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上高二那年，教我们英语的竟是个年近半百的农村老头。
　　 那是一九八一年秋季新开学的第一天下午，秋阳虽没有假期那么炎热，但秋老虎的余威让我们闷热难忍。
　　 今天是我升高二的第一节英语课。之前英语老师一直更换，一会儿是女老师，一会儿是男老师，一会儿又是从别的学校聘任的临时老师，这让本就英语基础不扎实的我们更加难以适应，常常以罢课的方式给学校施压。但学校不是没想办法，只是那时英语老师实在缺少，尤其是教高中的英语老师，就更是凤毛麟角。这不，学校费了好大劲，才聘请了一位曾经教过大学英语的老师，听说还是一位教授，一会儿就到。教室里的六十余名学生，都在瞪着眼睛看向门口，等待着这位教授的到来。
　　 随着一阵急促的上课铃声，一位身着深蓝色中山装的男老师站在门口，还没等我看清他的面容，他已经昂首挺胸地走上讲台，并随着一声浑厚有力的英语问候：“Goodafternoon，classmates。”我们也急忙站起身大声回道：“Goodafternoon，teacher。”然而，就在我们这一瞬间，我突然愣住了，这不是我们班同学马德良的父亲吗？他可是农民呀，怎么会来教我们英语？我傻傻地站那里，竟忘了一时坐下，要不是同桌及时拽了下我的衣角，说不定会闹出大笑话的。我失望地坐在座位上，漫不经心地看着他。虽然那身深蓝色的中山装非常得体，深蓝色的条纹裤子棱角分明，黑色的三接头皮鞋擦地锃亮，甚至连那花白的头发也梳成油光的偏分，但在我看来，那深刻在脸上的纵横皱纹，粗糙而略带黝黑的皮肤，怎么都掩盖不住他饱经沧桑的农民身份。
　　 上高中这一年来，每次周六回家，都要路过沙河滩的那片苹果园。尤其是冬季，总会看见一个身穿对襟黑色棉袄和黑色粗布棉裤，脚蹬一双半旧解放牌黄色球鞋，腰间勒一根草绳的老农，在果树地里忙碌着，只见他一会儿修剪树枝，一会儿给指头粗的绳子上绑块碗口大的石头，吊在树枝上，让树枝尽量倾斜地面，一会儿又将剪掉的树枝抱在一起，用架子车拉到草庵旁。起初的几次，我并不太在意。在众多生产队的果树园里，像这样的技术人员和场景，我见得多了，并不感到奇怪。直到有一天，我和班里几个同学一起回家，再次看到这种情景时，我才知道这位个子不高、腰间一直勒着草绳、整天忙碌在果园里的老人，竟是同学马德良的父亲。这次，他主动和我们打了招呼，而且那慈祥的面容和说话浑厚有力的声调，让我们倍感亲切。后来也碰到过几次，问候过，说过话，且马德良告诉过我们，他父亲在这个果园里已经干十多年了，算是个老技术员了，但我依然没有往深层去想，我的思维仅仅停留在他一个经验丰富的果树技术员身上，根本没去往高层面的身份去想。谁能想到，这才仅仅过去不到一年，这位朴实的果园老农，就摇身一变，成了教我们英语的老师，我怎能不感到惊讶和好奇？
　　 毕竟从农村果树技术员到高中英语老师，这跨度也太大了。是他藏着什么英语绝活没让人知道，还是有什么特别的机缘巧合？
　　 带着这个疑问，一下课，我就跑去找同学马德良，没想到他竟微微一笑说：“这都是过去的事了，没有必要去炫耀。”可我的请求，他才告诉我他父亲过去的一些事。
　　 原来，马老师是北京某大学的英语教授。文革风暴席卷而来时，他被贴上“臭老九”的标签，被造反派批斗后下放到农村老家，回归成一名地道的普通农民。但他毕竟在外多年，突然回到村里，干繁重的体力劳动，生产队确实有点不忍，便决定让他在果园上工，担起看护和修剪果树的任务。马老师不辱使命，在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之后，开始了他的农民生活，整天忙碌在果园中。他除了给果树施肥、浇水、防虫外，还专门买来栽植果树的相关书籍，一有空就看。有时，站在树下，对着书本，一字一句地比划着。但更多时间，是跟着果园中其他技术人员学习，边请教边实践边摸索，尤其是对果树的嫁接和修剪技巧，他更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树下一待就是一整天，反复琢磨果树的光合作用与枝条疏密之间的关系。凡他经手过的果树，每个枝条上都贴有小纸条，标记着修剪、嫁接、拉斜、吊压的时间和作用。他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守护和培养这些果树，看着它们在自己的精心培育下茁壮成长。就这样，短短的两年时间，他全部掌握了这些果树的养护技巧，并成为响当当的果树种植能手。当初队长只是给他点轻松舒服的活干干，并不指望他能出成绩，没想到他竟干得有声有色，苹果年年大丰收，为生产队增加不少经济效益。
　　 与此同时，他并没有放弃对英语专业知识的学习。每到夜深人静时，他就会拿起以前的英语书籍，不是钻研，就是温习，不是翻阅国外英语名著，就是把中文名著翻译成英文。有时，对着空旷的夜空，他一遍遍背诵着奥斯特洛夫斯基曾说过的那句话：“在人生的道路上，即使一切都失去了，只要一息尚存，你就没有丝毫理由绝望。因为失去的一切，又可能在新的层次上复得。”而且，这种背诵，不是用中文，而是用流利的英语，仿佛在与星空对话，不忘初心、激励前行。——因为他坚信，总有一天，英语一定会重新被重视起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高考制度的恢复，让他看到了希望。他满怀信心地等待着，等待着重新登上讲台的那一天。
　　 就这样，他被聘请为我们所在镇的中学英语老师，正好教我和他儿子马德良所在的班。
　　 听完马德良的叙述，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位看似极普通的农村老头，却有着如此高的地位和身份。我为我此前的偏见感到脸红和惭愧，继之而来是对这位老教授的敬重和仰慕。
　　 随后的日子里，我除了课后主动找他交流外，每一节课都认真听讲。但由于我英语基础太差，听课时总有一种有劲使不出的感觉，特别是他朗读课文时的速度，讲基本语法的一笔带过，我都跟听天书一般，没有几句能听懂的。而且这种感觉大部分同学都有。为此，我们专门找他，提出我们的疑问，并建议他从基本语法讲起。他听后非常乐意，且诚恳地对我们说：“这是老师的错。没有顾及你们的基础，心想你们都要快高考了，能多讲一些就多讲一些，把我十多年来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下来后老师一定改。”
　　 接下来的课程，马老师果真放慢了速度，并且从最基本的单词和语法教起。即使讲解课文，也会逐词逐句、举一反三，直到大家全部听懂，他才继续往下讲。而且他讲课改变了以前的正统说教，变得开始幽默风趣起来。记得有一次讲解一篇课文，说的是一个人患咳嗽去医院看病，在给医生叙述病情的时候，误将咳嗽（cough）英语单词说成奶牛（cow）单词，结果医生给他开了很多治奶牛的药，闹那人哭笑不得。马老师再讲这段时，故意将两个容易混淆的单词读音加重语气，并带有感情，使这种诙谐风趣的幽默表现得淋漓尽致，以至于我们在听课中全神贯注，不时发出阵阵笑声，既加深了对课文的理解，也提高了学习英语的兴趣，课堂氛围好不热闹。
　　 至此，我特别爱听马老师的课，在课堂上格外留意他讲解的每一个细节。他那流利且从容的讲课风格，让那些看似平淡的知识点，经他结合自己的经历一讲，就变得格外生动。听他的课，总让我觉得是件格外珍贵的事。尤其是课后找他，他那满脸的笑容，一字一句给你讲的那种温暖，让你除了对他的敬重之外，更多的就是亲近。
　　 可是，这样的机会并没有维持多久，就在我们高二的最后一个学期开学时，马老师却突然离开了学校。听说他被北京以前的大学调回单位，继续担任他的教授职务和英语教学工作。这对马老师来说，无疑是一种身份的转换和更高层次的人尽其才。我们打心眼里祝福他，但对我们这些即将迎接高考的学生来说，却是一种沉重的打击。我不敢说我最终没有考上大学，多半跟马老师的走有关，但最起码影响了我的英语学习，让我的心灵受到了一次不小的创伤，心中的失落感如“相见时难别亦难”般浓烈。
　　 后来，尽管我离开了农村，参加了光荣的铁路工作，但每每回家路过我的高中学校，就想起马老师，想起马老师教我们学英语的那段经历。马老师那判若两人的着装打扮，那上课时浑厚而有力的英语发音，那解答疑难问题时的耐心与认真，都那么深深的刻在我的脑海里，无论我走到哪里，经历过怎样的风雨，只要我一闭上眼，那些画面就会清晰地冒出来，成为我乡愁里最鲜活的注脚。
　　
　　 二○二五年七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