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与路
　　
　　 六月的骄阳把市民中心的台阶晒得发烫，我握着刚打印好的变更登记回执走出来时，额角的汗珠子滚进衣领，倒像是给心里那团火添了柴。从“兰芳医疗器械”到“兰芳建设工程”，几个字的变更在表格上只占了一行，于我却是从熟悉的轨道里探出头，往更开阔的原野迈了一步。
　　 二楼市场监督管理窗口的冷气还没散尽，朱局长那句“咸明上台领奖，那才是名至实归”仍在耳边打转。他说这话时，指尖在桌角轻轻敲着，目光里的恳切比空调风更让人清醒。旁边办理业务的小姑娘眼含笑意，我和朱局长熟稔地聊起跨行的缘由，小姑娘好奇地问“你们认识啊”，朱局长当时抬头笑了：“怎么能不认识？金湖的农民诗人。”
　　 “诗人”这两个字，在我这儿从来不是头衔，是凌晨两点台灯下的影子，是田埂上弯腰拔草时突然冒出来的句子，是荷花荡里风掠过荷叶时，心里跟着起伏的韵脚。朱局长说常看我抖音里的诗文朗诵，说“你那些字里有金湖的魂”，我倒觉得，是金湖的水土先给了我写下去的底气。就像他说要加微信时，特意叮嘱“多分享些金湖的故事”，我点开二维码的瞬间忽然明白，所谓创作从来不是闭门造车，是脚下的土地、身边的人、眼里的变迁，一点点在笔端发酵。
　　 加完微信在窗口柜台上，第三个柜口的工作人员也是小姑娘笑着打趣：“看你们聊得热络，原来是老熟人。”我想起几年前金湖建县60周年表彰大会，朱局长作为“爱岗敬业模范”站在台上，胸前的红花映着他鬓角的白霜，台下掌声雷动。轮到我这个“农民诗人”上台时，手心全是汗，下台时正撞见他，他拍着我肩膀说：“写下去，让更多人知道金湖不光有荷花荡，还有会讲故事的人。”如今再提这事，他摆摆手：“我那是岗位本分，你才是真把金湖写活了。”
　　 这话让我想起书桌上那本《走进心田》的手稿。前年冬天贾平凹老师为它作序时，特意在电话里说：“你的文字有土腥味，这是好东西，别洗太干净。”后来贾平凹文化艺术研究院艺术总监孙见喜老师还题写书名。那张宣纸寄来那天，我在工作室里摆了三天，看阳光透过窗棂落在“走进心田”四个字上，像看见任庄村的麦浪在纸上起伏。金湖作协主席金虹老师说：“好作品得有根，你的根在金湖的田埂上。”那时我就暗下决心，这书一定要出版，不是为了虚名，是想让那些在稿纸上活了千百遍的金湖故事，真正走到更多人眼前。
　　 夜里两点躺在床上，窗外的蛙鸣裹着稻叶清香飘进来，倒比闹钟更准时。我摸出枕边的笔记本，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和记忆里任庄村的蝉鸣重合。写美丽乡村建设时，总想起村头那棵老槐树，春天开得满枝雪白，树下王大爷的修理自行车车铺，总能听见“今年果林收成”“新修的水渠通到哪”的闲谈；写荷花荡的清晨时，会想起撑船的李大姐，她说“露水重的时候采莲子，甜得能掐出蜜”；写水上森林公园的雾时，总浮现张瓦匠的话：“这雾是树的魂，太阳一出来，就钻进年轮里了。”
　　 这些带着体温的细节，是我在田埂上、荷塘边、工作室“捡”来的。就像办公司这件事，有人说“你一个写东西的，折腾这些干啥”，可他们不懂，当我看着工程机械在工地上作业，看着新修的路通到村口，看着果林里的灌溉系统运转起来，这些鲜活的场景会顺着笔尖流进文字里。朱局长说得对：“鸡蛋不能放一个篮子里”，可于我而言，公司是装“柴米油盐”的篮子，文字是装“星辰大海”的篮子，两个篮子都拎稳了，日子才能走得踏实。
　　 那天和朱局长聊到公司未来时，他忽然问：“资金周转要是有困难，别硬扛，我来帮你协调。”我笑着摆手：“等公司挣了钱，第一件事就是把《走进心田》印出来，到时候请您写推荐语。”他眼睛一亮：“那我可得好好琢磨琢磨，得配得上你笔下的金湖。”其实我知道，他不是看重这几句推荐语，是盼着更多人通过这些文字，看见金湖的变迁——从“日出而作”到“乡村振兴”，从“土路泥墙”到“绿水青山”，这些藏在岁月里的故事，总得有人替这片土地记下来。
　　 此刻窗外的月光正落在稿纸上，把“任庄村”三个字照得发亮。我想起白天在市民中心门口，骄阳下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像一条通往远方的路。路的这头，是刚起步的公司，是田埂上的脚印，是案头的手稿；路的那头，或许是书店里陈列的《走进心田》，或许是荧屏上流淌的金湖风景，或许是某个陌生人读着我的文字时，忽然说“想去看看那个有故事的地方”。
　　 朱局长的微信提示音突然响起，是他发来的一张照片：金湖大桥的晚霞红得像火，配文“这景，该写首诗”。我握着手机笑起来，指尖在屏幕上敲：“明天就去桥边坐坐，说不定能捡到几句。”
　　 原来所谓的生命之源，从来不是某个人的馈赠，是脚下的土地给了根，身边的人给了暖，心里的热爱给了翅膀。就像这六月的骄阳，既晒得人汗珠直淌，也把前路照得亮堂堂——我知道，只要笔还在手里，路就永远在脚下，而金湖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2025.0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