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买书，这是从小开始养成的习惯。这种习惯的来源，究竟是不是与生俱来的癖好，或许是一个玄学才能回答的问题。
　　 记得刚上学的时候，除了两本薄薄的教材，在远离城镇偏僻落后的农村，被人称为“文化荒漠”的地方，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读，蹭人家的书看是常有的事情。先是借阅别人的连环画，如果遇到对方不肯借阅时，便使尽软磨硬泡的功夫。如果还是不肯借，即便在旁边远远地扫瞄一下，过一过书瘾也感到心满意足。后来向一些文学青年借书看，只可惜这些让我敬慕的人物，在老家总共不会超过二个人。而且，他们书的来源渠道阻滞，许久才能淘过来一本，大多是破烂不堪的旧书，却也珍爱有加，轻易不肯示人。一般要等到大人读完之后，才肯让你快速翻阅一下，看完之后要即时归还，不能到外面宣传扩散。因为在政治高压的年代，极有可能因为看书，便被人罗织什么罪名，遭到难以承受的打击。当我确实没有书看的时候，便翻出伟人的雄文四卷，尽管文字高深莫测，对于我们小学生来说，绝对是天书一般的级别，却也看得津津有味。因此，拥有自己的几册图书，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哪怕是一本小小的连环画，对于我来说也弥足珍贵。
　　 我知道，为了买书而找父母亲要钱，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买书对于一天只挣五角钱工分的家庭，无疑是太过奢侈的消费。于是，我便会想尽一切办法，悄悄积攒上一二角钱，等到墟天步行12华里，跑到供销社的售书柜台，经过千挑万选相中一本连环画。然后付款把它买下来，坐在商店门口的台阶上，迫不及待地浏览起来。这不过是买书的首阅式，等到回家以后，才一字一句地精读，直到把封面翻烂。然后，将买连环画剩下的几分钱，买一条用木薯烹炸的油索，或者买一种叫做“目珠仁子”的小颗粒糖，简单地解决中餐问题。如果感到口渴，那时候商店不卖饮料，刚好我们也没有钱，便跑到墟场边的小河里，掬几捧清凉的河水，权当作免费的饮料喝下去。反正身体没有什么毛病，随便应付一下就行，没有现在的儿童那么多的讲究。
　　 为了买书，如何弄钱的问题，便摆上了我们的议事日程。最好的方法，便是利用放假的日子，邀几个小伙伴一起搞副业。无非是春天摘金银花，夏天摘山苍子、秋天摘金线莲、冬天摘桐子之类，反正是生财有道，什么值钱就搞什么。然后，将这些获取的战利品，拿到供销社或者药店里，换上货真价实的人民币，除了上交大部分补贴家用外，截留下来的一小部分，便是我们买书的资金来源。
　　 通过这样的货币转换方式，我的图书角逐渐丰盈起来，等到初中毕业那一年，已经达到了半个抽屉之多，算是一笔不小的财富。这其中大多数是紧跟时代形势的读物，诸如《雷锋的故事》《闪闪的红星》《地道战》《地雷战》《春苗》《红雨》《小兵张嘎》《两个小伙伴》等连环画，也有《小兵东东》《山雨》《红杏》《金色的阿夏河》《一支小手枪》《捕鳗记》《鱼肚子里的秘密》等故事书，还有《蛇岛的秘密》《未来的拖拉机手》《小溪流的歌》等科普文化性质的读物。这些书籍画册，图文并茂，内容各异，脍炙人口，给我以丰富的知识滋养，为我打开了未知世界的窗口。我将其视同珍宝，爱不释手，小心翼翼地严加保管，不让人家轻易染指。因为有了这些精神食粮，经常让我忘记了饥饿，只要一有空闲的时间，便坐在小阁楼的竹椅上，端起书来静心地阅读，不知道时间从身边悄悄溜过去。
　　 如果以现在的目光来看，当时的图书主要反映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信念，着重强调政治教育功能，占据大量说教的成份，存在高高在上训斥式的弊病，缺乏适合儿童文学特点的科学性、知识性和趣味性。正如著名作家茅盾所指出：“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情节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然而，所谓手不释卷，开卷有益。即便当时有些图书内容浅陋，知识性不强，也自然还有读书的好处，总比不读书要好得多。
　　 那时候的图书价格，与现在的价格比起来，确实显得很便宜。一本《新华字典》标价2.2元，一本《汉语成语小词典》标价2.5元，一本连环画通常在1角至2角钱之间，其他书籍也就1元至2元一本的价格。然而，对于我们这些喜欢购书的小读者而言，却是一笔巨大的文化智力投资。要求我们必须精打细算，省吃俭用，攒下平时的零花钱，甚至削减食堂的菜金，压得住购买玩具的欲望，抵挡住品尝零食的诱惑，并不是一件简单而容易的事情，必须有极强的自制力。
　　 然而，我却乐此不疲，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把自己喜欢的图书购买回家。这个爱好已经成为一种不经意的自觉，伴随着我的大半生。如今，我家里的藏书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已经堆满了好几个书架，而且房间的桌子上、橱子里、甚至几个屋角里，到处都堆满了各类书籍，占据了家里大量的空间。与书结缘，以书为友，购书为乐，这是我与众不同的嗜好，成为一种潜意识的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
　　
　　
　　 2025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