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次去外地归来，我都因为不愿意在郑州火车站等太久而改乘长途汽车，都是走的高速公路，中途没有遇到堵车现象，收费站也是一路自动放行，到菏泽途中也都用了六个小时左右。
　　 忽然想起二十年前第一次去桂林归来，也是在郑州转乘的长途汽车，只是那时走的是220国道，过5个小时就到了老家所在的马岭岗镇的下车点。而下车点再到菏泽汽车站，我平时骑自行车也就是40分钟左右。
　　 不禁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的两个城市，汽车总站的位置也没发生变化，现在走高速还没有二十年前走国道甚至省道节省时间？
　　 首先从设计方面看：二十年前或者更早，两地间的国道或者省道通常是直线优先的“老路”，大多穿城而过直接连接汽车总站；而高速公路为避开城区或降低拆迁成本，大多采用外围绕行方案（例如呈“C”形、“S”形等），这就导致总站之间高速里程超过国道或省道很多。
　　 我们再从站路衔接上分析：很多汽车总站并未从城市内部搬迁出来，就如郑州、菏泽等地，但高速出入口大多因城市规划外移到城外。直接出站可能就是国道或者省道，但到高速出入口就有一段距离，走高速需绕行一段距离，很多需要绕行10公里以上）。
　　 还有岔道口转道差异：很多国道或省道在岔道口可以等绿灯直接通行，但走高速很多则要盘旋绕路通过，遇到枢纽还要多圈绕行。
　　
　　 既然如此，为何还要走高速？
　　 “虽然在道路不拥堵、无障碍的情况下，今天走高速也不一定比以前走国道省道节省时间，但我可以告诉你，今天再走国道省道会远远超过以前所用的时间。”司机这样说。
　　 我突然明白：定点之间，不是走高速更快，而是走国道和省道也越来越慢了。
　　 尽管国道省道甚至县道乡镇道路路况是越来越好，但是随着乡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国道省道两旁的居民区越来越密集，商店企业越来越集中，交通路口红绿灯越来越频繁、行人及各种车辆越来越繁多，除了要礼让行人、及非国标车辆违规行驶等，交通事故也频繁发生，拥堵现象也极为正常。而这所有的一切，都会影响通行。
　　 因此，一般情况下，长途走高速尽管更远一些，还要缴纳相关费用，但通行障碍少，能一路畅通。
　　
　　 我突然联想到我们的教育。
　　 很多情况下，教育的过程就像一场知识技能的旅行，从老师的脑袋出发，到学生的大脑结束。
　　 也像国道省道的设计理念一样，七八十年代的教学主要还是老师讲、学生听；学生练、老师批改总结，直来直去，很少有弯子。
　　 那时的学生生活很单纯：除了吃饭、休息、极少的体育活动外，就是学习。
　　 那时能接触到的文字资料很纯洁：除了课本、老师要求抄写的习题及知识点、以及后来才有的教育主管部门编制的配套练习册、复习资料、老师刻板油印的资料外，几乎就没有了。如果班内偶尔出现一本作文、杂志、或者小说，想看的同学还要排号等候。
　　 那时能坚持到毕业的，目标也集中：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哪怕考上个中专，也能光耀门庭。如果是个男性，即使家中一贫如洗，即使相貌丑陋，也不愁找不到好媳妇。
　　 所以那个时候，只要做到两点就是学生心目中的好老师：一是表达能力不差，能把传授的知识讲解得层次分明，条理清晰；二是虽然表达能力不佳，但可以把知识联系和解题过程清清楚楚的板书出来。
　　 随着社会的发展，正如在国道或省道上通行，有了越来越多的障碍因素一样，孩子接受或者吸收知识成长的过程也出现了太多太多的不利：（1）生活水平的提高，让一部分孩子对已有的生活满足，缺乏进取心；社会也越来越富足，能够诱惑孩子的物质和现象也越来越多，仅仅一部手机就能让许多孩子沉浸其中，乐不思学。能够专心致志、孜孜以求的孩子越来越少（2）生命及成长观念的转变，让老师很难再像以前那样放心大胆的批评管理学生，反而是哪个老师认真负责，哪个老师所需承担的风险越大，“严师出高徒”越来越成为历史。（3）社会中的某些浮华与喧嚣，包括个别机构、平台对概率极低的极其个别短时间成功甚至火爆现象的大势炒作对青少年产生了极度的诱惑。如前些年的电竞、近些年的网红等，本来成功的比例远远少于普通升学的比例，却吸引了很多青少年蜂拥而至，妄图走捷径，逃避正常的学习。……
　　 再用传统的讲授方式往往是老师讲得津津有味，学生台下昏昏欲睡，尤其是普通学生组成的普通班级。
　　 诸多的不利让教育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于是越来越多的教育者加入了改革的大潮，寻觅教育的“高速公路”。
　　
　　 修建交通上的高速容易，因为修建高速公路所需要规避的问题大多是可视可见的。而教育面对的是学生，想规避学生存在的问题，却远远没有那么容易。
　　 尽管出现了一些敢立潮头扬帆起航的人物，如魏书生创建“六步教学法”、李吉林创建“情境教学理论”、朱清时推动高校去行政化、施一公探索新型研究型大学模式、……也出现了一些改革成功的教育基地，如：洋思、衡水、271教育集团等，但也确实出现了很多典型性问题。如：改革目标理想化，脱离实际教育资源、师资水平或社会需求，导致目标难以实现；政策连续性不足（如课程标准、考试制度频繁调整），导致学校和师生疲于应对；改革设计家长参与缺失，学校、社会、家庭共建流于形式；尽管提倡素质教育，但升学仍高度依赖标准化考试（如高考），导致“减负”流于形式，课外培训泛滥；优质教育资源（师资、设备）集中在大城市，农村或欠发达地区面临师资流失、设施落后；高收入家庭通过私立教育、课外辅导获取优势，加剧教育分层；行政任务、非教学压力（如填表、检查）挤占教学时间，并且培训机会不足，职称晋升机制僵化，使全体教师压力越来越大，幸福指数降低；过度依赖电子设备（如平板教学），形成新的模式相对固化，忽视教学本质的实际性灵活性，反而降低学习效果；盲目引入西方教育理念（如快乐教育与赏识教育），忽视批评与挫折教育对孩子的心理成长作用，长大后很难适应社会实际需求；追求立竿见影的“政绩”，缺乏长期跟踪和科学评估机制，甚至部分基层为应付考核虚报成果混淆视听；还有些改革动机不纯净，夹杂着一些功利甚至资本运营……
　　 教育孩子是一项工程，教育改革也是教育发展的长期战略。它不仅关系着民族国家的未来，还决定着每一个家庭的明天。过去的教改往往是国家提倡要求，学校具体实施，而大多数家长不知情也懒得知情，甚至整月整月的没有与孩子沟通交流。只有学校、社会、家长共同参与，真正深入的调查研究，真正做到一切为了孩子一切为了教育，找到公平与效率、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契合，在具体社会背景与实际发展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点，才能万山红遍芬芳满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