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不仅是印在台历上的一页纸，更是一块等待耕种的试验田。这块试验田被教育部门一分为二，前半段划给了高三的孩子，栽种高考的禾苗；后半段划给了初三的孩子，栽下中考的禾苗。每年这个时候，这些稚气未脱的孩子在自己专属的试验田里辛勤劳作，等待七月的收获。
　　 儿子是初三的学生，过几天，他就要栽下中考的禾苗了。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三年前，儿子小升初的时候，我们举家从河北搬来天津，为的就是能让儿子在天津这片看上去松软的土地上栽种禾苗。三年有多长？把它拆解成天，是一千多个漫长的日日夜夜。钟表一分一秒地转动时，感觉时间的脚步真得很慢。可是，寒来暑往，当绵延如丝的日子过完，回忆起来却是短短的一瞬，似乎打了个盹，再睁眼时，三年已过，儿子已经到了栽种禾苗的时间。
　　 其实，我们原本没打算这么早搬来天津，计划在国际庄上完初中再转学。因为在大家心目中，国际庄的教育要优于天津，如果教育也有段位的话，国际庄差不多算是九段高手，而天津不过是七段罢了（这主要是教育的理念不同，并非真的有优劣之分）。在国际庄学成后再转学天津，基本属于“降维打击”（实际上没这么简单，有时弄不好还会吃亏）。
　　 可世上的事情总是身不由己。
　　 高考移民太多，动了本地学生的蛋糕。三年前，天津新高考政策的鼓槌突然毫无征兆地落下，要求天津考生至少有三年高中学籍，否则不允许在天津参加高考。政策一出，让许多存心来津高考的家长辗转反侧，彻夜难眠。这好比人们正肆无忌惮地走在高考移民的大路上，突然，一台挖掘机地开了过来，机械臂高起低落，毫不留情地将这条捷径拦腰掘断。从此，想在天津的六月栽种禾苗，就要真得变成一名天津人，真得来天津读书啦。
　　 像其他想做高考移民的人一样，我们原本不着急的搬家和转学一下子变得迫在眉捷。
　　 决心已定，家是一定要搬了，可是天津这么大，往哪里搬呢？我坐在电脑跟前，瞅着拼图一般的天津行政区犯了踌躇。那一刻，我好像变身为一个运筹帷幄的将军，要在“行军图”上排兵布阵了。
　　 先研究市内六区。和平区，南开区，河西区，河东区……这些行政区当中，教育最好的非和平区莫属。市五所是天津的重点中学，其中有两所位于和平区。一所是天津一中，成立于1947年，以高录取分数线和优质教学资源著称。另一所是耀华中学，创办于1927年，以培养高考状元而闻名。其他十三所重点小学和十六所重点初中星罗棋布，散落在和平区各处，形成“无差校”格局。
　　 百度地图上，和平区像一颗枣核那样被包在城市的中心。这里曾是英法德意等国家的租界，至今仍遗有两千余座民国时期的老建筑。这些老建筑青袍马褂，集中在五大道和意风街，其中不乏名人旧居，如溥仪、段琪瑞、梁启超、顾维钧、张作霖、马连良、曹禺等。在津工作二十年，我曾无数次留连在和平区的街头，欣赏那一扇扇浸染沧桑而又别具风格的门窗，看窗前娇艳的海棠花和樱花飘落如雪。和平区像个遍身珠光宝气的明星，而我不过是一介布衣，身份地位有着跨越阶层的巨大鸿沟，但这并不妨碍我对她想入非非，像一场暗恋。
　　 不过这场“暗恋”很快便无疾而终了，原因出奇的简单，那就是我捉襟见肘的钱财。就像有一首歌里唱的那样：恰逢那年你明媚，又正逢我自卑。恨时间不对，相遇不够完美。钱财的匮乏让我自卑，而和平区的房价早就飞上了天，每平方米十万的天价如同一柄利剑，斩断了我的缕缕情丝。
　　 我的目光像打游击战那样且战且退，渐渐从市内六区“转战”到了外围，最后落在了滨海新区，那是我最熟悉的地方。像切蛋糕一样，滨海新区被切成了五个板块，最北边的汉沽、紧邻汉沽的生态城、生态城南的开发区、开发区南边的塘沽和漂泊在最南边的大港。地图上，它们像几条搁浅在沙滩上的鱼，默默地回望蔚蓝的大海。
　　 没有丝毫犹豫，我的目光像黑板擦一样坚决地擦去了汉沽。因为汉沽一中已经没落，沦为当地的垫底学校，就像曾经鲜衣怒马的少年，如今却沦落为衣衫褴褛的流浪汉那样。其实，汉沽一中的没落不怪它，要怪就怪汉沽旁边中新生态城的崛起。
　　 在房地产如火如荼的岁月里，房地产开发商越俎代庖，充当了“有巢氏”的角色。他们在永定河北岸的芦苇荡圈了一片地，不久，一片崭新的楼房在这里横空出世。在金钱填鸭式的喂养下，这片楼房像庄稼拔节似的越长越肥，越长越高，渐渐成长为一座新城。
　　 新楼房竣工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很漂亮，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会趋之若鹜，因为很少有人单纯为了欣赏大海而花大价钱购买新房，人们看中的往往是房子的附加功能。城市像一架机器，讲究的是配套，想吸引人居住，就要让生活变得便捷，甚至让生活变得有希望。菜市场、公交、银行和学校都是这架机器中必不可少的“零件”，尤其是学校。在学历内卷的大形势下，学校这个“零件”相当重要，一个好的“零件”自带磁性，能像磁铁吸附铁粉那样把有适龄子女的家长吸引过来，谁家没有子女呢？既使现在没有适龄子女，过几年也就“适龄”了。
　　 这就像饭店。一家饭店能吸引食客，往往不是因为它装潢的多么豪华，它的餐具多么漂亮，服务生多么的彬彬有礼，而主要是因为它请了个好厨师，厨师做出了色香味俱佳的饭菜。对于这座新城来讲，学校就相当于那个厨师。
　　 为了卖房，“有巢氏”开始用这些“零件”来组装这架机器，学校便是被他们拧在这座新城上的重要“零件”或者说是他们请来的“名厨”。名厨来了，食客就会接踵而至。
　　 被开发商请来的“名厨”就是南开滨海，是天津南开中学的分校。“南开”两个字如有魔法一般，从入住新城那天起就吸引了无数莘莘学子和家长们的目光，再加上“有巢氏”和房产“掮客”们不遗余力的鼓吹，许多家长瞬间失去的抵抗力。在“南开”光环的加持下，满怀着冲击名校的梦想，把自己的孩子送了进去。
　　 滨海新区的学生被“掐尖”了，离生态城最近的汉沽一中最先被“殃及”。“此起彼伏”这个成语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意思是南开滨海起来了，汉沽一中倒下了。南开滨海开张没几年，汉沽一中就像被抽去筋骨的巨人，软搭搭的瘫倒在生态城北的海滩上，再没有站起来的机会。
　　 可是，我无法选择生态城，也无法选择开发区。如果说和平区是珠光宝气的明星，那么生态城和开发区至少也是雍容华贵的大家闺秀了，她们亭亭玉立于海边，遥望着碧波万顷的大海。那里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心理洼地。学校再好也没有我的份儿，因为窜天猴一样的房价让我只能仰视，望洋兴叹，可远观而不可入住焉。
　　 想到这，我的目光像花样滑冰那样弹跳起来，双腿并拢，在生态城和开发区上空迅速拧身旋转两圈，继而收尾落地，目光之足芭蕾舞般落至冰面，足尖触到了塘沽这个我最熟悉的区域，我有意把家搬到这里。但此时脑海中那根绷紧的“警戒线”起了作用，“有意”绊到了“警戒线”，“警戒线”像琴弦那样弹出了不祥之声。
　　 在这里工作二十年，闲暇时我像一只好奇的蜗牛，几乎爬遍了塘沽的每个角落，熟悉它的每一条大街小巷，熟悉每一家大型超市和商场。可是，到了择校的问题上，它却成了我最熟悉的陌生人。我对这里的学校一知半解，对这里的转学政策一无所知，匆忙之下搬家转学，岂非“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我决定做一番调查。
　　 拨打了无数个咨询电话并在网上查阅之后，塘沽学校和转学政策从“雾里看花”转变成了“纤毫毕见”。结果出炉了，往这里转学真是个“深池”啊。万幸我不是“盲人”，也没有骑“瞎马”，有惊无险地绕过了这个“深池”。
　　 塘沽相对较好的初中学校早已人满为患。为此，这部分好学校实行九年一贯制教育，换句话说，就是不接受中途转学的学生，转学的学生只能去口碑相对差些的学校。除此之外还有个“拉郎配”的规定，类似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在人满为患的大背景下，“有司”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那就是把划片与摇号结合起来。许多转学的家长没打听清楚，自以为是，买了所谓的“学区房”，结果摇号摇到了差学校，相当于用买人参的钱买了根萝卜。学校不光差，离家还远，大人和孩子不得不每天像鸡一样早早起床，跟打仗似的。
　　 有了前车之覆的教训，我不能拿孩子的前途去撞大运，塘沽也被我排除在外了。
　　 截至目前，和平区、汉沽、生态城、开发区到塘沽，五道“防线”都已失守，现在最南边的大港几乎成了我最后的希望。于是，我的目光像残兵败将那样开始向那里退却。
　　 对我来说，大港是完全陌生的地方，我甚至都没有去过那里。据网上资料，大港的教育还是不错的，虽然说不上顶级，但在天津也属中上等了，更重要的是，大港和塘沽不同，大港的初中学校严格划片招生，买了哪个片区的房子，就可以上所属片区的初中学校，不至于打算买人参，最终却买成了萝卜。
　　 货比三家。我在网上查到近三年塘沽和大港各个高中的一本升学率、高中招生录取分数线和各初中学校升本地一中的升学率，发现大港也有比较好的初中，比如六中和二中。高中也有个低调的好学校——大港一中，大港一中虽略逊于塘沽一中，但远比塘沽其他学校要好，一本上线率很高，而且每年都有北大清华上线的学生。我打算三年后的那个六月让儿子在这片土地上栽种禾苗。
　　 大方向虽然定下来了，但搬家和转学这么大的事，没有感性认识怎么行？我趁着休假，坐公交车往大港跑了两趟。那时正值秋天，秋风萧瑟，港塘路两旁，蒹葭苍苍，除了池塘就是盐场，给人以荒凉萧条之感。及至到了大港城区，街边也没有高楼大厦，街里也没有车水马龙，怎么看都像个有着浓厚天津特色的县城。论繁华程度，大港无法和塘沽相比，更别说开发区和生态城了，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为了孩子的前途，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主意已定，接下来便是行动。借钱、贷款、买房、转户口、搬家转学……我唯一担心的是儿子会“水土不服”。儿子从来没有来过天津，转学对他来说几乎是一次“开盲盒”的举动，虽然我提前给他打了“预防针”，把大港描述成一个鸟不拉屎的盐碱滩，但还是担心他见到这里的“荒凉”之后会产生心理落差，毕竟他在国际庄长大，省会城市，繁华热闹。心理的巨大波动会影响情绪，情绪会影响学习，这是一串连锁反应，从这一点上讲，转学也是一场赌博。
　　 至今记得，开学前的一天，我到重阳里站接远道而来的妻儿。车门打开，儿子双脚落地。他打量着周围的环境，脸上浮动着不可捉摸的笑容。我提心吊胆地盯着他的面孔，心中忐忑不安。他打量半天，终于开口了：“还好吧，确实荒凉了点，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清静的。”听他这样说，我一块石头落了地。
　　 在古代，孟子的母亲为了孟子的学习曾经搬家三次，而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为了女儿能在县城上小学，全家搬到了县城；为了她能去市里读书，全家又搬去了国际庄；为了儿子能上个较好的小学，在市里又搬了一次家；现在为了儿子能在天津读书，又搬到了这里，算起来，比孟母还多一次，算是现代的孟母了。其实，不单我和妻子这样费尽心思的为孩子择校，几乎所有家长都是这样做的，他们都是现代的孟母！
　　 每一次择校，都仿佛是一次舞台上的演出，家长们搭台，孩子们唱戏，孩子们才是“戏台”上的主角。现在，他们播种的季节到了，不管栽下的禾苗能收获多少，家长和孩子们都做出了自己问心无愧的努力。
　　 写到这里，我想用汪国真的一句诗做这篇文章的结尾，献给自己，也献给孩子们：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