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微年长一些的人们，大都会记得粮票、布票、肉票、工业券、外汇券、油票、棉花票、副食品证……这些种类繁多的票证，与早年的生活息息相关。
　　 票证的起源，应该从一九五五年发行第一张粮票开始。在其后的三十多年里，小小的票证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成为一代人一段特殊的生活经历。一九五五年，我还没出生，因此我的票证经历只能从小时候说起，也就是一九七三年我十岁往后度过的日子。
　　
　　 一
　　 在经济欠发达而使日子过得窘迫的年代，粮票是个狠角色，有时候没它，人就得忍饥挨饿。
　　 粮票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即便口袋里有成沓的“大团结”（早年十元钱），没有粮票，也喝不上一口热汤面。有钱未必能任性，有了粮票才敢任性，这恰是票证时代一大特征，票证不是货币，却能捆住货币的手脚，也能束缚人们吃吃喝喝意愿。
　　 街面上，大饭店、小店铺里，凡是与粮食有关的制品，比如米饭、馒头、饺子、馄饨，甚至麻花、月饼，都需要粮票。老话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在当时还可以补充一句，一两粮票能让英雄汉折腰。记得有一次，母亲带我去最繁华的商业购物，到了中午准备去吃锅贴。那条商业街上，“王麻子锅贴铺”最为有名。
　　 一进锅贴铺的大门，我就被面香、肉香、蒜香裹起来，恨不得赶快吃一口腴香四溢的锅贴。但是，母亲翻遍了口袋，却发现没有带粮票，这就意味着我只能闻闻锅贴的香味了。幸好一位好心大叔，看到我们娘俩的窘态，给了母亲一张“半市斤”的粮票，我才美美地吃了一顿锅贴，满足味蕾，也避免了饿肚子。
　　 粮票分为两种，一是全国粮票，一是地方粮票。全国粮票就是不受地域限制，走遍全国各地都好用。去外地出差时，必须换一些全国粮票，但要从粮证上扣一定量的豆油。一九八六年，我有了平生第一次出差到上海的机会。做出差前的准备时，重要的一项事情就是去粮站换十斤全国粮票。粮站售货员一边在粮证上写着什么，一边说，换全国粮票要扣豆油。那时豆油也是定量供应的，比较金贵，想着能去大上海开开眼，扣点豆油就扣点吧。印象中，十斤面额的全国粮票是绿颜色的，印刷精美。欣赏过后，郑重地与现金一起放到内裤口袋里。“内裤口袋”不是笔误，这是当时出差人防贼秘方、通行做法。
　　 因为全国粮票的稀有性，一些人便倒卖全国粮票赚差价。我在上海街头向路人打听道，他听到我的外地口音后，问我：粮票有不？他要按一比一的比例，用上海地方粮票换我的全国粮票。我想反正还要在上海住几天，那就换一斤吧。我惊奇地发现上海粮票竟然有“半市两”的面额，我们辽宁粮票最小面额是“壹市两”。我想了想，觉得有账可算，一顿吃四两米饭与吃三两半米饭，能差出多少粒米呢？少吃半两饭，饿不着的，却省了一点钱和粮票，这不能不说是上海人的精明。
　　 地方粮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发放，在本行政区域内使用。我于一九八二年参加工作，当时每月除了开工资，还要发“工种粮”。其实，就是粮票，只不过按照操作工、车工、钳工、力工等不同工种，发放不同额度的地方粮票。我那时是装卸工，拿的是工厂里最高额度的“工种粮”，发放依据大概是因为装卸工出大力吃得多的缘故，以此类推，从事矿山井下的工种，其“工种粮”也一定是最高标准。
　　 在工厂上班，我们都是吃食堂，但要把钱和粮票换成内部的钱票和粮票。钱票按一比一兑换，粮票则是二八开，也就是十斤地方粮票只能换成两斤“细粮票”和八斤“粗粮票”。“细粮票”可以买馒头、烤饼、米饭，“粗粮票”只能买玉米面饼子。好在这个时候粮票不值钱了，我们的“工种粮”又高，都是可着细粮造，“粗粮票”扔在更衣箱里。
　　 我有一位工友，大家都喊他“大李子”。他身高体壮有一股子蛮劲，饭量也大，一顿得吃八两主食。这个饭量，以及家里孩子多等因素决定了他不能像我们那样祸祸粮票，所以他每顿饭都是四两一个的饼子吃俩。那天，我俩都在食堂窗口换钱粮票。他把新换的两斤“细粮票”递给我说，把你的八斤“粗粮票”给我吧。我想起工装兜里还有上次换的“粗粮票”，连忙掏出来连同新换的八斤一起递给他，但没要他那两斤“细粮票”。我说，李哥，“细粮票”你留着，别光吃饼子，买两个馒头造一顿。
　　 又过了几年，粮票便取消了。再后来，粮票成了收藏品。路过集邮市场，见有人立个纸牌，明码标价收购旧时粮票，心中一动。回家翻箱倒柜，竟然一张也没找到。昔日的粮票，藏在记忆的深处，再也回不到今日五光十色的生活中。
　　
　　 二
　　 我们小时候，没有手机、电游，也没有课外班，作业也不多，每天真得是百无聊赖。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常常帮家长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当母亲在屋里喊着我的乳名：“大海，去合社割肉。”我就把视线从爬树的蚂蚁身上移开，回屋里在柜子中间抽屉里，从一叠副食品票中找出肉票。
　　 副食品票大概是由街道发放，除了买肉的肉票，还有豆腐票、布票、棉花票等等，红红绿绿的。肉票最多，也就成年人大拇指那般长宽，印在一大张纸上，每次都要从上边撕下一张。我毛糙，没撕好，把一张肉票撕成两半了。母亲赶紧撕一条报纸，用米粒将两个半张粘起来。我捏着肉票，一溜小跑地去合社了。后来，读了《水浒》等小说，才知道在江湖上“肉票”有着特殊含义，“撕票”是个狠活。等到上海、深圳股市开市后，才知道“割肉”是一件揪心的事。
　　 合社卖肉的大叔胖乎乎的，收了五毛钱和肉票，拿起割肉刀，我便怯怯地说，大叔，来点肥肉。五毛钱的肉，究竟是多少斤两，我到现在也不清楚。但是我知道这点肉要分几次炒菜用，不可能做一碗红烧肉的。这个时候，就会发现肉票没有粮票那般牛气。发放肉票本意是调控和平衡肉类市场供应，但工资收入不足以支持人们大块吃肉的时候，肉票的意义也就不大了。到年底，抽屉里会剩下一些肉票，没有钞票支撑的肉票就是一条印着图案的纸，中看不中用。转过年来，又会发放一叠花花绿绿的副食票，肉票也在其中。
　　 在吃不到红烧肉的日子里，肉馅饺子就成为解馋“利器”。比如，白菜猪肉馅、韭菜猪肉馅，当然最过瘾的是大葱猪肉馅，大葱是配料，猪肉才是主角，这样的饺子在当时有个俗名“肉丸饺子”。除了大葱猪肉馅的饺子，如果能吃上大葱牛肉馅的饺子或圆葱牛肉包子，都可以说吃到肉馅类食品的天花板了。我们这里几乎没人饲养牛羊，国家调配的牛羊肉，专供本地回族同胞，所以牛羊肉是稀罕物。
　　 有道是办法总比困难多。邻居马阿姨家是回族，她家的肉票可以购买牛羊肉。还是前文提到的那个“钞票支撑原理”，她家每年也会剩下肉票。有时，母亲会跟马阿姨要几张肉票，打发我去“民勇市场”买点牛肉，这家市场是我家周边最大的，设有回族专柜。回来后，剥葱、剁肉、和面，一顿大葱牛肉馅的饺子，便让困顿的日子丰腴起来。
　　 前两天，妻子不在家，我一人懒得做饭。外出办事途中遇到一家锅贴铺，推门进去，服务员递上菜牌，各种馅的锅贴有八九种，我坚定地指向：大葱牛肉。吃着蛮香，但感觉吃不出小时候的味道了，我觉得不是食材、馅料、厨艺的问题，而是岁月如流，早已风化了人们对往昔酸甜苦辣咸的感知。
　　
　　 三
　　 有时候，我觉得这辈子似乎生活在各种证书中。从儿时的“三好学生”荣誉证书，到毕业证、结婚证、独生子女证、驾驶证，乃至“江山文学网”征文获奖证书，实在是多如牛毛。但有一种凭证，给我留下的记忆最为深刻，这就是早年的“副食品证”。
　　 家家户户都有一本，应该是由户籍所在的街道发放，但制定凭证的机构是哪个部门就不清楚了。这个小本本实在神奇，囊括了生活诸多方面，似乎每一页都是那时日子的见证。
　　 家里火柴没了，拿上它去合社，售货员找到对应的位置做个标记，就可以买到一包火柴，没它不卖，标记还在规定时限内的不卖。合社来鱼了，赶紧拿上它，再拿上钱和盆，一盆新鲜的小杂鱼便端回家了。秋天时，买储备过冬的白菜、萝卜，合社人挤人的窗口前，挥动的也是它。过春节了，家里要备上两盒好烟招待客人，有了它，家里的柜子上便可摆上“大生产”牌香烟……
　　 春节过后就是正月十五，家家户户都要吃元宵，都在等着合社来元宵的消息。忽然，有人喊着“元宵来了”，母亲递给我钱和一个小搪瓷盆，我就急切地跑出家门。母亲在后面喊，快回了，没拿副食品证。回头拿上证，赶到合社，排着队，等着元宵入盆。昨天刚下过一场大雪，路上全是积雪，我端着一盆元宵往家走。一个不小心，差一点滑到，人没摔倒，但盆里一部分元宵甩到雪地里了。白雪白，元宵白，白里藏白，我就像一只小狗一样，趴在地上一点点寻找失落的元宵。那天的元宵，是我这辈子吃得最香的元宵，没有之一。
　　 粮票、肉票、副食品证等等，当时的发放对象是城镇人口，农村户口享受不到这个“待遇”。岳母从山东老家来大连时，一段时间里都无法将农村户口改为城镇户口，所以他们家票证就少一人份。为填补缺口，岳父就去南货商场购物，这个商场里商品来自南方，不需要票证，只是价格要贵一些，这也从另一侧面凸显了票证的作用。有一次，岳父买回一些水果，说是柑橘。妻子回忆说，那是她吃过的最酸的水果，她怀疑父亲当时买的不是柑橘，应该是柠檬。
　　 柑橘也好，柠檬也罢，日子都是一个连着一个的过去了，或甜，或酸，或苦涩。如今说起这些票证，就像在说一段笑话，一笑了然，不必太纠结，毕竟人间已是万象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