信，如今想起来连我自己都不信，十几个学生，还分三个年级，为什么不撤掉、不合并掉？但是，就不，好歹也算一个学校，怎么能随便撤呢？
　　 “学校”办在村祠堂，这倒是“常规”，没什么奇怪，我也“习惯”了。学校就我一个老师，所有班级和科目都是我一个人教，一二三年级合在一起上课。从这层面看，我是校长兼教师，倒也自由得很。
　　 我如期报到，如期开学，当“所有学生到齐”时，我才发出惊讶的表情，问学生们，就这么多了吗？十三个学生分别自报家门，称自己是几年级的，完了后回答我说，我们村就这些了。把我给弄得一愣一愣的。
　　 我没有懈怠，该开什么课就开什么课，语文数学音乐体育样样不落，主课各上各的，副课一起上。上主课时，先上一年级语文，上完十几分后布置作业，接着开始上二年级的语文，接着再上三年级语文，数学也是，三个年级周而复始的上着。
　　 aoe,我在黑板上写下三个韵母，对同学们说，二三年级的同学写自己的作业，一年级的同学跟我读。一年级的跟读了，二三年级的同学正写着，听到一年级的跟读后，放下作业，转头看了看那几个，跟着也轻声地哼出了aoe。我怒目，说谁让你们读了，再读就罚站。他们听话地垂下头，装模作样地写着作业，可他们的心还在aoe上，我心里想着，只要他们不影响别的班级教课，至于坐在旁边的几个年级的学生有没有“认真”做自己的作业，那就只能佯装不知了。
　　 教室设在戏台楼阁上，楼下摆满了黑红黑红的棺材，我的宿舍在另一个方向的戏子化妆间。靠路边有一窗户，周六放学的时候，我会站在窗前静静地看，看静。她是我上个学期在大谢小学代课时，五年级一位女学生的姐姐，她在温州城里读书，每周六上午11点左右，她从城里回家时会准时从我窗外经过。这个曾经让我心跳加速的女孩，是我用来教育学生的榜样，我跟孩子们说，好好读书，将来也可以去城市里。
　　 “学校”的食堂就在棺材旁边，一个没有烟囱的双眼灶台，两口锈迹斑斑的大铁锅。我入校后，花了很长时间把铁锈擦洗干净，没有柴火，我参照自己读小学时，学校组织我们学生去砍柴的“传统”，于一个晴朗的日子，带着十几个学生，来到祠堂后山砍柴，美其名曰“劳动日”。
　　 农村的孩子，到了上学年龄，早已是砍柴能手，我带着他们上山后，他们抡起柴刀，对着各种各样的柴禾，一阵霍霍声过后，一捆捆柴禾被背回柴仓，个别孩子想表现，提出要再次上山砍一捆，被我制止。
　　 铁坑小学因为不设校长，平时的课程如何上完全由我自己安排，这种状态下的我，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我完全可以选择躺平，反正没有任何部门对我考核，但是我没有，我做到了“慎独”，有校长没校长一个样，每周一到周六（那个时候周六早上还要上课），一天上四节课，一律严格参照标准时间执行。夏日的白天很长，上午上完课后，我去食堂做饭，时间上面衔接的还算紧凑，但是下午三点半就放学了，时间就很宽裕，农村就那么大，不像城市有可逛之处，我闲暇时间除了躲在房间里备课外，就是站在窗前看路上偶尔经过的几个上山或下地回来，挑着一担担番薯藤或牛草的农民。唯有期盼的日子就是周六上午，我在窗前，看那从城市回来，在我窗外经过的静，许多次的失望，许多次的喜悦，伴着我走完铁坑小学两个学期的教学工作。
　　 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政策，像一阵飓风席卷全县。我在铁坑小学代完一年课后，在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下，默然离去。村里的十几个学生得到学校要撤掉的消息时，纷纷围着我说自己下个学期要去乡中心小学读书了，并问我到时候是否也会去乡中心小学教书？我跟他们说自己即使还能继续教书，那也不可能会去乡中心小学，因为乡中心小学是全乡最重要的一所学校，那里不用代课教师。次年，铁坑小学退出了历史舞台，被撤并了，同时被撤掉的还有其他许多“村小”。我也从此离开了这个三尺教台，离开了我心爱的代课工作。
　　
　　 后记
　　 优化教师队伍政策实行后，很多学校被合并，大量的合同工和代课教师被辞退，民办教师被转为公办教师。我虽然最终没有希望转正，但是我无悔自己代课的前后近三年时间。
　　 这三年时间的经历，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增强了自信，我觉得自己是个“教书人”，这种感受在后来我的成长中，一直伴随。两年后我来到温州城里找工作时，因为有了这份自信，我才有信心开始自学。并且，通过连续5年时间的艰苦努力，直接拿到了自学考试的本科文凭，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另外一点，三年代课经历给我的感悟是，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农村，教育的落后，可从教师队伍结构中见一斑，民办的、合同制的、代课的，等等性质的教师总和大大多于公办正式教师，何况多数乡村教师都还是半农半教，只有高质量的教师才能有高质量的教育。如今，我所任教过的那几所学校，早已“物非人非”。农村城镇化后，很多人携家带口进城谋生，导致了大量的农村适龄孩子流失，苦了一辈子的农民，开始重视起了教育，他们纷纷将孩子往城镇学校送，希望能接受好的教育。生源的急剧减少，导致了乡村学校的关闭，原来有校舍的学校变成了老人养老院；原来把祠堂当校舍的学校，也还原了祠堂原有的功能。据我所知，我们整个乡镇，所有的村小均已撤销，全镇只剩一所镇中心小学，全乡适龄学童绝大多数去了城里读书，个别暂时没有能力进城读书的家长，其孩子也被集中到镇中心小学就读了，这不得不说，教育是进步了，诚然，一个不可否认的问题是，出生人口也在一年少于一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