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钉的光芒——记雷锋
　　 春风掠过街道时，总会想起那个穿军装的年轻人。他的手掌总是带着机油的温度，补过的袜子上针脚像星星，深夜的灯下，他把别人的困难缝进自己的日子里。车辙碾过的雪路，他撒下的炉灰还在发光；工地上的镢头，他磨亮的弧度里盛着朝阳。
　　 人们说他是“螺丝钉”，可这颗钉子从不安于被固定。他在候车室给老人端热水，在暴雨里背孩子过河，把省下来的津贴悄悄塞进陌生大嫂的口袋。他的日记里没有豪言，只有“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朴素得像田埂上的草，却在岁月里长成了森林。
　　 如今，地铁站里有人为孕妇让座，快递盒上写着“请轻放”，志愿者的红马甲在寒风里飘动。这颗“螺丝钉”早已锈迹斑斑，可它拧过的地方，永远留着温暖的纹路。当千万双手接过他的锤子，平凡便成了最耀眼的勋章。
　　
　　 ◎大山里的灯——记张桂梅
　　 华坪的雪下了又化，那盏灯总在凌晨五点亮起。张桂梅站在教室门口，围巾上的冰碴掉进领口，她搓搓冻红的手，看着孩子们从雾气里跑过来，像一群等待破壳的雏鸟。
　　 她的嗓子早成了砂纸，每说一句话都带着疼，可讲起课来依旧像打鼓，生怕哪个字没敲进孩子们心里。办公室的药盒堆成小山，止痛药的铝箔板在阳光下闪着冷光，她却总说“等这批孩子考上大学，我就去治”。可送走了十七届毕业生，她还守在讲台旁，鬓角的霜比窗外的雪还厚。
　　 有人问她图什么，她指着墙上的照片——那些走出大山的女孩，有的成了医生，有的当老师，有的穿上了警服。“我想让她们知道，大山挡不住月亮。”她说这话时，眼里的光比灯泡还亮。如今，新修的教学楼里，年轻教师接过她的教案，灯光在走廊里连成银河，照亮了更多女孩的路。
　　
　　 ◎悬崖上的渠——记黄大发
　　 草王坝的石头是硬的，黄大发的骨头更硬。三十六年，他像一只壁虎贴在悬崖上，钢钎凿碎了千层岩，血珠混着泥浆滴进石缝，竟长出了几丛野草。
　　 最早跟着他凿渠的人，有的走了，有的老了，有的永远留在了悬崖下。他对着墓碑说：“等渠通了，我给你捎桶水来。”后来，渠水真的流进了田垄，稻子熟时，金黄漫过了曾经干裂的土地，他蹲在田埂上，像个孩子似的哭了。
　　 现在的草王坝，水渠边立着块石碑，刻着“大发渠”。年轻人用手机拍下渠水蜿蜒的样子，发在网上，有人问这渠是谁修的，老人总会指着远处正在锄地的身影：“喏，那个背有点驼的老头，他把命刻在石头上了。”
　　
　　 ◎海岛夫妻哨——记王继才、王仕花
　　 开山岛的风是咸的，混着夫妻俩的咳嗽声。二十八年，他们把家安在礁石上，升旗时，王继才扯着沙哑的嗓子唱国歌，王仕花就跟着打拍子，海鸟落在旗杆上，像在听合唱。
　　 最难熬的是台风天，巨浪拍打着哨所的窗户，他们就背靠背坐着，听对方的心跳声。儿子来岛上看过他们，哭着说“跟野人似的”，王继才摸摸儿子的头：“爸守的不是岛，是家。”后来，王继才倒在了巡逻的路上，王仕花把他的照片挂在墙上，每天照样升旗、巡逻，就像他从没离开。
　　 如今，年轻的哨兵接过了他们的望远镜，值班室的桌子上，放着王仕花腌的萝卜干。潮起潮落间，那面国旗总在风中猎猎作响，像是在说：“这里，永远有人守着。”
　　
　　 ◎太行新愚公——记李保国
　　 太行山的石头认人，李保国的脚印最深。三十五年，他把实验室搬到山上，教农民剪枝、嫁接，手上的老茧比树皮还厚。有老乡说：“李教授，这破山长不出金疙瘩。”他笑了：“能长出苹果，长出板栗，长出好日子。”
　　 他的车辙印遍布太行的沟沟壑壑，后备箱里总装着锄头和果苗。弥留之际，他还在电话里教果农防霜，声音轻得像片叶子。现在，太行山绿了，苹果红了，农民们摘果时，总会对着山喊：“李教授，你看这果子甜不甜！”
　　 山风会把这话带到很远的地方，那里，年轻的科技特派员正背着仪器上山，他们的背包上，印着李保国说过的话：“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大亮山的树——记杨善洲
　　 退休那天，杨善洲没回城里的家，直接去了大亮山。有人说他傻，放着清福不享，偏去啃荒山。他挥挥锄头：“我是农民出身，离不得土。”
　　 二十二年，他住的窝棚漏雨，就用塑料布糊一糊；粮食不够，就挖野菜充饥。手上的裂口结了痂，又被树枝划破，血滴进土里，竟让树苗长得更旺。临终前，他把价值三亿的林场捐给国家，说：“我啥也带不走，就留片林子给后人。”
　　 现在的大亮山，松树长得比楼还高，松鼠在树枝间跳来跳去。护林员说，雨过天晴时，仿佛能看见一个老人在林间散步，嘴里哼着：“栽树就是栽福啊。”
　　
　　 ◎高原赤子心——记孔繁森
　　 西藏的雪落了又化，孔繁森的脚印总在最险的路上。他两次进藏，背着药箱走村串户，藏民叫他“活菩萨”。有个孤儿发烧，他把孩子揣进怀里焐着，自己冻得整夜没合眼。
　　 他的宿舍里，藏装和汉装挂在一起，桌上的酥油茶还冒着热气。牺牲时，他的遗物只有几件旧衣服和八块六毛钱。藏族老乡说：“孔书记是雪山的儿子，融化了自己，滋润了草原。”
　　 如今，援藏干部一批接一批来到高原，他们走在孔繁森走过的路上，看到经幡飘动，就像看到他的笑容：“这里的太阳，和内地一样暖。”
　　
　　 ◎东山绿传奇——记谷文昌
　　 东山县的沙曾是活的，会追着人跑。谷文昌来了，带着群众挖沙、种树，铁锹磨秃了，就用手刨。有人说这是白费力气，他指着海边的礁石：“石头能扎根，树也能。”
　　 十年，他把风沙锁在了树林里，荒滩变成了粮仓。老百姓在他的坟前种了棵木麻黄，说：“谷书记，你看这树多直。”现在，东山县的海岸线绿得像条绸带，渔民出海时，总会朝岸边的树林鞠个躬。
　　 年轻的县委书记在谷文昌纪念馆里，看着那张泛黄的治沙图，轻声说：“我们接着干。”窗外，木麻黄的叶子沙沙作响，像是在应和。
　　
　　 ◎司法燃灯者——记邹碧华
　　 邹碧华的办公室总亮着灯，像黑夜里的航标。作为法官，他说：“法是冷的，但人心是热的。”他给农民工讨过工资，为老人争过赡养费，判决书里的字，总带着温度。
　　 司法改革那几年，他熬了无数个通宵，桌上的文件堆得比电脑还高。同事劝他歇歇，他说：“改革哪有不累的？”后来，他倒在了去开会的路上，公文包里还装着没改完的方案。
　　 现在，法院的年轻法官们常提起他，说他像盏灯，“即使灭了，光还在”。法槌落下时，那声清脆里，仿佛有他的声音：“要让老百姓在每个案件里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百姓樵夫——记廖俊波
　　 廖俊波的车总是开得很快，他说：“老百姓等不起。”在南平，他跑遍了每个乡镇，帮贫困村修路，给小企业找销路，裤腿上总沾着泥。有人叫他“廖大胆”，敢啃硬骨头；老百姓叫他“俊波书记”，说他像自家兄弟。
　　 他的办公室抽屉里，放着胃药和泡面，常常是啃着面包改文件。出事那天，他刚开完扶贫会，车里还放着给群众买的柚子。现在，南平的工业园建起来了，乡村旅游火了，人们路过他生前常去的茶馆，总会说：“要是俊波在，该多高兴。”
　　 春风吹过闽江，岸边的桃花开得正艳，像他说过的：“为官一任，总要留点什么。”
　　
　　 ◎扁担校长——记张玉滚
　　 黑虎庙小学的路是陡的，张玉滚的扁担是弯的。十七年，他用扁担挑着课本和文具，在悬崖路上走了十万多里，肩膀磨出了厚厚的茧，像块老树皮。
　　 学校没老师时，他既教语文又教数学，晚上还给学生补营养。有孩子辍学，他就翻过几座山去劝：“读书能走出大山。”现在，他教过的学生里，有人考上了大学，回来当老师，接过了他的扁担。
　　 新修的公路通到了学校，汽车代替了扁担，但孩子们还记得，那个挑着月亮回家的校长，说过：“我不走，你们就有希望。”教室里的读书声，比当年更响亮了。
　　
　　 ◎天眼之父——记南仁东
　　 南仁东看了二十二年星空，把“天眼”安在了贵州的大窝凼。为了找合适的选址，他跑了三百多个洼地，鞋磨破了几十双。有人说这项目太冒险，他指着天空：“人类总得仰望点什么。”
　　 “天眼”建成那天，他摸着巨大的钢索，像摸着自己的孩子。可没过多久，他就病倒了，临终前，他还惦记着望远镜的数据。现在，“天眼”每天接收着来自宇宙的电波，年轻的科学家们在控制台前忙碌，说：“南老师，我们看到新的星系了。”
　　 夜空中，那颗以他名字命名的小行星，正和“天眼”遥遥相望，像是在说：“探索，永不停歇。”
　　
　　 ◎石榴花开——记米娜瓦尔•艾力
　　 米娜瓦尔•艾力的办公室里，总摆着盆石榴花，像她的笑容一样暖。作为老师，她给少数民族学生讲“四史”，用“石榴籽”比喻民族团结，说：“我们要像籽一样抱在一起。”
　　 她设立公益基金，帮贫困学生圆大学梦；组建宣讲队，讲各民族互助的故事。有人问她累不累，她指着墙上的照片——各族学生手拉手笑着，说：“你看，多值。”
　　 现在，她的学生们走上了不同岗位，有的成了医生，有的当志愿者，都在说：“米娜老师教我们的，要记住一辈子。”校园里的石榴花开了又谢，结出的果子，甜得像团结的味道。
　　
　　 ◎海雀常青——记文朝荣
　　 海雀村的山曾是秃的，文朝荣来了，带着村民种树。二十多年，他把荒山种成了林海，手指被树枝划破，流出的血染红了松针。有老人说：“朝荣，这树能当饭吃？”他说：“树活了，人就能活。”
　　 他住的土房很旧，却总想着给村里盖学校。临终前，他望着窗外的树林，说：“要让娃娃们有出息。”现在，海雀村的树成了“绿色银行”，孩子们在新教室里读书，老师会指着远处的林海：“那是文爷爷种的。”
　　 风吹过松林，涛声阵阵，像是无数双手在鼓掌。那个穿着补丁衣服的老人，早已和青山融在一起，成了海雀村永远的春天。
　　 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地方，做着不同的事，却都有颗滚烫的心。他们像种子，落在土里，长出了希望；像灯，亮过之后，光还在蔓延。岁月会老，但他们留下的精神，永远年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故事里，继续生长。
　　
　　 ◎兰考的泡桐——记焦裕禄
　　 兰考的风总带着沙，焦裕禄的咳嗽声就藏在风里。他到兰考那天，沙丘正在吞村庄，他抓起一把沙土，说：“不治服它，我就不离开。”
　　 棉袄上的补丁摞着补丁，却总把热乎气贴在百姓身上——给困难户送粮，帮老乡盖房，深夜的油灯下，他在地图上圈出一个个待治的沙丘，像在圈自家的责任田。他的肝疼得厉害时，就用硬物顶着，藤椅上磨出个大坑，那凹陷里盛着他对兰考的牵挂。有人劝他回京治病，他指着田里的泡桐苗：“等它们长高了，我就走。”可泡桐长粗了，他却倒在了巡堤的路上，手里还攥着治沙方案。
　　 如今，兰考的泡桐成了“绿色屏障”，琴弦厂里的桐木发出清越的声。老百姓路过他的墓，总会放上束泡桐花，说：“焦书记，你看这兰考，变样了。”年轻的干部们沿着他走过的路巡堤，风拂过桐叶，沙沙声里，像是他还在说：“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