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兄打电话过来说老家的房子下个月就要拆了，问我要不要抽个时间回去看看，我听了心里一震，握着话筒半天没说话。
　　 我的老家是江南一个叫青林的水乡小镇，家里有三间瓦房带个小院，院里有棵祖父栽的老梨树。父亲是个木匠，每天早上都会在院子里刨木头，木渣子飞得哪哪都是。母亲不爱说话，也不喜欢跟人打交道，整天就在家里做家务，在灶台跟前忙这忙那，很少往外跑。
　　 我是家中独子，父母不娇惯我，父亲更是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八岁时我偷偷下河游泳，被他用扁担抽得满地打滚，母亲在灶间门口看着心疼，却没敢拦。那晚我没有吃饭，而是躲在被窝里哭，半夜父亲进来摸了摸我的头，放了个烤地瓜在我枕边，那会我也确实饿极了，含着泪躲在被窝把它吃了。
　　 那时我总觉得故乡就是个是牢笼，只有无休无止地拼命读书，在十八岁的那年考上省城的大学。离家的那天，父亲送我到镇口，穿件洗得不大干净的蓝布褂子，他塞给我一个装着学费的布包，让我省着点花，别给他丢脸。母亲则跟在他的身后，手里拎着一袋连夜烙的糖饼，塞进我的背兜里。
　　 大学毕业后我在城里工作，交了女朋友，她人很和善，跟我回过几次家。每次回家，父亲都会从集上买很多吃的，摆满一桌。谈婚论嫁时，女方没要多少彩礼，可父母还是拿出一辈子积蓄帮我成了家。之后我在城里扎了根，父母很少来，我也只是春节回去住几天，故乡也就变成了遥远的符号，偶尔出现在梦里，醒了就淡了。
　　 三年前深秋的一个凌晨，堂兄打电话说父亲患肺癌去世了，临终前他拒绝去医院。我连夜赶回青林，只见父亲躺在堂屋的木板上，身上盖着白布，脚上则是那双沾着木屑的旧布鞋。母亲坐在旁边，没有流泪，眼神很空洞。葬礼举办了三天，出殡时镇上来了不少人，都说父亲是个好人，手艺好、价钱公道。我跪在灵前，才发现自己对父亲的了解还不如乡邻多。
　　 葬礼办完后，我劝母亲跟我去城里住，她不愿意，说高楼住不惯。我就拜托堂哥帮忙照看，每个月寄钱回去。母亲从来不会主动打电话过来，我打过去，她也只是说“都挺好”。
　　 去年春天，母亲也走了，等邻居发现的时候，她已经去世多时，手里却还紧紧攥着我爸的照片。我回去料理后事，收拾她东西的时候，在枕头底下翻出个铁盒子。里面装着我从小到大寄回家的信，还有那张都泛黄了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复印件。
　　 现在老家那房子要拆了，镇上搞旅游开发，要沿着河边盖仿古的商业街。赔偿款都已经谈妥了，就等着我回去签字。我请了假坐了个大巴回乡，车窗外，城里的样子已经慢慢看不清了，换成了一片一片的田地。稻子也已割完，地里堆着一个个稻草垛，老远还能看见有人在田里干活。青林镇比我印象里破多了，年轻人也都出去打工了，就只剩下些老头老太太和小孩。我家的老房子墙皮掉了一块一块的，瓦也缺了不少，院子里那棵梨树倒是还在，枝枝桠桠盘在一起歪歪扭扭的。堂哥领我进屋，太阳光照进来，能看见好多灰尘在飘。屋里已经没有了以前的那股熟悉的木头香味，只有一股潮乎乎的霉味儿。墙角那儿，父亲的工具箱上落了厚厚一层灰，里面的凿子、刨子都锈了，就他最宝贝的那把斧头，还亮闪闪的带着股寒气。堂哥说我小时候偷拿这斧头去砍竹子，被父亲揍了一顿。我点点头，摸着斧柄上被我爸常年握出来的坑坑洼洼，脑子里一下子就想起父亲刨木头、母亲在灶台忙活的样子，对了，还有我自己蹲在梨树下数蚂蚁的样子。
　　 晚上堂哥让我去他家住，我没去，就想在老屋里凑合一晚。他抱来被子褥子，让我夜里当心别冻着。夜已经很深了，四周都是静悄悄的，我躺在小时候睡的那张床上，听着风刮过梨树的声音，迷迷糊糊的，好像听见我爸咳嗽，我妈起来倒水的动静，分不清是在做梦还是醒着。
　　 天快亮的时候，我走到院子里，看见梨树上还有我小时候量身高划的横线。最底下那道旁边，有我爸写的“吾儿离家之日”，字写得歪歪扭扭的。朝阳升起，我看见树顶上挂着几个干巴巴的梨子。踮起脚摘了一个，咬了一口，果肉干巴巴的，可仔细一品，倒有股好些年没尝过的甜味儿。
　　 堂兄来过来问我要不要签字，我说签，不过我想把那棵梨树留下，堂哥说他去跟镇上那边说说看。离开之前我去了河边，只见那河水浑浑浊浊的，岸边的芦苇被风吹得晃来晃去，沙沙作响。我蹲下来用手捧了些水，就看着它从指缝里一点点流走了。
　　 回城里的车上，我看着窗外，心里突然就琢磨明白了，故乡其实一直没离开过我，它就藏在我记事儿的那些片段里，有木头的香味儿，有梨子的甜味儿，还有河水那股子清凉劲儿。老房子虽说就要没了，但那棵梨树能留下，明年开春还会开花，花瓣落下来的时候，就像我心里那点乡愁，怎么都褪不了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