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对于一个会修表的人来说，确实是稀罕事，非常令人羡慕，不但常有人登门请求修表，手腕上也从不缺表。
　　 我家二哥，就是那时候学会的修表。
　　 二哥没上过多少学，一是家里兄弟多，父亲和大哥两人根本忙不过来，有时连吃饭都成问题；二是二哥正上初中的时候，“文革”开始，无法继续上学，只能回家帮父亲和大哥挣工分。
　　 那时，二哥还不到十四岁，矮矮的个子，瘦瘦的身材，说话娃娃腔都没变，但他却是个非常爱琢磨的人。平日里除下地干活外，一有空就鼓捣家里的钟表，拆了装，装了拆。有时大半个晚上就干这一件事，第二天干活回家后依然如故。时间一长，家里的那个钟表，即使闭上眼睛，他也能快速地拆下和装上，并对钟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了如指掌，真可谓“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二哥就是这样凭着一股子韧劲，在钟表的世界里摸索前行。
　　 有一年过年走亲戚，他带我去姑妈家，吃完中午饭没事时，又开始拆卸姑妈家梳妆台上的那个新钟表。正当他拆完开始组装时，被姑妈看见了，惊得姑妈赶紧制止：“呀，我娃咋乱动这？姑妈家可全指望它看时间呢，弄坏了咋办？”那神情，就像二哥做错了天大的事，一时慌的不知如何是好。二哥却啥事没有似的笑着说：“没事，我清扫一下，马上就装好。”说完，拿起梳妆台上的一个小刷子，边清扫零部件，边组装起来。那娴熟的动作，灵巧的手指，看得一旁的我都啧啧称赞，姑妈更是瞪大了眼睛，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二哥就已经组装好了，并稳稳地把钟表蹲在桌上，对姑妈说：“好了。”“这就好了？”姑妈将信将疑地拿起钟表，一会儿正面看看，一会儿反面看看，一会儿又贴在耳朵处听听，发现指针在走，声音在响，模样跟原来的一模一样，这才放心地夸赞起二哥来：“哎呀，我娃咋这么能行，姑妈一点都不知道？”“我二哥在家经常拆装钟表呢，这对他来说不算啥。”我急忙在一旁帮二哥说话。姑妈更是高兴得不得了，立马打开旁边第一个柜子抽屉，从里面拿出个小一点的钟表寄给二哥：“那我娃看看这个表能修不，已经停走大半年了。”二哥接过钟表，一看确实老旧，但他却高兴得如获至宝，边拆边说：“放心吧，姑妈，我保证修好。”我看他那自信满满的样子，也对他抱有极大的希望，没想到他拆了一半，竟突然停下来，说他几个专用工具没带，有的零件不好拆，拆下来也没法清洗。姑妈一听这话，笑着安慰二哥：“没啥，那你带回去修吧，就当练手呢。”二哥一听当然高兴，但多少还是为他不能当面给姑妈展示技艺感到郁闷，一吃完下午饭就带我急火火地回家了。
　　 回到家里，他忘记村子的喜庆气氛，也拒绝了好几个伙伴的玩耍邀请，而是坐在桌前，取出平时捣鼓钟表的工具和清洗油，开始拆装起从姑妈家带回来的老钟表。我当时找小朋友玩耍去了，没在跟前，一些细节不太清楚，可等我天黑后刚跨进大门，二哥就高兴地叫住我：“快来看，姑妈家的钟表修好了。”我跟他走近桌前一看，果见姑妈家那个老旧钟表，正蹲在桌子上“嘀嗒嘀嗒”地转动着，那刚拿回来时还破旧不堪的外形，被二哥擦洗得增光发亮，如同穿了件新衣，和我一样地在过年呢。我高兴地对二哥说：“二哥，你真行，这么老旧的钟表都能修好。”二哥却满不在乎地回答：“就是发条生锈了，卡住了，小毛病，好修着呢。”说着，他看了看那个钟表，又看看我，像是在畅想未来似的继续说：“等我再买几样精细工具，就可以学着修手表了。”“修手表？”我惊诧地差点叫起来。“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在县城看见过有人修手表，也没啥，就是得有修手表的工具。”
　　 听了二哥的话，我既担心，又兴奋。手表，那可是吃商品粮的人才能戴得起的东西，值钱着呢，不好修不说，把小问题修成大问题，赔都赔不起，到那时可咋办？但同时，又相信二哥能学会修手表，以他的执着和聪明劲，准没问题。到那时，我不但能常常看见手表，说不定还能有手表戴呢？如此权衡利弊之后，我也在急切地等待着二哥能早点学会手表维修。
　　 果真的一个星期后，二哥置办了手表维修的最基本工具，什么拆卸与固定工具：开表器、表盖起子、表头固定座；什么机芯操作工具：螺丝刀、镊子、机芯座；什么发条与齿轮工具：发条钥匙、齿轮拆卸器、洗油笔、眼戴放大镜等。这些工具，看得我眼花缭乱，却也非常稀奇。我不知道，在那个年代，这些工具要花多少钱，但二哥就是这么东拼西凑地买了回来，而且一头扎进手表的拆卸与组装之中。
　　 那时，村子里有好几个城里来的插队青年，都是个个戴手表的有钱人，其中一名个子不高的知识青年和我二哥关系极好。他们常常在一起干活、玩耍，有事没事二哥就叫他来我家吃饭，两个人不是今天二哥去他那儿住一晚上，就是明天他来我家住一晚上，关系好得就跟一个人似的。二哥购买了修表工具后，他首先把一只报废手表交给二哥，让他学着维修。二哥就拿着他给的手表，和当初学修钟表一样，拆了装，装好拆。有时专注到连饭都忘了吃，母亲喊过多次才缓缓离开桌子。在二哥看来，虽然钟表和手表的机械原理差不多，但拆卸和组装起来非常复杂，而且手表的零部件实在太小，每次拆卸和组装，都要戴上放大镜。就是那种眼镜框般大小的单个黑色小圆筒，两公分那么长。因为只有这样，那些极小的零件才能看得清，拆卸和组装起来方便。
　　 当时，我见二哥将那个特殊的放大镜往右眼框一夹，脑袋就“嗡”的一下大了。那细如针鼻的螺丝刀，小如芝麻的各种各样的小螺丝，以及复杂的机械结构，我看着都头疼，更别说去一个个拆下来又组装在一起。见我不停地皱眉头，二哥开导我说：“修手表比修钟表更需要耐心，一定要静下心来，来不得半点心急。这才是锻炼一个人耐力的最好方法。”
　　 二哥的话说得确实有道理，但在当时，并没能引起我的注意，看他修表，完全是出于好玩。直到几天后那只手表，在二哥的手里，拆卸组装到如同两年前熟悉家里那个钟表一样，并修好还给那名知识青年时，我才懂得耐力对二哥的修表技术的提高是多么重要。“水滴石穿，非一日之功”，二哥的技艺正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钻研中逐渐精进的。
　　 也正是这种耐力，让二哥成了村子里会修表的能人。消息越传越远，找他修表的人也越来越多，有村里各家各户坏了的钟表，也有极个别的坏手表，尤其队里里那些插队青年，手表坏了都找二哥，有的还介绍别的生产队插队青年找我二哥修手表。那阵子，二哥的手腕上，三天两头换着表戴，羡慕的我也时不时让二哥找一只坏手表给我戴，也让我自豪地炫耀几天，过过城里人戴手表的瘾。
　　 不知不觉中五六年过去了，我也从一个小学生、初中生，变成了一个在镇上住校上学的高中生。那时，正好是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把二哥从家里吹到了我上学的镇上，让他找了间门面房，专门修表。一天，我们班主任找到我，说我哥在镇上修表，能不能让我把他的表拿过去修修。我当然愿意，甚至觉得，老师能找我哥修表，在某种程度上，对我来说，脸上也有光。我满口答应，亲自将表拿到二哥的修表店。并再三叮咛，一定要修好，还不能收钱。为了让老师肯定我的办事效率和对他的真诚，二哥修表时，我就坐在他旁边，亲自盯着他如何用开表器把后盖打开，如何把放大镜卡在眼眶上，如何用大小不同和形状各异的螺丝刀拆卸机芯夹板螺丝，如何用弯头镊子夹取微小零件，如何用洗油笔给齿轮轴、轴承等部位精准涂抹专用表油，如何认真检查手表的故障点并一个个克服，如何用干净的绒布吸干清洗后的零件水分，如何将各部件精准地组装成一只好表呈现在我面前。
　　 我拿起二哥修好的手表，兴冲冲跑回学校，恭敬地交到老师手上。老师要给我钱，我说什么都不要，推拉了好一阵之后，我猛地把钱放到老师桌上，拔腿就跑了出去，像完成一件极光荣的事似的，心里暖融融的。
　　 后来，在和二哥的一次交谈中得知，我的那位班主任还是把修表的钱给了二哥，并先后给他介绍了四个修表的老师。我听后虽感心里不适，但仍被老师的这种既维护学生自尊又真心相助的心意所打动，或许这就是好老师的样子，用最妥帖的方式，悄悄托举起学生的尊严和前路。
　　 再后来，我高中毕业去了城里，二哥还在镇上修表，直到他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转行干起了别的营生，才完全脱离了专业修表这一行。但对我来说，那段亲眼看见二哥修表的经历，却深深地刻印在我脑海里。尤其是那句曾开导我锻炼耐心的话，给了我很大帮助，让我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不管干什么事，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做到心静如水，沉着应对。
　　 如今，二哥修表的事早已过去近五十年，但每每回想起来，便如昨天发生一样，清晰，亲切，温热，绵长。
　　
　　 二○二五年八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