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虽未面世，在皇权治下，政治层面出现动议实属不易。这部草案参引日本法律“当事人”主义，历经开明派先拓者渐行审判职权主义，1929年底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法院出现。中国法律历经110年的实践，其性格最初的奠定，从余绍宋和江庸两位法律先贤的人格魅力得以充分体现。
　　 1910年春末，寒意仍未散尽。天津审判厅高门广台下，几位着长袍的商人围紧一位西装革履的年轻人，他正是刚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学成归国的江庸，他们正在讨论即将审理一起案件，激烈争论声吸引了晚清穿马褂、戴瓜皮帽、留长辫子的围观。台阶之上伫立良久的天津审判厅推事余绍宋，他正是这起案件的主审。
　　 “余大人！”下面一位身材魁伟的中年商人，快步上前作揖行礼，“您来得正好，我们商社聘请江庸律师，准备使用东洋人的规矩，成何体统嘛！这不是与祖宗留下的大清律例悖逆？”
　　 余绍宋微微一笑，袁大总统亲自主持修订的《天津府属试办审判厅章程》已颁布，并非废祖制，洋为中用。你可知晓这位年轻人，家学渊源深厚，公派东渡日本研习法律，大可不必担忧。
　　 近代法律史大书特书的天津审判厅第一案开庭，案由为茶叶商行合同纠纷。
　　 “请原被告上堂！”书记官高声唱喝。接着余绍宋身着庄重的黑色法袍，步入审判台端坐在审判席中央。左手原告席律师江庸落座，台前摆放一摞摞厚厚的诉讼文书、证据资料；被告席仰头望天、太平镜高架鼻，六十花甲的老讼师马德明，手里摇晃几下代表长胜不败的玉柄缂丝折扇，满脸不屑一副决胜千里的傲态。
　　 余绍宋挥臂敲动法槌，庄重宣读新规，“根据《试办审判厅章程》第十二条，请原告方先行陈述案情。”
　　 江庸站起身向前方、侧后方微微点头示意，声音清晰而有力：“审判长，我方控告天津福隆茶行违约拒付货款，已提交书面诉状并附证据清单及证据，但被告方未在法庭准许的七日答辩期内提交书面辩状，故暂不发表新的意见。”
　　 余绍宋询问被告方可有答辩意见。马德明扭腕“啪”地一声收起折扇，“荒谬！‘答辩状’是什么玩意，秦汉至大清二千年，当堂对质才是正理！”
　　 庭内瞬间一阵骚动，旁听席几位试听的本地讼师齐声叫好，大清国不要洋玩意。
　　 余绍宋连续敲了几下法槌：“肃静！马老先生，审判厅试行新章，书面诉辩程序乃是袁世凯大人亲自核准的，没有不遵的道理。
　　 马德明还欲争辩，福隆茶行经理轻拉几下马爷的衣袖，张了半张的嘴闭上了。“好吧”，“同意法庭再次规定期限提交书面答辩。”
　　 “毕庭。双方若无异议，本庭将按章程行事。”余绍宋再次落下法槌。
　　 庭审结束后，在审判厅回廊处，江庸走向余绍宋，二人的身影被西透的夕阳拉得细长，辉映在镶嵌于围廊的律令竹简上，如一幅灵动的文人画作。
　　 “余大人，我了解您参与了立法，也理解今日不直接采用当事人主义的缘由。难道您不希望中华帝国尽早摆脱谶纬神学那套天人感应的旧有束缚？”
　　 余绍宋若有所思，轻轻抚摸镶嵌于围廊的《唐律疏议》中的獬豸图案。“江先生可读过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他突然发问，“‘越名教而任自然’看似洒脱自在，但法律终究要‘缘人情而制礼’。”
　　 如知音相见，江庸眼中闪过一丝喜悦。“余大人，我理解是否“明刑弼教”？”
　　 “朱熹所谓‘先刑后教’，不过是维护三纲五常的工具罢了。如今时代已然不同，法律应当以保障民权为首要任务！，对否？”
　　 余绍宋随着话题，不紧不慢地回应道：“《尚书》有言‘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其本意在于刑教相辅相成。我观察日本法律，虽采用西洋制度，却也保留了本国固有的伦理观念。中国变法，亦应如此。”“刘颂在《崇有论》中提到‘刑不可弛于家，律不可废于国’，这‘大经大法’与‘权变之法’的辩证关系，正是中国法律历经三千年而不绝的关键所在。”
　　 江庸未曾料到，这位科举出身的推是竟对魏晋玄学如此精通。“余大人博通经史，但辽圣宗统和十二年诏书明确规定‘贵贱同法’，如今欧美各国更是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奉为圭臬。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早已深刻批判‘一家之法’的弊端……”
　　 说至此，江庸略有停顿。余绍宋抹试一下镜片插言道：“所以王夫之才说‘天下惟器，道者器之道’啊。”余绍宋指着庭院中袁世凯新栽种的几棵法国梧桐，“这洋树种在中国的土地上，不也抽出了新芽？法律移植亦是同理。”两人站在回廊下，不知不觉夕阳没了余晖，他们的影子交织在一起。一场包含法律素养的辩论刚刚开了一个好头，日后两人在各自的法律探索之路上相扶相伴，双双成为法律人的楷模。
　　
　　 七日后，案件继续开庭。马德明果然固执，没有答辩状，提交了所谓的证据-------一叠发黄的棉纸。
　　 “审判长，老朽查阅了乾隆年间类似的茶引纠纷判纸，几份手抄本旧案卷页，依‘成案’应驳回原告诉求！”马德明津腔道白显得洋洋得意。
　　 江庸简单翻阅立刻起身反驳：“审判长，这些所谓的‘成案’并未经过官方汇编，真假难辨。况且依照新章程，裁判应当以现行法律为依据，而非前朝旧例！”
　　 余绍宋翻阅着那些字迹已然模糊的案卷，眉头微微皱起。他深知，这正是中国法律长期以来的症结所在——“律”与“例”的关系不分。自《大清律例》起，成文法与判例法并行，常常导致司法的混乱。
　　 “马老先生，”余绍宋放下案卷，神情严肃，“依《试办审判厅章程》，本庭审理案件应以现行有效的章程为准。若您要引用成案，必须证明其与本案存在直接关联，且未被新法废止。”
　　 马德明脸色顿时铁青，他万万没想到，这位科举出身的推事竟不遵循传统讼学的套路。
　　 庭审持续了整整一天。江庸运用从日本所学的法庭辩论技巧，逐一反驳对方的论点。而马德明则不断援引《大清律例》中的条款以及历年成案。余绍宋居中裁判，既要维护新式审判的权威性，又要充分考虑民众对传统法律的认知与接受程度。
　　 最终，余绍宋做出了一个折中的判决：确认合同有效，但考虑到商业惯例，给予被告延期履行的宽限期。这个既维护了契约精神，又体现了“情理法”中庸平衡之法，判决目的让双方都能勉强接受。
　　
　　 辛亥革命爆发后，江庸先是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参事，并参与起草《临时约法》；余绍宋先后担任过大理院推事、司法部参事等职。1914年，两人意外在京师重逢。此时的江庸已然是声名远扬的律师，正忙于为一起政治案件辩护，同时在《晨报》上撰文，主张全盘引进德国民法典？”而余绍宋则受命修订民商事习惯调查录，为制定新民法做准备。二人又一次并轨，致力于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融入新的法典的共同任务中。
　　 免不了继续进行思想上的交锋和辩论。余绍宋依旧主张“法律必须扎根于本国的土壤，”研究的实证包括直隶省商事习惯调查、民间自有的调解机制、行业规则。强调若完全忽视这些实证，再好的法典也不过是空中楼阁。
　　 江庸则认为仅仅拘泥于习惯，又如何建立统一的国家法律体系呢？“故而‘大经大法’与‘权变之法’需相辅相成。”余绍宋为了说服对方，指着文稿上的一段记载，“就如这桩钱庄纠纷，既有成文法作为依据，又兼顾行业惯例，如此方能妥善处理。”
　　 江庸忽然明白，几年前那桩天津茶叶案完全暗合余弟‘大经大法’与‘权变之法’的道理。”
　　 余绍宋笑而不语，只是举起茶杯，向江庸高呼：“为中国法律之未来干杯。”
　　 1917年冬，余绍宋在司法部档案室偶然发现一册蒙尘的《唐甄遗稿》。他连夜抄录了“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的段落，第二天托人带给正在起草《省制草案》的江庸。江庸收到后，在稿纸边缘用红笔批注道：“顾炎武《日知录》卷八提到‘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与唐甄此论暗合。然而今日之省制，当以民权为根基。”这批注本后来成为两人学术论战的重要见证，如今珍藏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图书馆。
　　
　　 1929年冬，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厅内，关于《民法典》总则编的争论正激烈进行。此时已身为著名法学教授的江庸极力主张引进西方最新的立法例；而作为法律编纂委员会委员的余绍宋则强调保留传统亲属、继承制度的必要性。江庸主要观点，“现代法律应当以个人权利为本位。中国传统家族制度对个人自由的压抑，必须加以改革！”
　　 余绍宋向大家展示的是一份来自浙江农村的调查报告，八成以上的分家析产依旧遵循宗族规矩。
　　 会后，两人漫步在玄武湖畔。还是夕阳西下，湖面金波粼粼，仍为一副淡淡的水墨画。
　　 1933年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已担任立法院副院长的江庸坚持引入“当事人平等”原则。王夫之所谓‘理在气中’，程序正义必须深深根植于民众的法律意识之中。余绍宋知晓后寄去一册新校注的《刘颂集》，扉页上题着：“重法思想与贵贱同法，古已有之，今当光大。
　　 1935年，《中华民国民法典》正式颁布。这部融合了西方立法技术与中国传统习惯的法典，成为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余绍宋与江庸这两位法学家的思想，也在这部法典中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统一。
　　
　　 1947年，两位年过花甲的法学家在南京又次相聚。此时的江庸已是司法院大法官，余绍宋则专注于法律史的研究。在中山陵附近的茶馆里，他们一同回顾着中国法律近半个世纪的沧桑变迁。“从《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的夭折，到如今六法全书体系的初步形成，”
　　 江庸感慨万千，“我们这一代人，也算是见证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余绍宋翻开新出版的《中国法律思想史》，“翊云兄，你看这段关于‘食货法律思想’的论述，不正与你当年在天津主张的保护商业契约精神一脉相承吗？”江庸接过书，会心一笑。
　　 两位法律先贤不屈的坚守和孜孜不倦的追求，不是中国法律的性格吗？窗外，百年树龄梧桐树叶在秋风中沙沙作响，仿佛在默默诉说着中国法律110年所走过的漫长而曲折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