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晚八点左右，我像往常一样遛完狗往回走呢，母亲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别先急着回家，去那边阳台浇浇花，一星期多没浇了。”我说好的，马上去。母亲说的那边，就是她之前住的家。
　　 母亲的家就在我家的隔壁小区，几步路的距离。自打三年前父亲离世后，我便把母亲接来同住。那老房子空了下来，有人想租，母亲总摇头。房子是旧了，家具也旧了，电视还是32英寸的，小小的如火柴盒，冰箱还是那年姐姐给换的，也七八年了，都嵌满了他们几十载光阴摩挲出的印子。人走了，气息还在，脚步的回声还在，一桌一椅都沉甸甸的，盛着抹不掉的念想，租出去，仿佛连那点念想也一并泼掉了，她舍不得。
　　 阳台上的几盆花，仙人掌、虎皮兰、还有一盆叫不出名、叶子肥厚油绿的家伙。它们真是好养活，丢在这无人看顾的角落，兀自长得精神抖擞，葱绿得有些蛮横，仿佛在与这屋子的空寂较劲。我拎起窗台边搁着的小红塑料桶，舀了水，慢悠悠地给它们逐个“解渴”。清水渗入干涸的土里，发出细微的滋滋声，是这静默里唯一的活气儿。
　　 浇罢水，正待转身离开，目光却被阳台置物架角落里一个物件勾住了——一个蒙了层薄灰的金色盒子。心，像被什么轻轻撞了一下。我知道那里面装着什么。擦去浮尘，盒盖的金属搭扣冰凉。掀开，一套理发工具静静地躺在墨绿色的绒布里，码得整整齐齐，仿佛主人只是暂时离开，随时会回来拾起它们。
　　 铺身子的紫色大围布叠得整齐方正，海绵刷子也藏着之前理发时没清理掉的碎发，一把不锈钢的牙剪，和一把不锈钢的直剪，不锈钢的刃口在阳台昏黄的光线下，依旧闪着冷冽而内敛的光。还有那个黑色的电动推子，沉甸甸地卧在那里，插头线规规矩矩地盘绕着。旁边躺着两个透明的塑料梳齿，一个齿高一些，是6厘米的；另一个齿低一些，是3厘米的。父亲在世时，常用的是那个齿低些的，他喜欢留短些的平头，但对刮光头皮的光头深恶痛绝，于是就折中了一下，用3厘米的，理完了，头发上都是齐整的高度，显得清爽利落。盒角还有一小瓶润滑油，我记得是在小区外那个小百货店买的，说也可以当缝纫机油，那是用来润滑电动推剪齿发钝的，但这套工具，只给父亲一个人使用，因此润滑油这么多年没用多少。
　　
　　 二
　　 这套理发工具，是我十多年前，在2010年那个秋天，从网上买来的。那时，父亲在脑袋上挨了一刀，做了个不大不小的手术。拆线后，头皮上留下了一道蜿蜒的疤，像条蜈蚣，蛰伏在稀疏的白发底下。自出院后，我马上买了这套工具。我想，外面理发店的师傅，手再巧，眼神再好，那嗡嗡作响的推子在他们手里飞舞，快得让人心惊。万一，只是万一，那锋利的齿刃不小心蹭到那道新生的、脆弱的疤痕呢？万一发炎了呢？这念头像根细刺，扎在我心里，拔不出，咽不下。索性，我自己动手给父亲理发吧，我看过理发店给男同志理发，觉得也不难，再说父亲也对理发的美丑不怎么在乎。网购了这套工具，自己鼓捣着学理发，万一退休了后挑着个剃头担子理发呢，走街串巷地吆喝，也很有意思的。十多年前，我常幻想些好玩有趣的东西。
　　 东西寄到，父亲照例是那一套说辞：“又乱花钱！”他嘴上埋怨，但真给他理发呢，他不这么说了，而且也非常满意。我像理发店里师傅似的，先给父亲洗头发，用毛巾擦半干后，就拿出电动推剪准备理发。我把紫色底子小绿花朵的围布从前面围过来，围布一抖，罩住他的肩颈，把两端的细绳儿在父亲后颈上系个活结儿，为了怕碎发漏到上衣里，我在衣领上又围了个毛巾，用夹子把两端夹好。镜子里的父亲一下子变得像个吃饭前戴围嘴儿的乖孩子，我冲着镜子笑笑，给父亲承诺，放心吧，你闺女我理发，你准保满意。第一次拿起那沉甸甸的推子，嗡嗡声在小小的客厅里响起，细碎的发茬纷纷扬扬落下，沾满了围布，也落在他洗得发白的旧裤子上时，他眯缝着眼，嘴角却一点点咧开了。头上各个部位都推了个遍，我又仔细地拿起海绵擦把不小心沾在脖子、脸上的头发擦了去，理完，我又端盆温水，用毛巾给他洗了下碎发，又换了盆温水，顺便擦了下脖颈和脸，他对着镜子左照右照，粗糙的手指摩挲着刚剃过的鬓角，嘿嘿笑了：“嘿，别说，是比刘老头那五块钱的手艺好！清爽！丫头买这理发的东西，这次买得值！”
　　 值。一个字，像颗定心丸。从此，给父亲理发，成了我每月雷打不动的“功课”，也成了我的习惯。父亲渐渐地成了我的忠实粉丝，他无限地信赖我自学的理发技术，甚至还动员母亲也让我理发。我只给母亲理过一次发。母亲这人吧，开始她是不愿在我这儿理发的，女人嘛，都是爱美的，无论多大年龄。在发型上，出门抬头，人家都看到哩。母亲委婉拒绝让我理发。可父亲呢，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先说我理发仔细，让我练练手，还说出去理个发，有的理发的师傅，尤其年轻的，不怎么敬业的，有的都吹不干头发，说3号楼上老刘媳妇，出去理个发，感冒了好几天呢。
　　 于是母亲有天就尝试着让我也给她理发。天地良心，我是认真的，而且评估了母亲头型发质，头型小，发质软且量少，我大胆地觉得母亲理个蘑菇头应该好看。头发蓬松，显得脸也饱满了些，而且也一改那些老太太一成不变的短发样式，我的发型绝对显得精神。本着这个原则呢，我没有怎么给母亲头发打薄，只是先剪成短到齐耳，把后脑勺的碎发用电动推剪剪了去，然后，用梳子隔着，用电动推剪哧哧地由最外一层，次第推出层次感。镜子里的母亲像变了个人，显得年轻时尚。不仅我觉得好看，拍给我姐看，她也夸奖我的手艺真不错。
　　 只是母亲出去散步时，遇到小区熟人，人家一问她在哪儿理的发，她有些小小的虚荣，不好意思说是我理的，问人家说好看吗，人家说好看好看。母亲有些敏感，她觉得人家问她在哪理的发，蕴含着发型丑陋之意，与我和父亲坚持的好看恰恰相反。
　　
　　 三
　　 那时节，小区附近理发店的价格，像初春地里的麦苗儿，悄没声地往上蹿。街角那家老店，开始8块，后来涨到10块钱，近来又涨到15块；新开张的年轻小伙子的店，窗明几净，音乐咚咚响，敢要20块。也有便宜的。父亲常说起会过日子的老刘大爷，就认准了前街小区里一个理发店。那是在人家自家车库里开的店，招牌儿都省了，只在墙壁上用A3打印纸打出两个醒目的黑体字“理发5元！”有看到这黑体字的老头老太太们，真是趋之若鹜，奔走相告，要不，隔着一条街，老刘大爷都听到消息了。成本自然低。理发师也是个老头，手艺几十年如一日，没什么新潮花样，专给那些“不要好”的老头拾掇脑袋。五块钱，剃光或剪短，干净利索。刘大爷每次剃完头，顶着一脑袋短短的、略显参差的发茬回来，逢人就乐呵呵地宣传：“五块！就五块！老张头手艺地道！”宣传得多了，父亲小区里真有不少老人去那儿理发。老一辈人，苦日子是刻在骨头缝里的，能省一分是一分，连头上这几根头发，也是精打细算。
　　 所以，当我开始“专职”给他理发后，父亲曾像个精明的老会计，笑嘻嘻地跟我算账：“丫头，咱也不能白使唤你。一月理一回，一回就算你五块钱，跟老刘头一个价。一年十二回，六十块！够你回本了吧？”他伸出粗糙的手指，比划着，眼里闪着孩子气的狡黠。
　　 我也笑：“行啊，钱您先攒着，记账！记您账上，等攒够了一千块我再收，哈哈，承认欠着就成。”我又开玩笑，“不过啊，咱这服务可不一样！一对一，VIP待遇！工具专用，干净卫生，可比那五块钱的地儿讲究多了！最要紧的是——”我拖长了调子，“咱是熟人，你亲闺女哩，咱这儿对亲爸，允许赊账！”
　　 父亲听了，得意地笑出了声，连连夸奖，还是亲闺女好啊，能赊账哩！母亲在一旁择菜，也忍不住跟着笑，嗔怪道：“你们爷俩，没个正形！”那一刻，小小的屋子里，笑声像柔风下的湖水，一波又一波地轻轻涌动。
　　 这笑声，一响就是十二年，也仅仅是响了十二年。十二个寒来暑往，十二个月圆月缺。无论是严寒酷暑，我都一如既往地给父亲理发。这样算下来，父亲该我的账才七百块钱，离一千元还差不到一半呢。
　　 我多么盼望，一年又一年，父亲老是让我理发，等我退休了，等我白发满头，还依然去母亲家给父亲熟练地抖搂开围布，电动推剪呜呜地响着，我这个债权人骄傲地慷慨地说，还是赊账吧！可是，父亲有天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我轻轻合上那金色的盒子，扣上搭扣。声音很轻，像关上了一扇沉重的门。灰尘重新在盒盖上缓缓落定。浇过水的花，叶子在窗外透进来的微光里，绿得沉静，也绿得有些忧伤。
　　 我锁好门。楼道里的声控灯应声而亮，昏黄的光晕下，只有我自己的影子被拉长。七百多块的“债”，永远成了悬在时光里的一个问号，一个无法抵达的彼岸。父亲笑嘻嘻说“够你回本”的样子，清晰得如同昨日。
　　 窗外的夜色浓稠如墨。那个金色的盒子，连同那永远无法凑够数的七百块钱，连同父亲理完发后摩挲鬓角时那心满意足的嘿嘿笑声，都沉甸甸地压在了心口，像一块无法搬动的碑。
　　 我知道，有些账，注定是烂在了时光的深谷里。只有那嗡嗡的回响，偶尔还会在记忆的寂静处，毫无防备地响起，提醒我，曾经有一个头颅，如此信任地、温顺地，低伏在我的掌心之下。那是我的老父亲。
　　 给花草灌满水，绿意更稠。心中想着理发的往事，仿佛推剪走动的声音更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