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阿芳像往常一边做饭一边打开电视听新闻，正好听到新闻里讲国家给新生育的孩子补贴资金，说从现在起，三岁以内儿童，每年补3600元，这样合着每月300元呢。播音员像往常一样字正腔圆，可当阿芳听到这消息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儿。她心里暗暗想，每月300块钱当奶粉钱不少，要是母乳养育呢，这个钱也可以添补家用。现在年轻人结婚真是有福，结婚父母给买车买房，生了孩子，国家还给钱，想生多少生多少，哪个都能上户口领补贴。哪像她当年，为了生老二像小品中的宋丹丹似的东躲西藏，在出租屋里听到有疑似政府人员明查暗访，就吓得不得了，最后生了还要交罚款才能上户口。
　　 阿芳十分羡慕现在的年轻人，但想到自己当年，心中多少还是有些不是滋味。
　　 她还记得在县制药厂上班的小姑子说过的话，车间里只要听说哪个女工怀孕了，照顾着怕磕着碰着把倒班调成常白班不说，车间生产受影响，都生孩子去了，谁上夜班？到时生了孩子，产假工资照发，白白地领几个月的工资。这还是有准生证的女工，若是无证偷生的大胆女工，厂里直接开除，绝不姑息！
　　 前些年“二孩”闸门刚开，便有些厂子急吼吼地“减员增效”，让怀了二胎的女工回家“候着”轮岗。——候到几时？不知道！饭碗悬在半空，谁还敢轻易添一张嗷嗷待哺的嘴？
　　 年轻的阿芳可不管这些弯弯绕绕。她心里揣着娘家妈那句老话，像揣着一块捂热的土坷垃，实在，硌人，却暖：“穷也罢，富也罢，还是人多排场！”她娘家兄弟姊妹六个，挤挤挨挨一炕头长大，日子清汤寡水，可逢年过节，乌泱泱一院子人头，那声响，那热气，能把屋顶的茅草都顶起来，便是天底下最大的排场。
　　 嫁到林村，阿芳头胎就生了个带把的小子。镇政府有规定说头胎是男娃，门就关死了，不许再开；头胎是丫头片子，熬到三十岁上，可以申请政府生育指标，待计生官员“恩准”，可再添一口——为的是田里不短了劳力。
　　 时间过得快，阿芳的儿子十岁了，上初中了。看到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头胎生闺女的又计划生二胎的，她们挺着肚子，脸上骤然生出的大大小小的孕斑也洋溢着幸福的笑。这笑让阿芳既羡慕又心酸，既然儿女都平等，那凭啥头胎生闺女的就能生二胎呢，那万一二胎是个儿子，这不给她们头胎生儿子的多了个闺女吗？再说生儿生女的，谁能做得了主？不过也听说谁家媳妇说出去打工半年多了，谁谁夫妻感情不和，离婚了，两口子都不在家。这谁知道真打工假工呢，谁知道真离婚假离婚呢，反正不在家，计生干部组织村上育龄妇妇女查体，找不着她们也就算了。哪知过了一年半载，两口子欢天喜地地抱着刚出生的孩子回家了呢？回家不能白回家，计生干部登门道喜添人，顺便乐呵呵地把超生罚款通知交给她。
　　 阿芳知道自己日子紧巴，虽想生但几万的罚款够他们两口子在地里刨几年的。男人大平农闲时在县里镇上厂里打零工，厂里放假时就贩点瓜果类的赚点酱油钱。孩子上学，家里人情来往，头疼感冒，啥不是钱打头阵呢？可阿芳眼馋那些生二胎的妇女，孩子多，年下往院子里一站，满当当的，想想都觉得好。她和大平商量好几次偷生二胎的事情，大平终于同意了。她偷摸去了镇医院妇产科，对大夫说小肚子疼，作个彩超，脱鞋上炕似的躺上那冰凉的检查台。白大褂的大夫拿着冰凉的探头在她肚皮上滑来滑去，像寻找田垄里深埋的薯块似的。末了，大夫声音平平：“输卵管堵了。”
　　 病了自然要治。况且，婆婆公公知道后，平时年下仅象征性地给大孙子十块钱压岁钱，这次慷慨地拿出一千块钱，让她治病，只要能添了人，以后要啥都行，罚款好说，也给凑！阿芳心里有了底气，觉得身体管子堵了也不气恼，人心齐泰山移，阿芳偷生孩子是个为他老林家做出巨大贡献呢。因此，在花钱治病上，她在县中医院开中药，二百多块的中药费，她眼皮没眨，理直气壮地拿钱。之前会过日子的阿芳可是得个感冒只要不发烧，一盒二十多块的感冒冲剂她是舍不得买的，她一直喝白开水，一点一点恢复。大平蹲在门口闷头抽烟，烟锅子里的火光明明灭灭，映着他愁苦的脸。娘家妈也常来，压低了声音劝：“阿芳，稳住。又不是要命的病，管子通了就能怀上！躲出去生！咱庄稼人怕啥？人就是活路！”几股念头拧成一股绳，拽着她走上了“偷生”的路。
　　 不知是汤药见了效，还是菩萨开了眼，阿芳还是去县里那家私人妇科诊所查，那堵塞的“水渠”竟真通了。阿芳怀上了！阿芳和大平向各自家人通报了好消息，两边老人意见异乎寻常地一致，快跑！家里不用管，再不跑，万一露馅儿就坏事儿了！两口子一宿没合眼，收拾行李，一大早天蒙蒙亮，他俩就着急忙慌地坐车去了外县。在城南外环寻了间低矮的出租屋，墙皮斑驳，一切都能将就。大平去建筑工地干零活，一身臭汗。阿芳没事了上街找缝纫的活儿，接了附近小作坊的活儿，在家缝制毛绒玩具。彩色的布片、雪白的填充棉絮堆了半炕。她低着头，笨拙的针线在布片上穿梭，缝进去的，是娃娃憨态可掬的笑脸，也是自家未出世孩儿渺茫的前路。胎儿慢慢长大，肚子里的娃儿踢腾得厉害时，她便停下手，摸着那圆滚滚的弧顶，对着窗外灰蒙蒙的天，低声念叨：“儿啊，别急，别急，娘给你挣个‘户口’回来。”
　　 日子在缝纫机的哒哒声和窗外工地的轰鸣里，提心吊胆地往前挪。终于到了瓜熟蒂落的那天。在邻县简陋的卫生院，阿芳咬碎了牙关，憋紫了脸，一声嘹亮的啼哭撕裂了产房的沉闷。又是个小子！护士抱出来给大平看，男人咧着嘴，想笑，眼圈却先红了，粗糙的大手想去碰碰那红皱的小脸，又怕手上的茧子硌着了嫩肉，悬在半空抖个不停。
　　 熬过了月子，娃娃结实了些。两口子抱着这“黑户”的小肉团，像揣着个滚烫的山芋，趁着夜色，深一脚浅一脚地溜回了村。院门吱呀一声推开，熟悉的狗吠响起，阿芳的心才咚地落回了腔子里。
　　 安稳日子没过几天，村大队的喇叭就响了。喊的正是阿芳的名字，让她去一趟。阿芳心里咯噔一下，像揣着的山芋终究烫了手。果然，大队那间刷着半截绿漆的办公室里，管计生的干部眼皮都没抬，手指头敲着桌上盖着红戳的文件，冷冰冰甩出个数：“孩子上户口，交罚款四万六。政策摆这儿了，你违法了。给你一礼拜，钱送到镇计生办，把户口给上，钱交不上，户口不给上，到时上学没户口哪所学校都不收你孩子。”
　　 四万六！大平蹲在门槛外，闷头抽烟，烟头扔了一地。阿芳却长长地、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她脸上没有愁苦，反倒像卸下了千斤重担，嘴角甚至扯开一丝笑纹。那笑，有点苦，有点涩，却异常明亮，像阴雨连绵后，云缝里陡然漏下的一道金边儿阳光。
　　 “交！砸锅卖铁也交！咱不能让孩子一直黑下去！”阿芳的声音不高，却斩钉截铁。娘家凑一点，婆家凑一点，大平借了亲戚朋友的。终于一沓沓沾着汗味、油污味的票子，最终凑齐了那沉甸甸的四万六，换回一张同样沉甸甸、盖着鲜红大印的罚款收据。
　　 那张收据，阿芳没压箱底，而是端端正正贴在了堂屋正中的墙上，紧挨着年画里抱着大鲤鱼的胖娃娃。四万六，买断了她心头那份日夜悬着的惊惶，也买来了小儿子堂堂正正沐浴在日头下的权利。从此，这间低矮的农舍里，两个小子追打嬉闹的声响，便成了最动听的乐章。大平干活更舍得下力气了，阿芳喂猪、养鸡、侍弄庄稼，手脚麻利得像上了发条，哪里有缝纫的零活阿芳也欢欢喜喜地去干。日子依旧清贫，墙还是那墙，窗仍是那窗，可两口子心里那口气，却提得足足的，仿佛这四万六不是泼出去的水，而是夯进地基的石头，稳稳地托起了他们那份“人多排场”的念想。
　　 收音机里的新闻早已播完，厨房弥漫着煎蛋的焦香。阿芳关了火，望着窗外。她看着院墙根下，当年她躲出去前栽下的那棵小枣树，如今已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树影婆娑里，仿佛还能看见她当年那个抱着刚满月的老二从夜色里潜回、又为四万六罚款咬牙奔波的瘦小身影。
　　 枣树年年挂果，阿芳的小儿子也如小树般蹿高。阿芳看着两个儿子越长越大，感觉幸福得像花儿一样。若没有当初坚持生下老二，现在即使放开政策，五十多岁的她也只能是叹息政策太晚了。当补贴的钞票递到年轻父母手中时，不知他们能否掂量出，这轻飘飘纸张背后，曾压弯过多少如阿芳般坚韧的腰……
　　 不过，阿芳面对补贴生孩子的政策，还是有点想不开。她去村中当老师的玲子姐那去出门，想解开这个疙瘩。
　　 玲子说，好理解啊。当年妹子生娃，国家发展得不行，入口多了是累赘，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使发展的速度满足人口。今天，国家发展了，人口成了发展的红利。大河有水小河满，这个懂得吧？一样的道理，国家有钱了，孩子多点是兴旺。
　　 阿芳不再纠结这个问题了，他既羡慕年轻人的福利，又感慨当年的自己。不过，她赶上了两个时代，一对比，心中倒是挺满足的。她还盼着两个儿子娶了媳妇，一家生三个，她想找计算器，算一算国家要掏多少钱……
　　 阿芳偷偷地嘁嘁一笑，她沉浸在幸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