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岁左右就开始在生产队挣工分了。一到放暑假，我和我的伙伴们就有活干。
　　 我们生产队外出的工作人员多，留下来经营庄稼的主力军是红色娘子军和老人团，壮劳力与别的生产队相比就少了不少。我们一放假就被队长盯上了，分派给我们一些力所能及的小活，能省去不少劳动力。尤其是农忙时节，队长很会对我们不客气地热情。
　　 青壮年本来就少，几乎每天都还要有有被派出公差的：交公粮、修丹江石坝、修排水渠、垫公路、拉煤等都需要壮劳力。
　　 让孩子们干活，生产队给记工分，一个孩子能抵半个劳动力，家里赘子大的自然乐不可支，赘子小的家庭却不屑一顾，压根不想让他们的孩子“汗滴禾下土”，反对派不敢明目张胆吱声，就背地里乱嘀咕，甚至撺掇陈跃的母亲上前，因为她是队长的嫂子，天不怕地不怕，说话粗门大嗓的，她当面质问队长：“这么小的孩子会干个啥，磕着了怎么办？遇到了坏人怎么办？”
　　 队长呼噜呼噜喝罢稀饭，嘴一擦，反驳说：“我这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不想挣工分了也可以，没人强迫。你只考虑不想让跃跃背日头过山，你想过没有，不给他们分点儿活儿，他们在村里追鸡撵鸭子到处乱窜，弄个鸡飞狗跳的，谁来管他们？他们正是毛猴子的年龄，能说会道的，张口就是理，谁又能管得住他们？孩子们干点儿活，都在大人们的视野下，就是有坏人，他敢做现行反革命的典型吗？”
　　 在当时，这种没章法的做法并不大惊小怪，顶多队长被他嫂子指责几句，要是现在，队长就有就有使用童工之嫌，弄不好会接受法律的制裁。
　　 “那你别给我们家跃跃派活儿。”陈跃的妈妈没词儿了，就给队长扔下了这样一句话。
　　 其他孩子照样得一切行动听指挥。队长给我们分派任务，尽量考虑到力所能及。种玉米时，大人们挖穴、挑粪，女孩子们被派去丢玉米籽，一穴三粒，男孩子们被派去浇粪，一穴一瓢，大一点儿的孩子负责封穴。
　　 干活时，大人们说些家长里短的事儿，时不时放肆地笑几声，小孩子们也占不住嘴，叽叽喳喳，男孩子们拿丢籽的小女孩开涮，讽刺她们是幼儿园的小黄毛，扳指头数数的本领没人能比，女孩们恼了，抓起碎土就朝男孩身上撒。天热，太阳晒，脸上热汗淋漓，一把碎土飞来，身上黏糊糊的，却也觉得其乐融融。
　　 生产队的土地多，秋庄稼的种类也多，都是人工种，大块种过种小块，小块地还没种完，先种的地里，玉米苗就像是猫耳朵了，一天一个样，都是赛着长。
　　 玉米种完，不等于战役结束。生产队的活路杂，活儿跟着活儿，一个挨一个，庄稼人都知道，五谷丰登一靠风调雨顺，二靠不误农时，误了农时，不是减产就是抓瞎。给玉米间过苗后，就是给芝麻间苗，给绿豆间苗，翻红薯秧子，给棉花脱裤腿，捞秧草，高温积肥，都是大人领着我们干。
　　 晚饭时，父亲一边吃饭一边对母亲说：“孩子今天又挣了五分。”我听了后，心里美滋滋儿的，往往这时母亲总要给我碗里多夹一筷头菜或面条。
　　 人堆里干活，谁干得少，谁干得慢，谁偷懒耍滑都看得一清二楚，孩子们就事论事，很认真，有时候比大人还较真，所以一天下来不是舌干口渴，就是身子瘫软，两腿像是灌了铅。。中午、晚上一丢下饭碗，沾床不久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娇生惯养的陈跃不淡定了，在村里没人给他玩，老头老太太跟前他又不愿意去，四、五岁的孩子又和他玩不到一块儿，那时又没有电视，你说他寂寞不寂寞，他趁他妈妈不注意，就也到地里和我们一起凑热闹了。
　　 不是说队长一安排好活路就撒手不管了。他干一阵子活后就背抄着手，到各生产小组检查。他很有威严，一见他靠近，大人、孩子都鸦雀无声。一般他不在大人们面前高谈阔论，对我们儿童团他可就不一样了。他对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这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让你们吃点苦头，就不知道铧是铁铸的。”
　　 队长的文化不深，除了几句形势话比较时髦外，其他的话基本上没有文绉绉的，很多时候还说乡野粗话。
　　 小小的心目中，我对队长充满了鄙夷：没文化。
　　 对队长印象最深的还有一回，那就是粗暴。陈进是他的儿子，和陈跃是堂兄弟，一起下河割草积肥，他们趁人不注意，陈进放风，陈跃到生产队的花生地里薅花生，那时春花生已经包浆，剥开后籽粒比干定的还大，吃到嘴里香香的甜甜的脆脆的，弟兄俩吃了个痛快。
　　 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陈跃见花生秧子嫩嫩的，舍不得扔，就在自己和陈进的篮子底部都装了些，目的是想凑斤数，陈跃认为，只要把草运到积肥场处一过秤，牛一吃就能够完全销毁罪证。
　　 所谓高温积肥，就是生产队提供一个空场，空场栽上很多木桩，生产队的牛都集中到空场上，社员们割草过秤记工分，交上来的青草通过牛踏和粪便混合进行高温发酵，用于秋后麦田施肥。陈跃和陈进都去过了秤，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见东北角僻静，二人慌里慌张赶过去倒草，生怕别人发现篮底的秘密。
　　 谁知道怕处有鬼痒处有虱，他们鬼鬼祟祟的举动还是被队长发现了，他蹑手蹑脚跟在他们后面，见篮底的花生秧子露出来时就一手揪着一个孩子的耳朵，把他们拉到太阳下面暴晒，晒得他们满头大汗，陈进还挨了两个耳光，要不是几个年长的社员出面，可真够他们受的了。
　　 我对队长没有好印象只是在心里，很多时候见了他就急忙躲避。
　　 一日午饭后，刚要找凉快的地方躺下休息一会儿，队长满头大汗到各家各户喊：“吃过饭后都去河边帮忙找人，大人、孩子到场者一律记三分。”
　　 一打听才知道上游刘家园村三个不大不小的孩子下丹江河游泳被水冲走了，公社通讯员联系沿岸的村庄帮忙找人。那时一个壮劳力一天才十分，这不出力的三分谁干谁划得来。
　　 我们离刘家园村将近有十里，不远也不近，让我们也出面找人，看来公社也是下了大工夫的。
　　 等我们到了丹江河边，已有不少人到了那里，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有信儿没有？”
　　 肯定没有，如果有，还用得着兴师动众吗？
　　 河面上有几艘船，也有皮筏子，还有用门板拼凑起来的小划子，都是在找人。
　　 陈跃、陈进等孩子也都紧跟着大人沿着河边东张西望。
　　 大人们沿着河边探头探脑，我们跟在后边。除了能看到翻滚着的丹江水外，根本看不到水里有什么异常。遇到水洼处，大人们还要紧紧地拉着我们的手。
　　 看似不重的活儿却也不享福。头上顶着烈日不算，还有眨着毒光的白沙折射出来的光，脚下的鹅卵石像刚出炉的烙铁，身上的汗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汗出完了就弯下身子喝几口丹江水。此时的丹江水是温绵绵的，撩几捧清水到身上，一爽爽到心，更别说一览无余地置身于丹江河里，那该是怎样的舒服，殊不知这舒服舒宜的丹江水却是甜蜜的陷阱，难怪说每年有那么多人下河洗澡，被淹死的不乏其人。
　　 走在我前面的叫任勤，比我大一岁，走着走着，鞋掉了，陷进了泥沙里。他穿的是他姐姐退下来的凉鞋，为了避人嫌，他妈妈把鞋后跟剪掉了，成了一双不伦不类的拖鞋让他穿，自然有点不跟脚。那时候家里穷，衣服和鞋子基本上都是老大穿罢老二穿，老二穿罢归老三，村里差不多的男孩都穿过这种改造过的鞋子，这种穿法现在看不顺眼，在物资匮乏年代却见怪不怪，也就没有人会多说什么。
　　 任勤的父亲一边弯腰为他从带着吸性的泥沙中取鞋子，一边埋怨：“走个路也不好好走，一眼高一眼低的，你就没看清脚下的泥巴能踩不能？”
　　 看着任勤一脸委屈的样子，父亲替他辩解：“还不是鞋不跟脚？不过也好，这种鞋好穿好脱，陷在泥浆里的脚很容易脱掉，要是连鞋，就很难把腿拔出来了。”
　　 任勤的父亲说：“那不是理由。我在前面走，就没见陷进去，他会陷进去了。幸亏陷的是一一条腿，另一只脚能吃上力把脚拔出来，如果两只脚都陷进流沙泥浆里，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身边又没有人给点外力，你看危不危险？走路就得脚踏实地，先看看前面那一步能踩不能，一旦踩错脚，后悔就来不及了。”
　　 我父亲接口说：“有了这次教训也好，也让你家任勤感受感受流沙泥浆的吸力有多可怕。”
　　 任勤的鞋子拔出来了，洗净，又穿到了脚上，他父亲接口道：“谁说不是呢？孩子们不听话，这三家遇到这种情况，天塌了。刚刚长起来的小树苗一下子连根给拔了，不摘了父母的心也割了父母的肺，这事放到谁身上谁受得了？屎一把尿一把把他们养活大，容易吗？”
　　 父亲说：“也怨几个孩子的家长，不看好自己的孩子，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任勤的父亲不以为然：“劳动力下地干活，吃过午饭哪个不想眯一眼歇歇身子，这下倒好，歇出祸来了。”
　　 父亲说：“他们累，咱们能不累？你看看咱们村，有几个孩子午饭后乱窜的？他们身上那股狂劲早被土坷垃磨完了，碗一丢上床就睡。现在看来队长不单单是让孩子们参加生产劳动记工分，也能让劳力们安安生生睡个囫囵觉。队长是在用这个方法消耗孩子们的体力，磨平他们身上的棱角，通过今天中午这件事，我佩服队长有眼光。”
　　 任勤的父亲也说：“中午通知让孩子们来，是现场教育，让孩子们亲身感受偷偷摸摸下河洗澡会带来多大的灾难！任勤刚才失足也是一次教训。”
　　 一艘木船自西向东漂流，随风传来木船的喇叭声：“乡亲们，溺水孩子的尸首被拦河网拦住了，谢谢大家！”
　　 在一个浅水处，丹江水清澈见底，队长、任勤的父亲、还有几个孩子和大人也赶到了这里，大人们都说，让孩子们下水去洗洗凉快，可是，我们这一大群孩子相互看了看，都摇了摇头。
　　 说来也怪，上上下下数十个村子中，属我们村子离丹江河最近，也就只有我们村子这么多年来没在丹江河里淹死过人。
　　 陈进长大以后当了教师，一次闲谈中他说：“对下一代的教育既要有学校的文明教育，也要有社会的体力教育，还要有家庭的严厉教育，三者缺一不可。”
　　 善于舞文弄墨的任勤也发挥说：“小时候接受陈进父亲的体力改造不叫惩罚，而叫修身。”
　　 随着年龄的增长，小时候在我心中粗暴、野蛮、没文化的队长在我的心目中变得越来越亲和、英明、有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