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职业生涯，其实就是不断挑战自我的过程。
　　  调入台州日报社，由一个地方的通讯员，变成报社一个部门的领导，是一个挑战；而仅仅工作了两年多，又从一张地方党报，调入省级党报，担任记者站站长，是一个更大的挑战。这不仅仅是因为《浙江日报》平台更高更大，是对我业务能力、水平的考验，还因为记者站几位同志，原先都是我仰慕的老师。一人做学生的人，变成他们的领导，是行政能力、业务能力、心理能力，甚至是道德能力的一次大挑战。
　　 到浙报台州记者站任站长，事前我并无半点消息。当时，记者站老站长胡哲启因为年龄原因，要退居二线，需要一位接任他的人，地委领导推荐了几人，报社都没有同意，耽误了一些时日。时任浙江日报社总编辑江坪出差三门时，连夜把时任地委主要领导约了过去，指名要我到记者站工作，担任站长一职。
　　 这个过程，是胡老站长他们告诉我的。
　　 台州当时是行署建制，所在地在临海。记者站设在行署大院对门的一幢附属楼三楼，北头两间。算上我，记者站共5人。老站长胡哲启，以前在地委报道组工作，也曾参加《台州日报》复刊筹办，此后一直在浙报记者站担任站长，是台州新闻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副站长刘治浪，是原地委办公室干部，曾任地委一位领导的秘书；记者阮宝友曾是《浙江日报》本部记者，因家在台州椒江，主动回到台州记者站工作；记者叶心源，是资深新闻人、摄影家。在仙居，特别是在县委报道组工作时，与胡哲启、阮宝友、叶心源几位老师多有工作接触，从他们身上，我不但学到不少新闻采访、写作知识，更学到身入一线、深入采访、心入写作的工作作风。与刘治浪接触相对少些，但他是当年“中国新闻奖”获得者，也是我高山仰止的人。
　　 一开始，就感觉做站长之难。这个难，主要是在人际关系方面，进站工作不久，我就遇到。第一次去杭州开会，报社一位领导就跟我说，你年纪轻，要做好站里工作，得学会尊重老同志。听起来，这位领导是在提醒，但理解起来，其实是批评。后来我知道，原来是有人反映，说我以前都称呼站里的同志为“老师”，做了站长，改称呼为“老某”了。
　　 这对我来说，其实是不白之冤。到记者站工作后，我谦虚谨慎，一如从前称站里的同志为老师，不知道这一反映，事实与根据在哪。
　　 在此前的多个单位，人与人间关系简单，彼此间如一张白纸般纯净，很透明。这一遭遇，让我感受到这人际关系，原来是如此的复杂。
　　 做人做事，重在做人，把人做好，才能把事做好，要做好站长，须以德、能服人。面对此事，我未作辩解，一如继往如尊重老师一样，尊重记者站的同志，认真工作，老实做人。
　　 记者站的主要职责，是为浙江日报采写稿子，服务好当地党委、政府，并协助做好浙江日报在当地的发行。老站长胡哲启在这两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闻宣传让地委、行署领导很满意，浙江日报的发行工作，已连续多年处全省各地市前列。站在如此高的起点上，我自不敢怠慢，只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台州自古被人视为“荒蛮”之地，建国后又成为“国防前线”，缺少资源，也缺少国家投资，但这里有“山的灵气、海的大气、人的硬气”。改革开放后，从“两水一加”起步，这里诞生了全国第一家股份合作企业、第一个为股份合作正名的文件、第一条用股份合作建设的高速公路……风帆正悬，波澜壮阔，一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在台州日报经济部工作时，经常到部门、县市，以及企业、山区海岛农村采访，对台州的情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到记者站工作时，台州正在大抓股份合作企业发展、国有企业改革、乡镇集体企业改制、块状特色经济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社建设。这些特色、亮点工作，就是台州的新闻。浙江日报一些领导经常说，台州是出新闻的地方，是一座新闻富矿。记者站各位同志，就好像是勤奋的矿工日复一日奔忙着，开掘台州这座新闻“矿山”。我作为为站长，自是更加努力。第一年，个人的发稿量，便进入全省驻地记者先进行列。
　　 当时的台州地委非常重视新闻宣传工作，而且重视在点子上。第一次去拜见地委主要领导时，领导没有谈别的，只谈上一阶段地委抓的重点工作，下一阶段地委工作重点，虽然自始至终没有明确提出报道要求，但我听后，心里就有许多报道选题跳了出来。后来，这成为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每月的月底，我都会接地委办的电话，去拜见地委主要领导，这让记者站的新闻采访更有重点，更有方向。浙江日报的报道工作，多次获得地委、行署领导肯定、表扬。同时，也赢得地委、行署领导对浙江日报及下属钱江晚报等报纸发行工作更大的支持，浙江日报、钱江晚报在台州的发行量，连年稳居全省地市最前列。
　　 当时，广告业刚刚起步，许多企事业单位迫切需要形象策划、创意、宣传，经报社领导同意，记者站创办了一个广告公司，起名为“大地”，是台州最早成立的广告公司之一。公司一成立，就得到了许多企事业单位，特别是企业的支持，开张数月便有了良好的收益。但是，随之事情也来了，有人向台州纪委写信举报记者站借办公司搞“小金库”，纪委很重视，专门派人调查、了解，结果证明无举报信中存在的问题。
　　 不甘平庸多做事情是如此的艰难，这事对我打击很大。浙江日报老前辈杨兴萱劝慰说，作为站长，把稿子写好、报纸发行好就好，何必多此一举。这话，我听进去了，不久就关停了广告公司。关停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发现站里所聘请的经理，很不合适。
　　 这事过去了，但内心里还是很想在记者站做一番大事业。台州撤地设市不久，椒江建成了一条漂亮的商业街，有房子在售。我向报社领导建议购买几间街面房，一是台州是新建城市，房子大有增值空间，二是房子买下可以用于记者站办公，还可用于发展一些产业。报社分管领导很肯定这一建议，并亲自前来考察。只是后来不了了之，现在想来，十分遗憾。
　　 在记者站工作，名义上是浙江日报记者，但与总部同事相比，差别还是不少的，不说生活上、工作上的待遇，就连用稿件，也几乎等同于通讯员。嘉兴记者站的张雪男、丽水记者的严红枫，与我同批进站，同时任命站长，三人平时也最聊得来，都有些共同的感触。时间一长，大家都有些调离的想法。
　　 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坚定了离开的决心。一是当年浙江日报在县市区建记者站，在台州县市站个别人选上，我与报社分管领导有较大的分歧，听说领导对我很有看法。二是时任台州市委主要领导对记者站，尤其对我的工作，多有不满。人需有自知之明，于是，我与雪男、红枫三人一并向报社提出请调要求。最后，我回到老东家台州日报社工作，担任编委兼记者部主任，雪男调任浙江日报驻杭州记者站任站长，红枫调入光明日报社驻浙江记者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