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的合群路往下走，过了石板铺的巷口，有栋两层小楼，墙皮被熏得发黑，挂着块木牌子，上面是老三用红漆写的“张嬢嬢火锅”。牌子旁边钉着串干辣椒，风一吹哗啦响，像谁在摇拨浪鼓。我妈张桂芬，在这儿守了三十年。
　　
　　 一、酸汤
　　 天刚蒙蒙亮，巷口的梧桐树还挂着露水，我妈就踩着木楼梯下楼了。她总穿件靛蓝布褂子，袖口磨出毛边，系着块洗得发白的围裙，围裙兜里永远别着块抹布。煤炉“呼嗒呼嗒”喘着气，她往大铁锅里倒酸汤，咕嘟咕嘟一冒热气，整条巷子就醒了——隔壁修鞋的王大爷准会拉开窗户喊：“桂芬，今天酸汤熬得够劲啊！”
　　 这酸汤是家底。每年霜降，我妈要挑三十斤本地小番茄，得是那种红透了还带点软的，说这样发酵出来才够酸。她蹲在院子里的青石板上，一个个洗得发亮，搁在土陶缸里，撒上凯里来的糟辣椒，那辣椒得是太阳晒过三天的，再倒两瓢井水，封上盖子搁窗台。阳光晒三个月，掀开盖子时，酸香能钻到对门裁缝铺。王裁缝总举着针线喊：“你家酸汤一冒泡，我这尺子都拿不稳，光想着中午来蹭口汤！”
　　 煮酸汤鱼得用现杀的江团，鱼鳃要红得发亮，在清水里养半天，等它吐净沙子，才捞出来片成薄片，码在竹筛子里。店里的小火炉是黑铸铁的，巴掌大，底下垫着耐火砖。客人来了，我妈就把炉子往桌上一搁，添块蜂窝煤，火苗“噌”地窜起来，舔着砂锅底。酸汤烧开了，先下鱼头熬三分钟，再涮鱼片，鱼片在汤里打个滚就熟，沾点糊辣椒蘸水，酸得人眯眼，辣得人张嘴，额头立马冒细汗。
　　 除了酸汤鱼，小锅里的花样多着呢。带皮黄牛肉切得薄，在清汤里涮十秒，裹着折耳根蘸水吃，肉香混着草腥味，是山里的味道；豆腐圆子得用酸汤煮，外面起皱，里面嫩得流心；还有糟辣排骨、豆豉腊肉、清炖腊蹄，每个小砂锅都冒着自己的热气，像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
　　 客人多是熟脸。王大爷每天中午来，总点个酸汤素锅，就着二两包谷酒，边喝边跟我妈唠：“你这酸汤比去年更够劲，是不是加了啥秘方？”我妈笑着添汤：“哪有啥秘方，就是番茄晒得足。”放学的学生挤在角落，凑钱点个小锅，你一筷子我一筷子抢着吃，辣得直吐舌头，还不忘把汤泡饭。有回省里来的干部，穿着西装坐小马扎上，吃得满头大汗，扯着领带说：“在大酒店没这味儿，少了点烟火气。”
　　
　　 二、苦与甜
　　 我爸走得早，那年老五才刚会爬。日子一下子就塌了半边，我妈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她背着老五在店里忙，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淌，把后背的衣服洇出一大片，老五的口水还时不时滴在她脖子上。有次端锅时没站稳，烫了手，她咬着牙没吭声，偷偷在冷水里泡了泡，继续给客人添汤。
　　 店里一开始只有三张桌子，客人多的时候得排队，可没人催，都知道她不容易。大家就蹲在门口抽着烟聊天，眼睛时不时瞟向店里，看我妈在灶台和桌子间来回跑，停不下来。有回下雨，客人撑着伞在门口等，我妈喊他们进屋里避雨，说：“不急，锅里的汤还得再熬会儿才香。”
　　 每天收摊都半夜了。我妈坐在小板凳上，把当天的零钱一张张理好，毛票和硬币分开，用皮筋仔细捆起来。昏黄的灯光照在她手上，手指关节又红又肿——常年泡在水里洗菜洗碗落下的毛病。隔壁开杂货铺的李婶总端着热水过来：“大姐，你这手得泡点草药，别硬扛。”我妈搓着手笑：“没事，等娃们都考上大学，我就歇着养手。”
　　 那些年家里紧得很。我妈为了省钱，舍不得买煤，一到周末就带我们去后山捡柴。我们几个跟在她身后，漫山遍野找枯枝败叶，捆成一摞轮流扛回家。冬天冷得厉害，她就把捡来的炭渣敲碎，掺点黄土做成煤饼，搁太阳底下晒干了用。做酸汤时也舍不得多放油，就多放些木姜子，那股独特的清香，照样能让酸汤有滋有味。
　　 有回老三突然发高烧，迷迷糊糊说要吃腊肉。我妈背起他就往医院跑，一口气跑了三站路。看完病路过肉铺，她摸了摸口袋里仅有的几块钱，犹豫半天，咬咬牙买了块腊肉。回家偷偷给老三煮了碗腊肉汤，自己啃了个冷红薯。我们趴在门缝里看，谁都没敢出声——那时候腊肉可是过年才能见着的稀罕物。
　　 但不管日子多难，我妈坚决不让我们辍学。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生火，给我们煮红薯稀饭，还在饭盒里塞个煮鸡蛋，那是给上早自习的老大老二留的。开学前她把攒了半年的钱倒在桌上，数了又数，要是不够就去跟李婶借：“娃们读书是正经事，再难也不能耽误。”有次学校要交校服费，她连夜洗了三十斤辣椒，第二天顶着黑眼圈去市场卖，才凑够了钱。
　　 街坊都知道我妈张嬢嬢的规矩：学生娃来吃火锅，她总会多加半勺肉；老人来吃，汤里就多搁点豆腐；谁没带够钱也不要紧，她挥挥手：“下次补上就行，饿肚子可不行。”有年冬天特别冷，一个流浪汉蹲在店门口冻得发抖。我妈端了碗热气腾腾的酸汤给他，还加了两块排骨。后来那流浪汉常来帮忙劈柴，不要钱，就说：“张嬢嬢，我想蹭碗汤喝。”
　　
　　 三、食材香
　　 我妈做火锅，讲究“靠山吃山”，食材得是本地的才够味。
　　 春天漫山遍野是折耳根，我妈带着妹妹们去田埂边采。折耳根的叶子绿油油的，根茎白白嫩嫩，我们专挑嫩的掐，一边采一边瞎闹，她就站在边上喊：“小心点，别踩了人家菜苗！”采回来的折耳根，用井水淘三遍，拌上糊辣椒，酸辣爽口，是最好的开胃菜。有客人来就端一小碟，说：“尝尝山里的味道。”
　　 夏天木姜子熟了，她带我们去山里摘，小小的绿果子挂满枝头，装进口袋里，香气能飘一路。回到家她把木姜子泡在酸汤里，那股香味一出来，我们几个就围着灶台转，直咽口水。她说：“木姜子得趁新鲜泡，过了这季，酸汤就少了点灵气。”
　　 她做酸汤鱼，非得用清水江的鱼。每周三，穿蓑衣的陈老汉划着木船来送鱼，船一靠岸就喊：“桂芬，今天的鱼可肥！”我妈笑着迎上去，称完总多给两毛钱：“大叔，买包烟抽。”鱼收拾干净下锅，煮得白白的，撒把葱花，酸中带鲜，鲜里透辣，那味道，就是大山里才有的滋味。有回一个在外打工的老乡来吃，眼泪汪汪地说：“就这口鱼，想了整整一年。”
　　 客人多的时候，街坊们都来搭把手。王大爷力气大，帮着劈柴；李婶心细，来帮忙洗碗；就连放学的孩子们，都知道先到店里端盘子。有回下大雨，屋顶漏雨了，客人和我们一起搬桌子，男人们爬上屋顶盖塑料布，女人们拿盆接水。外面雨哗哗下，店里酸汤香混着笑声，热热闹闹的，心里特别暖。
　　 店里还常飘着歌声。有些客人自带米酒，喝高兴了就唱苗家山歌：“高山流水长又长，好妹生在清水江”，我妈在灶台边跟着哼。还有个弹吉他的年轻人，常来吃酸汤鱼，边吃边弹唱外面的流行歌。我妈听不懂歌词，却爱听那调子：“这声儿，跟山里的画眉鸟叫似的，真好听。”
　　
　　 四、牵挂
　　 大哥是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去了北京。临走那天，我妈背着大包小包送他到火车站，包里塞着亲手做的鞋垫、腌好的咸菜，还有一坛酸汤。她把酸汤坛往大哥手里塞：“到了学校，想家了就煮点鱼，这酸汤的味道和家里的一样。”火车开动时，大哥从车窗里探出头，我妈站在月台上，手在围裙上擦来擦去，直到火车看不见了，才抹了把脸转身往回走。
　　 后来弟弟妹妹们陆续考上大学，去了上海、广州、成都。每次有人离家，我妈都要熬夜做一罐糟辣椒，装在玻璃罐里，让他们带走。她总说：“外面的辣椒不香，还是自己做的吃着踏实，想家了就拌点饭。”有回小妹在电话里哭，说想喝酸汤，我妈第二天就找了个泡沫箱，塞了坛酸汤寄过去，怕坏了还冰了两瓶冻水。
　　 电话里，我妈从来都不提店里的辛苦。每次开口都是：“饭吃了吗？”“冷不冷？”“店里挺好的，你们不用惦记。”可我们都知道，她一个人守着火锅店，每天起早贪黑有多累。有次我偷偷回贵阳，看到她正搬着一大桶酸汤，腰弯得像个虾米，心里直发酸。
　　 我们都劝她别开店了，说我们能挣钱养她。可她总说：“这锅火要是灭了，街坊们去哪儿吃酸汤啊？王大爷还等着每天来喝两口呢。”她还是每天早早起床，把砂锅擦得锃亮，酸汤熬得咕嘟响。只是她的背越来越驼了，头发白了大半，算账时得戴上老花镜，看半天才能分清五毛和一块。有回她在灶台前突然晕了，我们赶紧送医院，医生说是累的，让她多休息。可她醒来就笑：“老了，不中用了，睡一觉就好。”
　　 那些年，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好，桌子从三张添到了八张，小马扎换成了木凳子，煤炉改成了燃气灶。但酸汤的味道始终没变。有些在外地工作的客人，一回贵阳就拖着行李箱直奔店里，一进门就喊：“张嬢嬢，可算回来了，就等这口酸汤呢！”我妈就高兴地迎上去：“快坐，给你多加点酸汤，管够！”
　　
　　 五、酸汤香
　　 直到去年，最小的妹妹也成了家。八个儿女凑在一块儿，硬把她的锅收了。“妈，该我们养您了。”大哥握着她的手说。她看着空荡荡的灶台，眼圈红了，摸了摸黑黢黢的铁锅，像摸着老伙计的头：“这锅陪了我三十年，比你们谁都亲。”
　　 现在的我妈，成了最忙的“闲人”。春天去成都，二哥家的阳台种满了三角梅，她坐在藤椅上，看二哥做酸汤鱼，总说：“辣椒不够劲，得用咱贵州的糟辣椒。”夏天去上海，小妹带她去外滩，她看着黄浦江的船，说：“没清水江的鱼多，那江里的鱼才叫鲜。”
　　 但她走到哪儿，都带着那股烟火气。在广州，她教弟媳做酸汤肥牛，说：“得用番茄发酵三个月，急不得，慢工出细活。”在西安，她给孙子们做折耳根拌凉菜，孩子们辣得直摆手，她却笑得开心：“多吃点，败火，你们妈小时候吃这个长大的。”每个儿女家的厨房，都有她腌的糟辣椒，坛口封着红布，那是她从老家带来的规矩。
　　 今年春节，我们八个儿女带着各自的小家，回了贵阳。合群路的老房子还在，改成了民宿，老板听说了我妈的故事，特意留了间房，摆着原来的小火炉。大年初一，我们围着炉子煮酸汤鱼，我妈坐在中间，看着孙子孙女们抢着吃鱼，又哼起了那首苗家山歌，调子不如当年清亮，却像炉火一样，暖烘烘的。
　　 窗外的梧桐树叶落了又长，巷口的石板路被磨得发亮。我妈总说：“一锅酸汤煮着，日子就有盼头。”如今她的盼头都成了真，儿女们像蒲公英的种子，散落在全国各地，却总被那锅酸汤的香味，牵回同一个地方。
　　 前阵子，大哥带她去了趟北京的贵州菜馆。厨师特意给她做了酸汤鱼，她尝了一口，说：“汤里少了点木姜子香。”厨师愣了：“张阿姨，您真懂行。”她笑了：“不是懂行，是吃了一辈子，记在心里了。”
　　 现在，她的手机里存着八个儿女的地址，轮换着住，却总惦记着合群路的老巷子。有回视频，她指着屏幕说：“你看，王大爷还在门口晒太阳呢。”我们知道，她惦记的不是巷子，是那些年围着火锅的热乎劲儿，是锅沿上熬出来的日子，是酸汤里煮着的牵挂。
　　 上个月，我带她回了趟贵阳。老店里的酸汤味还在，街坊们见了她，都围上来拉着手唠嗑，说：“张嬢嬢，啥时候再煮回酸汤？”她笑着说：“等娃们都回来，就煮。”夕阳照在她的白发上，像撒了层金粉，和当年在灶台前忙碌的样子，慢慢重合在一起。
　　 原来，有些味道是刻在骨子里的，就像有些牵挂，永远煮在那锅酸汤里，热热闹闹，暖人心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