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香】挂职记(散文) ——柴门笔记之那年那月
追溯家族历史,十代八代之中,未曾有过做官的人;在众多亲戚中,也未曾出现过显赫的人物。童年时,每当公社干部来到村里,总觉得他们是好大的官,满怀敬意地仰望他们。
论家庭出身,我无疑是社会最底层、最不起眼的。所以自小到大,总处在自卑、仰望状态。懂事起,虽然知道北京是国家的首都,心中充满了向往,却从未想象过自己能与北京有某种联系。然而,在我人生的旅途中,北京竟也成为了我生命中重要的一站。
2004年春季,市里派遣一批干部前往北京的中央国家机关挂职锻炼,我荣幸地被组织选中。得知这一消息时,我心中微微一震。尽管挂职期限仅为四个月,并且说是作为组织重点培养的对象,但我对从政为官并无特别的向往,又考虑到家中有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内心就犹豫不决。最终,在几位朋友的鼓励下,我才下了前往的决心。
此次被选派至北京的干部共有九人。启程前,市里特地召开了一次会议,向我们提出了明确且严格的要求。会上,我知道自己将被派往中宣部新闻局,并被指派为北京挂职锻炼九人小组的组长。
次日,市委组织部领导送我们一行去北京。当晚住在长安街边上的北京国际饭店。这一夜,我几乎没睡着,主要是担心,我这样一个来自基层的人,水平低、见识有限,又不擅于人际交往,来到意识形态最高主管机关工作,怕胜任不了,既倒自己牌子,还影响台州干部形象。这四个月,如何度过才好?
对我而言,北京既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自小在课堂、课本上认识它,多年前也曾作过一回匆匆过客。1991年,女儿蹒跚学步时,我和妻子携带着女儿、岳母,与朋友蒋达进一家三口一起,曾短暂地游览过北京。虽然时间仓促,只是走马观花,但长城、天安门、故宫、天坛和圆明园等胜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游览天安门时,新华门前那庄重的卫士和中南海周围高耸的红墙,让我感到一种神秘和敬畏。
我挂职的中宣部,与中南海仅隔一条府佑街。第二天,市委组织部领导亲自送我前往。在预约、登记、查验身份证等办理手续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了中央机关工作的周密、细致和严谨。到局里后,心情也轻松了许多。接待我们的局办公室领导,带我逐一拜访了从局长到普通同事,感觉局里的每个人都很热情,大大地缓解了我的紧张情绪。
新闻局负责新闻宣传的管理工作,当时全局人员不足30人,我被安排至新闻宣传处。该处是新闻局的核心业务部门,肩负着制定、管理全国新闻宣传方针的重任,许多政策、原则、纪律都由此处发布。如此重要的部门,当时仅有四名同事。他们是处长刘汉俊、副处长刘春京,以及年轻同事王娟、唐献文。办公条件也相当简陋,两位处长共用一间办公室,而我与王娟、唐献文共处一室,空间十分拥挤,以至于接待访客时,连坐的地方都显得捉襟见肘。
新闻局对我的到来非常重视。几天后,局里正式发布了一份红头文件,任命我为新闻宣传处副处长。虽然文件只是一张纸,但它无形中给我带来了更大的压力。我下定决心,必须谦虚学习,尽快适应角色,勤勉工作,不负台州及新闻局领导对我的信任和期望。
起初一个星期,我住在邻近的北京音乐厅边上的一家小宾馆,每天的住宿费用300多元。当时,同在局里挂职、担任局长助理的宁夏广电厅副厅长陈利宁,也住在这里。为了减少住宿开支,一个星期后我在单位附近的灵境胡同,租下了一个小户型的单元房。这样不仅节省了费用,还能自己烹饪食物。单位食堂的饭菜,我还不适应。
最初几天,我认真阅读局内的工作简报,熟悉局里的工作流程,并协助联系中央主要新闻机构和各省市宣传部门,传达新闻宣传的方针和指令。这里的工作流程环环相扣,工作纪律严格到不留任何缝隙,时间管理精确到以分秒计算。短短几天内,我便感受到了中央机关与地方在工作方式上的显著差异。这种严肃、严谨、细致和高效的工作作风,是我职业生涯中前所未见的。
十多天后,汉俊处长安排我参与《每日新闻动态》的整理、编辑工作。这是一份内部简报,主要是向领导报告当天国内主要媒体的重要舆情。我每天一早来到局里,到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认真审读国内各大报纸,收集当日主要舆情,研判当日舆论动态,发现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然后,开始撰写、整理。处里的几位同志,对我言传身教,一些吃不准的问题,当面向他们请教,起草好初稿后,他们都认真帮助修改。所幸我有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也有着一定的新闻敏感性。半个多月后,汉俊处长对说:不错,可以独立胜任简报的编写工作了。后来,时任副局长,后调任中央电视台任副总编辑的孙冰川,也夸我进入角色快。
那时起,编纂《每日新闻动态》便成为我日常工作的重心。同时,也分担上传下达任务,主要通过电话进行沟通。鉴于中央领导经常对新闻宣传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和指令,确保这些信息的及时传递至关重要。通常情况下,我会使用普通电话进行联系,但若涉及机密内容,则会使用加密电话。由于我来自浙江,从小学到大学,并未接受过系统的普通话培训,因此在初期,尽管我能听懂对方的讲话,对方却往往难以理会我的口音。某大报机要处的老张,是一位来自河南的退役军人,他带有浓重的河南口音,而我浙江口音明显,这使得每次通话都变得相当费力。我们曾半开玩笑地提议,一起学习普通话,共同提高。春京副处长也曾当面指出,我需要进一步学习普通话。因此,无论是与局内同事的日常交流,还是与新闻单位的电话沟通,都成为了我练习普通话的机会。
正是我的浙江口音,促成了与潘平的相遇。潘平时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那天,局里召开新闻通气会。中青报指派潘平参加,但由于交通堵塞,他迟到了。会议结束后,他来到我的办公室,了解通气会的内容。在听完我的介绍后,他询问我何方人氏,我回答浙江;他追问浙江哪个地方,我告诉他临海。他惊讶地睁大了眼睛,问我是否真的来自那里。我肯定地回答,他立刻紧紧握住了我的手,激动地称呼我为老乡。原来,潘平的外婆家在临海的东塍,他本人也在临海出生。五六岁的时候,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一家迁往了江苏南通。由于临海亲戚不多,离开后他便再也没有回去过。听潘平这么一说,我们之间的关系立刻变得亲近起来。后来,台州、临海在北京举办活动时,都会邀请潘平参加,并将他视为在京的台州籍杰出人才。从那以后,我和潘平成为了好朋友。
两个月多后,局长李宝善调往《求是》杂志担任总编辑。紧接着,孙冰川副局长调任中央电视台担任副总编辑。李局长为人沉稳寡言,颇具威严,每次经过他的办公室门口,总见到他埋头写稿,我猜想他一定是在撰写重要文章。果不其然,不久之后,我在《求是》读到了他撰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文章,心中敬意油生。孙冰川副局长待人和蔼可亲,给人以温暖的感觉。遗憾的是,这两位令人尊敬的领导,我刚刚开始熟悉,却要离开。
新任局长叫胡孝汉,是从新华社国内部主任任上过来的,原班子中,只留下副局长高善罡。高局长原是经济日报理论部主任。在经济日报工作时,他来过台州仙居。知道我是来自台州,说起来就特别亲切。胡局长是个十分认真投入的人,他到任后,新闻宣传处的工作任务更重了。看到处里同志从早到晚,忙忙碌碌的,我更加不敢懈怠。不久,汉俊也被提为副局级调研员,同时兼任新闻宣传处处长。
时光飞逝,四个月时间转瞬即逝。到了第三个月,市领导莅临看望,期望我们能够圆满结束挂职任务,并要求我们撰写个人总结。当我开始着手撰写时,汉俊处长向我转达了局领导对我工作的积极评价,并说鉴于目前处里人手紧缺、任务繁重,请我延长挂职四个月。汉俊的真挚让我难以拒绝。次日,他告诉我已与台州组织部门沟通妥当,希望我能安心继续在新闻局工作。因此,当四个月期限届满时,与我一同前来的其他八位同事陆续离开北京,返回台州,而我只能怀着羡慕的心情送别他们。
此时,处里迎来了部队复员的常青同志,以及从新疆军区政治部借调的孙进军同志,宣传处的人手有所增加。除了此前的日常工作,汉俊和春京两位处长间或安排我参与重要文件的起草,出席重要会议,并组织重大活动。有几项任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4年夏,根据公安部的要求,局里需起草一份关于恐怖事件新闻处置的文件。汉俊把这项紧急任务交给了我。尽管缺乏经验,仅凭对突发事件新闻处理的一些个人见解和经验,还是在一天之内完成了初稿。汉俊审阅后表示认可,他修改后,将初稿提交给分管部领导。次日是周六,我正在住所休息,突然接到汉俊的电话,要求我立刻返回局里,说部领导正在办公室等候。我心中感到不安,不知道又有什么紧急事务。抵达局里后,发现汉俊和其他同事都在场,得知部领导召集我们是为了讨论《恐怖事件新闻处置办法》文稿。汉俊介绍文件初稿是由我起草的,部领导紧握我的手,表示感谢。
未己,全国对外贸易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局里派我去参加,会议给我安排了一个休息的房间。下午会议开始前,我戴上工作证,乘电梯下楼。到楼层时,电梯门开了,正想进去,马上有几位警卫拦住了我。里边有人说:没事,让他进来!我一看,说话的是位大领导,以前只在电视上看到过,他的形象,早已熟悉,只是第一次见到真人。我红着脸忙说:首长好!没想到首长马上与我握手,没有一点架子。那天下午这位大领导讲话,脱离讲稿,广证博引,深入浅出,令我印象深刻。
2004年九十月间,中央文明办确定天津和平区作为加强未成年人教育典型。局里指派我参与由中央文明办领导带队的先期调研。这位领导身材瘦高,和蔼可亲。调研结束后,他带领调研小组的成员向时任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作汇报。云山部长的办公室坐落在中宣部大院内一个幽静的小院中。我每天上下班都会经过这个小院的门口,尽管在局里工作这么久,却从未有机会面见云山部长。这次能够进入小院,面对面向云山部长汇报工作,我的心情自然激动不已。云山部长非常亲切,他不仅认真听取了汇报,还鼓励我们这些参与调研的人员都发表意见。于是,我也简要地谈了自己关于和平区未成年人教育新闻宣传工作的几点想法。
在2004年雅典举行的第十届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取得了优异成绩,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党中央和国务院特别举办了庆功仪式。我有幸与局里的几位同事,一同参与了表彰大会以及随后的庆功晚宴。晚宴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举行,氛围庄严而热烈。在这次庆祝活动中,包括胡锦涛、温家宝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出席了。当他们步入宴会大厅时,全场起立,掌声如雷鸣般响起。对于我这样一个来自基层的人来说,能够近距离亲眼见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内心无比激动。晚宴采取了分桌的形式,每张桌子上都摆放着精致的菜谱桌签。我特意将菜谱收藏进自己的口袋,作为永久的纪念。在那个夜晚,受表彰的奥运健儿们与我们同桌而坐。许多在场人士纷纷邀请他们签名留念。我也拿着这张菜谱,向姚明等四五位奥运冠军请求签名,作为珍贵的纪念。
新闻局还承担着组织全国重大活动、会议以及典型宣传报道的职责。我刚到局里不久,河南便涌现出了杰出的女性公安局长——任长霞。局里高度重视这一重大典型的宣传,指派汉俊率领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前往河南进行采访报道。最初,汉俊安排我一同前往,但由于部门工作任务繁重,我错失了这次宝贵的学习机会。
然而,不久之后,局里就给了我一个锻炼机会。当时,广西要举办首届东盟博览会。为了支持这次博览会,局里启动了前期的新闻宣传工作。2004年9月,我带领中央主要新闻单位的10多位记者前往广西。广西区委和区政府对这次采访活动给予了高度重视。我们到达广西的第一天晚上,区政府领导主持欢迎仪式,并介绍广西情况,而我则代表中央采访团讲话。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通常扮演的是辅助角色,很少有机会独立讲话。这次,我不得不充当领导角色,在区政府领导讲话后,我表达了感谢,并就此次活动的宣传报道,提出了具体意见和要求。在广西的几天里,我们采访了区政府相关部门,并实地考察博览会场馆工地。还深入北海、庆州、桂林等地进行采访。广西之行,为我人生中首次领队全国性大型采访活动,让我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广西区委宣传部对我们的采访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回到局里不久,就收到了他们发来的感谢信。孝汉局长在一次会议上特别表扬了我。
广西之行不久,中央决定推出哈工大教授马祖光作为全国重大先进人物典型,新闻局指派我全程负责这次采访活动。在担任台州日报记者部主任期间,我积累了些对先进典型人物宣传的实践经验,并对宣传策略、方法和效果有些思考。因此,在起草马祖光的宣传方案时,我特别强调了一个核心观点:以普通人视角看待、报道重大先进典型人物,深入挖掘他作为普通人的生活、情感和思想。同时,要充分利用传统媒体的权威性优势,与网络媒体的互动性优势相结合,实现全方位、立体化的宣传效果。在这次采访活动中,除了中央主要媒体的参与,还首次邀请了人民网、光明网、央视网等中央级网络媒体加入。在带队采访的过程中,我坚持每日撰写采访日记,记录对重大先进典型人物采写的所思所感。马祖光的报道一经推出,便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尤其是网络媒体的首次深度参与,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局里特别指示,要对这次采访活动进行专题研究和总结。为此,我撰写了题为《让重大先进典型人物在网络媒体中生辉》的文章,并在研讨会上进行了主题发言。
两次率队采访全国性重大主题报道,让局里的领导、同事对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期间,局里又先后两次延长我的挂职时间。
首届东盟博览会即将隆重开幕之际,局里计划再次组织大规模宣传,并再次指派我带领团队前往。得益于之前的采访经验,我对广西以及东盟博览会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这使得本次采访任务相对轻松许多。我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们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探讨和学习,结识了许多好朋友,尤其是与广西区委副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崔智友,以及广西区委宣传部的苏处长和刘伯贤副处长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上一次来广西时,我已与崔部长相识,此次重访,他更是热情款待。记得有一次晚饭后,他单独邀请我品茶,在温馨的氛围中,我们坦诚交流,情感交融。言谈中,觉得他是一个知识丰富,思维敏捷,敢言敢行,重情重义,工作负责的人。苏、刘两位处长,几乎是全程陪同我们采访,热情、细致、周到,也与我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离开广西后,我与他们都偶有联系。崔智友先是到广西崇左任市委书记,后调任区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再调任广西检察长;苏处长后调任广西书画院院长;刘伯贤调任《广西日报》副总编编辑,被广西几所大学聘任为客座教授。
时光飞逝,在新闻局工作恍眼已过一年半。随着时光的推移,我与局内领导、同事们的感情愈发深厚。一些领导、同事都希望我能正式留局里工作。然而,考虑到年龄、家庭、住房,以及妻女工作、读书等因素,我最终婉言谢绝他们的好意。在离别前夕,局里在北京的工会之家,为我举办了一场隆重的欢送晚宴,不仅全局的同事都出席了,连分管的副部长也亲自参加,并与我合影留念。尽管我平时不饮酒,在北京的这段时间里也未曾沾酒,但在那个晚上,面对如此盛情,我还是喝下了近一瓶红酒。晚宴结束后,我醉得不省人事。幸亏一位在北京的朋友将我送往医院,挂了整晚的点滴。
几天后,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踏上了返回台州的路途。是姚建军、王小华等几位好朋友,特意开车接我踶踏上归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