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过去那种手编老草帽，现在城里真的很少见了。
　　 我家以前有三顶这样的草帽，挂在门后那根钉子上。爸爸那顶最大，边缘都发黄了，摸起来有点扎手，帽顶上还有个烟头烫的小洞，那是他自己抽烟不小心烫的。妈妈那顶小一点，边缘缝了一圈蓝布条，她说怕磨破了，其实就是闲不住，总爱找点活儿干。我那顶最小，是爸爸用他戴旧的草帽改的，把多余的边剪掉一圈，勉强能戴。帽檐上还有妈妈绣的我的名字，针脚歪歪扭扭的，像虫子爬的一样，是她熬了半宿绣的，怕跟别人家孩子的弄混。
　　 割麦子的时候，草帽就派上大用场了。天刚蒙蒙亮，爸爸就揣上两个窝头，戴着他的大草帽下地了。我趴在窗台上看，他的影子在地里一点点变小，最后就剩个圆圆的草帽顶在麦浪里一颠一颠的，像水里漂着的荷叶。妈妈在灶台边拉风箱，一边拉一边念叨：“这草帽就是庄稼人的护身符，没它可不行，夏天的太阳毒得很，能把人晒晕。”那时候我不懂，就觉得爸爸戴草帽的样子特别威风。
　　 村里的王麻子会编草帽，周围村子的人都找他。他家院子里堆着好多麦秆，一堆堆的像小山，都是挑出来的又直又厚实的。那些麦秆要先放锅里煮，煮软了再摊在院子里晒，晒到半干的时候，摸起来又软又韧，还发亮。王麻子坐在小马扎上，手指动得飞快，麦秆在他手里绕来绕去，没多大一会儿就编出个帽顶的样子。我总爱蹲在旁边看，觉得比变戏法还神奇。他问我想学吗，我赶紧点头，他就随手抽了几根短麦秆教我编小圈圈。可我手太笨，麦秆在我手里不听话，不是折了就是松了，编出来的东西歪歪扭扭，像个破筐，我自己都嫌丑，扔在一边不敢捡。
　　 有一年夏天特别热，太阳像下火一样，地上烫得能烙饼。爸爸在地里割麦子，到了晌午头，突然就晕倒了。是邻居二大爷发现的，赶紧把他背回了家。爸爸被背回来的时候，脸白得像纸，嘴唇干得裂了好多小口子，大口大口地喘气。那顶大草帽却不见了，母亲问他草帽呢？父亲喘着粗气说，给邻居王大爷戴了。王大爷家的地紧挨着我家地，他老伴早两年去世了，没有儿女，他一个人种着一块地也够他生活了。只是他人过于抠缩，几块钱的草帽也舍不得戴，父亲看天气太热了，就把自己的草帽给了他戴，而自己却中暑了。妈妈见了吓得哆嗦着，赶紧接来凉水，用毛巾沾着给爸爸擦脸、擦胳膊，眼泪噼里啪啦地掉，一边擦一边念叨：“让你歇会儿再干，你偏不听，有个草帽你还给别人戴了，你这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和孩子可咋办……”父亲却说，王大爷年纪大了，更需要草帽。我躲在门后，扒着门缝看，看着爸爸蔫蔫的样子，心里怕得厉害，想哭又不敢出声。
　　 第二天一早，妈妈揣着家里攒了好久的几块钱，步行去镇上买回一顶新草帽，说是“加了一层防晒层的”，比普通的稍微厚一点，也硬挺一些。爸爸醒了看见，就骂妈妈：“你这是瞎花钱！买这么贵的干啥！”可骂归骂，戴上就没再摘过，连吃饭都戴着，怕弄脏了。
　　 我上小学那年，村里来了个照相的，背着个黑糊糊的匣子，说能把人影留住，存好多年。那天放学回家，一进院子就看见爸爸妈妈穿得特别整齐，爸爸穿的是过年才舍得穿的蓝布褂子，头上戴着那顶“防晒草帽”，妈妈穿的花布衫，头发梳得光溜溜的，还抹了点头油。照相的让他们往一块儿凑凑，说这样好看。爸爸脸一下子红了，不好意思地往旁边挪了挪，嘴里嘟囔：“庄稼人哪有那么多讲究，就这样吧。”那张黑白照片后来一直摆在堂屋的柜子上，爸爸板着脸，看着特别严肃，妈妈抿着嘴笑，有点不好意思，就那顶草帽在照片里格外显眼，黑黢黢的一个圈。
　　 等我上了初中，去镇上读书，慢慢就觉得草帽土了。城里来的同学戴的都是棒球帽，红的、蓝的、黄的，什么颜色都有，上面还印着洋字，看着就时髦。有一回下大雨，我没带伞，妈妈知道了，专门从村里跑来看我，给我送伞。她头上还戴着那顶缝蓝布条的草帽，帽檐都淋湿了，往下滴水。同学见了都围过来看，有的还偷偷笑：“你看那帽子，跟我爷爷戴的一样。”我脸一下子红透了，觉得特别丢人，接过伞扭头就跑，连句“谢谢”都没说。
　　 晚上回家，我跟妈妈说：“以后别戴那草帽来学校了，同学都笑话。”妈妈正坐在灯下纳鞋底，听见这话，手里的针线停了，愣了一下，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中，娘知道了，下次不戴了。”她说话时没看我，声音轻轻的，我心里突然有点不得劲，像塞了团棉花似的，可那点不好意思又压过了这点不得劲，就没再说话。
　　 高中毕业后，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临走前一晚，妈妈在我的行李箱里塞这塞那，吃的、穿的，把箱子塞得满满当当。最后，她拿出一顶新草帽，是托王麻子的儿子编的，比以前的细致点。“城里太阳也毒，出门戴上，别把脸晒坏了。”她说着就往箱子底下塞。我嘴上说“知道了”，心里却想：城里谁戴这玩意儿啊，多丢人。那草帽在箱子底压了四年，毕业收拾东西时才翻出来，都皱得跟咸菜干似的，硬邦邦的。我瞅了瞅，没舍得扔，还是带回了家。妈妈看见，啥也没说，就拿起来用手一点点把褶子捋平，又挂回门后那根钉子上，跟其他草帽排在一起。
　　 后来我在城里工作了，每年也就过年回趟家。家里的变化越来越大，土路修成了水泥路，土坯房换成了砖瓦房，连种地都用上了收割机，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靠人力割麦子了。爸爸也不怎么下地了，就在家种种菜，侍弄侍弄院子里的花，头上都会戴着那顶草帽。
　　 去年夏天回老屋，一进门就瞅见门后那钉子空着，光溜溜的，心里一下子空落落的。我老叔正在院里喂鸡，看见我瞅着门后，就说：“现在谁还戴那老草帽啊，早没人用了。地里干活都买那种遮阳帽，轻省，还凉快。”我没说话，往偏房走。偏房里堆着旧农具、破麻袋，还有些不用的杂物。在墙角一个筐子里，我摸着了那些草帽。上面落了厚厚的灰，一吹就起烟。爸爸那顶早就糟了，用手一碰，边儿就掉下来一块；妈妈那顶还结实点，可蓝布条早褪成白色了，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我那顶小草帽，上面的名字还能认出个大概，就是针脚歪得更厉害，看着特傻气。
　　 我找了块布，把灰掸掉，拿起妈妈那顶戴头上，走到院里。太阳还是那么毒，晒得人皮肤发烫，可透过草帽缝儿漏下来的光，一块一块的，打在脸上暖暖的，跟小时候趴在爸爸怀里睡觉的感觉一样。突然想起小时候问妈妈：“娘，为啥草帽都是黄的啊？”妈妈那时候正在纳鞋底，头也没抬地说：“麦秆是黄的，编出来可不就是黄的？就像人，是什么材料就成什么样子。”如今想来，那时候觉得这话没啥意思，现在咂摸咂摸，竟觉得比书里那些大道理还实在。
　　 邻居家的小娃跑过来，也就五六岁，梳着小光头，看见我头上的草帽，就停下脚步，歪着头直笑：“叔，你戴的这是啥呀？跟我爷装菜的破筐似的。”我把草帽摘下来给他：“这叫草帽，戴上凉快，试试不？”他接过去往头上一扣，帽檐太长，一下子把脸全遮住了，赶紧用手扒着帽檐，露出俩黑溜溜的眼睛，咯咯直笑，然后戴着草帽，蹦蹦跳跳地去找他妈显摆了。看着他欢快的样子，我突然明白，有些东西虽然老旧过时，但其中包含的记忆与情感，却永远不会褪色。
　　 傍晚时分，我把那顶草帽重新挂回了门后的钉子上。它在那里，就像一段凝固的时光，沉默地诉说着关于家、关于土地、关于爱的简单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