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六零年的风刮过我们村时，卷起漫天黄土，打着旋儿扑在人脸上，像细碎的砂纸打磨着日子。县里来了个招工指标，说是要往大庆油田送人。村里识字的脑袋数来数去，我这初中毕业的，竟也成了稀罕的“文化人”。指标便沉甸甸落在我头上了。
　　 那消息像块烧红的烙铁，烫得人心口发慌。大庆在哪？十来岁的少年，脑袋里塞满了村东头的麦垛和村西头的老槐树。外头的世界？那比瞎子摸象还渺茫哩。没有电视匣子，连个带画儿的纸片也难寻。我捏着那张盖了红戳的薄纸，指头肚发潮，像捏着一块滚烫的山芋，又丢不得，又吞不下。但我不烦恼，一直在安置庆幸中。
　　 爹蹲在门槛上，闷头吸着旱烟，烟锅子一明一灭，映着他沟壑纵横的脸，半晌只吐出几个烟圈，模糊不清。娘的反应却像炸了锅的油星子。她那裹得紧紧的小脚在地上急急地跺：“去不得！千难万难，哪比得上咱家这片瓦遮头？外头是龙潭虎穴，吃没吃，喝没喝！”娘那时在村食堂掌勺，是份顶体面的活计。我肚子空了，溜进食堂，娘总能变戏法似的从笼屉边角摸出个温乎的白面馒头，飞快塞进我怀里，又挥手让我从后门溜走，像完成一桩秘密交易。食堂里飘出的麦香，灶膛里哔剥的火光，还有娘那带着油烟味、却无比笃定的庇护，织成一张温软的网——这网外的一切，在她眼里皆是风刀霜剑。
　　 邻村那个同样顶了“文化人”帽子的后生，接过了那轻飘飘又沉甸甸的纸片。他背着蓝布包袱，身影消失在村口土路尽头扬起的黄尘里时，我正蹲在食堂后门，啃着娘偷偷塞给我的半个馒头，心里头竟莫名地松快了些。后来风里刮来些零碎消息，说那后生在大庆干得风生水起，机器轰鸣的黑土地上，竟开出了他的前程花，一路当上了什么书记。那名字像根细小的刺，偶然扎一下，不深，却总在。
　　 我依旧在村里混着。大集体出工，太阳毒辣辣晒着脊梁。队长吆喝抬那沉重的石夯，我瞥一眼那粗笨的麻绳和青筋暴起的同伴，肚里便唱起空城计。眼珠一转，捂着肚子挤出人群：“哎哟，队长，肚子拧了花儿，得去茅房！”话音未落，人已泥鳅般滑向食堂方向。娘总在那里，一个馒头，几句遮掩的圆场话，便是我躲懒的护身符。那馒头嚼在嘴里，甜丝丝的，仿佛偷来的时光都格外松软。
　　 可惜好景不长。世道翻了个儿，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猛地颠了个个。大食堂的烟火气散了，集体劳动的号子也哑了。分田到户的红纸贴在村头老槐树上，家家户户都分得了命根子似的几亩地。人人成了自家田垄上的小皇帝，也成了甩不掉的劳碌命。仗着家里人口少，爹娘还能扛锄头，日子竟也过得下去，像村边那条瘦弱却总也不断流的小河沟。邻村说了个媳妇，圆脸，手脚还算麻利。爹娘眼里，我依旧是那个长不大的宝。鸡蛋金贵，娘煮好了，必定亲手剥开两个雪白的蛋，热腾腾地塞进我手里，眼巴巴瞅着我咽下，全然不顾旁边新媳妇那垂下去的眼帘和悄悄咽下的口水。家里的钱匣子钥匙，牢牢拴在爹的裤腰带上，油盐酱醋，添件衣裳，全凭二老定夺。
　　
　　 二
　　 八十年代的日头似乎格外亮堂了些。村西头老李家，不知使了啥神通，竟搬回个黑匣子，通了电，里面人影晃动，能唱能跳！那“电视机”三个字，像带着钩子，勾得我心头痒。爹娘看我那眼巴巴的馋样，狠了狠心，把攒了不知多久的票子卷成一卷，又搭上几篮子鸡蛋、几包上好的烟叶子，托了拐弯抹角的远房亲戚，竟真把一台十二吋的黑白电视机请进了家门。那方方正正的匣子往堂屋桌上一放，简陋的院子从此便塞满了咿咿呀呀的声响，像凭空多了个热闹的远方亲戚。
　　 爹娘的背脊，像秋后的高粱秆子，一年比一年弯得厉害。村里跟我年岁相仿的汉子，像一群被惊起的麻雀，扑棱棱飞向县城、飞向更远的省城工地。尘土、汗水、叮当作响的票子……外头的世界在风言风语里闪着诱人的光。我坐在自家门槛上，望着远处公路上卷起的烟尘，心里头懒筋抽动。爹咳了两声，挥挥手：“穷就穷点，不愿动弹就别动弹了，守着地，饿不死。”
　　 大儿子争气，书本啃得好，翅膀一硬飞出了鸡窝窝，倒省了家里给他盖房娶亲的麦谷。小儿子念书像赶鸭子，勉强混到小学五年级，娶媳妇却成了家里天大的窟窿。彩礼、酒席、盖新屋……爹娘把圈里的牛、栏里的肥猪全卖了，那点钱像水洒在旱地上，眨眼就没了影，还欠下一屁股饥荒。爹娘像是两盏熬干了油的灯，在债务的阴影里，悄无声息地熄灭了。那年，我五十三岁。
　　 爹娘一走，那根牵着我的无形的线也断了。家里只剩下两张嘴：我和我那愈发懒怠的婆娘。喂猪？喂牛？每日割草拌料，想想都烦！索性把圈里最后几头张嘴的活物全卖了，图个清净。兜里多了几张票子，手头似乎也活络了些。可惜，这清净没享几日。婆娘自打嫁过来，就爱灶上的荤腥胜过田里的活计，身子像吹气似的胀起来，动几下就喘。忽一日，栽倒在灶台边，半边身子便成了不听使唤的木头。万幸救得及时，命是保住了，却落得个屎尿常常不知何时就遗在了裤裆里的下场。
　　 家里弥漫起一股散不去的、混合着药味和秽物的浑浊气息。儿子闺女各自成了家，小日子也像在薄冰上走，顾得了自己已是勉强。药罐子不能空，六十三岁这年，我咬咬牙，跟着邻村包工头去了县城边的工地。搅拌机的轰鸣震得耳膜生疼，水泥灰呛得肺管子像塞了把沙。扛钢筋、搬砖头，骨头缝里都吱呀作响。一个月下来，竟也能换回皱巴巴的三五千块票子。
　　 钱进了口袋，似乎就有了腿脚，总想往外溜。夜里腰背的酸痛像无数蚂蚁在啃噬。酒，成了最好的解乏药。收工回来，揣着几张票子拐进村头小卖部。豆腐皮卷得齐齐整整，油炸花生米在塑料袋里泛着油光，劣质白酒装在透明的塑料壶里。“打半斤！”喉咙里的渴念压倒了疲惫。回家，灯也不开，就着昏暗中风婆娘含糊不清的嘟囔，一口辣酒，几粒花生米下肚。那火烧火燎的感觉从喉咙一路滚进胃里，再慢慢蒸腾上来，醺醺然爬上头顶。
　　 嘿，酒真是好东西！几口黄汤下肚，婆娘身上那股子挥之不去的腌臜气味，竟也闻不真切了。眼前模糊晃动的人影，仿佛还是当年那个圆脸的邻村姑娘。舌头也活络起来，憋了一肚子的话，像开了闸的水，咕嘟嘟往外冒。说得最多的，便是“大庆”。
　　 “那年……嗝……那年要是去了大庆……”我咂摸着嘴里的辣味，仿佛咂摸着另一种人生的滋味，“哪会摊上这么个婆娘？哪用得着这把老骨头去扛水泥袋子？顿顿白馍馍怕是都吃腻歪了！听说那边，连工人住的房子都带暖气片儿，冬天暖烘烘的……”酒气混着臆想中的暖气，在狭小昏暗的屋子里盘旋，编织出一个金灿灿的、从未属于我的海市蜃楼。仿佛那未曾踏足的油田黑土下，奔涌的不是石油，而是流淌的蜂蜜与牛奶。
　　 酒壶见了底，花生米也只剩下袋底的碎末。村东头李老栓家新买的小汽车，白天老李儿子拉着老李头两口子赶集。隔壁王老歪的儿子，在南方工厂当了个小头头，年前也开回辆锃亮的小轿车，引得半村人围着看……
　　 我打了个响亮的酒嗝，一股酸腐气冲上来。低头看看手里空了的酒壶，再听听里屋婆娘睡梦中无意识的呓语和床板细微的吱呀声——那是她又在无意识地翻身。炕沿冰凉，窗缝里钻进深秋的夜风，带着田野里庄稼收割后荒凉的气息，吹散了那点酒精带来的、虚妄的暖意。
　　 遥远的大庆，终究只在醉眼朦胧的想象里，短暂地漂浮过一瞬。那未曾选择的道路，在酒醒后的冷寂里，依旧隔着千山万水，飘渺得像月光下田埂上的一缕薄雾。而脚下这条沾满泥泞的路，却结结实实，每一步都硌着生疼的骨头。
　　
　　 2025-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