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6月，我满怀憧憬地迈出了师专的校门；金秋八月，被分配到仙居中学，正式开启了人生职业之旅。
　　 在师专的最后一段时光里，我与同窗Z怀揣满腔热情与崇高理想，立志远赴新疆支教，为那片遥远而陌生的土地奉献我们的青春与热血。然而，这一决定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父亲、舅舅、姨夫专程来到学校，苦口婆心地劝说我。最终，我难以违抗家人的意愿，不得不放弃了新疆的支教，与Z一同被分配到了仙居，我在仙居中学，她在仙居三中。
　　 父亲告诉我，为了让我和Z都能顺利分配到县城工作，他特意找了当年在台州招生办工作的乡邻胡育梅；我的姨夫朱支球，专门去找在师专担任学生科科长的李茂珍。在胡育梅、李茂珍的帮助下，我俩才得以被分配到仙居县城内的两所学校。
　　 仙居中学座位于县城西北光明山脚，是仙居县最好的中学。我初来乍到，满怀激情地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然而，学校的安排却让我大失所望。我本是中文专业出身，却被安排担任初一、初二的政治老师，并兼任初一（4）班的班主任。对于这样的安排，我虽然服从，但内心充满了忐忑与不安，担心自己无法胜任。
　　 事实证明我的担忧并非多余。初二的政治课是辩证唯物主义，我尚能勉强应对；但初一的政治课名为《青少年修养》，内容抽象且枯燥。尽管我尽力将枯燥的内容讲得生动形象，却依然难以激发学生对这门课的兴趣。此外，由于基础不够扎实，操着一口“临海普通话”，常常被学生嘲笑，甚至有些同学在背后戏称我为“修养老师”。在学校，政治课被视为副课，而我又教得不好，这让我感到非常自卑和沮丧，仿佛自己成了全校最差的老师。
　　 初入职场，即便是初二、初一的学生，与我年龄差距也仅六七岁。我积极尝试与他们建立友谊，特别是对兼任班主任的初一（4）班学生，通过家访深入了解他们的背景、经历、性格与兴趣，实施个性化教学，效果不错。然而，总有些“顽皮”学生，对我的努力不以为然，甚至唱着反调，面对他们，我颇感无奈。其中，张某春同学尤为突出，他身材高大，坐在教室后排，常联合男同学欺负女同学。一次课上批评他时，他竟公然顶撞，我一时失控，以书本击其面颊。一两天后，校长王继森找我谈话，我本以为会受到严厉批评，但他却未提及此事。王校长是南下干部后代，身形瘦削，戴着厚重的近视眼镜，毕业于文革前的山东大学。他以浓重的山东口音，与我深入交流工作、思想，并传授成为优秀教师的秘诀，强调“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倡导对学生要“情感交融，以情动人，以理服人”。这次校长约谈，让我在内疚中深刻反省。后来得知，张某春竟是王校长的外甥。
　　 我所在的仙中与Z任教的三中，仅一二里之隔，却因各自忙碌而鲜少相聚。初为人师，我们都怀有成为好老师的梦想。尽管外界都知晓我们的恋情，但工作之后，我们更多是在探讨工作、规划人生，而非沉溺于儿女情长。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是冬日里的一个周末，我们共赴学校后方的光明山，躺在温暖的草地上，沐浴着暖阳，分享着彼此的工作、人生感悟。Z第一次详尽地向我讲述了她的成长故事。原来，她的成长之路也布满荆棘，与我有着相似的苦难经历。然而，这次交谈之后不久，Z却向我提出分手，我虽努力挽救，但全无效果。家人纷纷指责于我，父亲与舅舅更是专程赶到仙居，严厉批评并要求我向她道歉。我深刻而诚恳地反省自身不足，恳请她的谅解，但她分手之心已决。此后，我无数次反思，虽然分手并非我主动，但原因确在我。那时，我不懂爱情，对爱情的理解太过稚嫩，缺乏良好表现。
　　 与Z分手后，我在工作之余，沉浸在对文学的热爱之中。那时，我深深迷恋于李耕、刘湛秋等散文诗人的作品，同时对贾平凹独特的语言风格情有独钟。于是，我尝试着学习散文、散文诗创作，投稿至多家刊物。学校门口的传达室，成了我退稿信的聚集地，每周如期而至。
　　 幸运的是，经过不懈努力，一组以春天与小草为主题的作品，终于在贵州省的文学刊物《花溪》上发表。这是我的作品首次出现在文学刊物上，那一刻的喜悦与自豪让我激动了许久，也再次点燃了我内心深处对文学的熊熊热情。
　　 仙居县文联当年办有《仙居文艺》，主编是金烈芳老师，1984年春，我曾斗胆拜访，他向我热情介绍了写诗的王柳江、应夏等，并赠寄我《仙居文艺》。在这张文学小报上，我频繁地读到王柳江、应夏的诗作，他们的诗歌轻灵飘逸，意境深远，令我着迷。5月28日，我写信约见王柳江，初次见面就商议共同发起组建一个文学社。当时，他还推荐应夏作为共同发起人，但应夏是个女的，多有不便，也就作罢。不久之后，柳江兄提供了一份县内文学爱好者的通讯录。随后，我俩向这些文学爱好者发出了一封创立文学社的倡议信，出乎意料的是，这封信得到了热烈的响应。陶灵芳、华友国、叶坚明、朱岳恋、杨斌、应利康等十余人，成为了文学社的首批会员。而陶灵芳，就是应夏。
　　 以上的事情让我记忆到具体日期，要感谢柳江兄。他非常有心地保留着当年我写给他的信，字里行间，让我想起当初的许多细节。
　　 仙居县城边上的南峰山，因拥有仙居八大景之一的南峰钓艇而闻名。文学社创立大会，便在这座充满灵气的山上举行。会上，我们一致决定将文学社命名为“南峰文学社”，而我则有幸被推选为首届社长。随后的几年里，南峰文学社如日中天，吸引了众多仙居的文学爱好者加入，成为了当地最为活跃的文学社团。在这里，我不仅收获了文学上的成长与进步，更收获了珍贵的友情与爱情。几年后，文学社中的才女诗人陶灵芳，成为了我的伴侣。
　　 在仙居中学任教的时光虽然只有短短一年，但这段经历却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第二年，我因工作调动离开了仙居中学，到县教育局上班。此后，在填写各类表格时，“工作经历”一栏中，仙居中学始终占据着我职业生涯的第一站。这不仅因为它是我人生众多“第一”中的一个，更因为那段时光是如此的真实与难忘。尽管任教时间短暂，与当年的同事和学生逐渐失去了联系，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依然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今年春节时，我接到一个宁波号段的陌生电话，电话那头是当年初一（4）班的朱罗珍，她告诉我，她在宁波工作，春节回家时与班上几位同学聚会，多位同学提到了我，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她代表全班同学热情地邀请我前往仙居相聚。当我抵达时，眼前是十几位原初一（4）班学生的列队欢迎。岁月如梭，我们都已不再是当年的模样，但那份纯真的师生情谊却未曾改变。朱罗珍依然是那个可爱的“小调皮”，她兴奋地指着一个个同学，让我叫出他们的名字。令我惊讶的是，我几乎全部叫对，甚至还能清晰地回忆起他们当年的家庭住址、家庭基本情况。同学们纷纷夸赞我的记忆力，但我想，这并非因为我有过人的记忆力，而是因为当年我是真心实意地对待每一位学生，用心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虽然当年我并不是一名出色的老师，但我曾经以一颗真挚的心关爱过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