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习惯，如影随形地陪伴了我数十载，我对其既喜又恨，却又难以割舍，那就是吸烟。
　　 幼年时，便在老家看到一些村民种植烟叶、切割烟丝、装进烟酒筒中悠然自得地享受烟雾缭绕。那香气扑鼻的烟雾，让我们这些小孩心生好奇，于是跟着比我稍大的孩子，偷偷将烟丝卷在旧报纸里吸燃，然而那浓重的纸糊味，让我很快就放弃了。那时，我尚不知香烟为何物，但这无疑这是我与吸烟最初的邂逅。
　　 十六岁那年，我前往龙泉山头的和尚往村担任民办教师，父亲挑着被褥送我前往。初到学校，先拜访村干部，每见一位，父亲就从口袋里掏出香烟，恭敬地分发给他们，并点燃陪抽。这一幕让我惊讶不已，因为我从未见过父亲吸烟，而香烟似乎有着神奇的力量，它让村干部们变得更为热情，交流也更加融洽。
　　 第二周，当我独自上山去学校时，在山脚下途经的小店里，用父亲给的钱买了一包香烟，依稀记得是叫新安江。在村里遇到村干部时，我模仿父亲的样子，分发香烟给他们。朝华、朝云、鉴香等几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小伙，晚上来陪我聊天，有时还陪伴我留宿学校。为了感激他们的陪伴，也偶分发香烟给他们，一同享受那片刻的放松与欢愉。
　　 在和尚往村任教一个多学期后，我不辞而别复习迎考。随后的大学生活中，自然是与香烟保持了距离。但那段与香烟相伴的日子，却如同烙印一般深深刻在了我的记忆之中。
　　 正儿八经开始抽烟，是我在仙居教育局局办公室工作时。那时，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们频繁地进出局里，办公室常是他们的第一站。人一进门，总不忘客气地递上香烟，并亲自帮忙点上。若是婉拒，香烟也会被放置在办公桌上，一天下来，往往能积攒起好几支。迎来客往之下，我不知不觉地学会了抽烟。
　　 那时，香烟是凭票供应的稀缺物品，但单位若需用烟，可凭介绍信前往烟草公司批购。批购的数量多少，取决于与烟草公司领导的关系。我曾因局里开会用烟的需求，代办过一两次批烟手续。记得当时烟草公司的领导，是一位名叫蓝平的女性，样貌颇具威严。办公室里有两位长辈同事，年长者叫小水牯，在文革时期是仙居的风云人物，与蓝平关系匪浅；稍年轻者名吴焕然，是个烟瘾极大的人。焕然烟尽之时，偶尔偷偷开具单位介绍信，由小水牯与蓝平沟通后，让我帮助前往烟草公司取烟。小水牯的话在蓝平那里颇为有效，焕然要多少烟，蓝平便批多少。不过，这些烟也并非什么高档品牌，多是五一、上游、古松、新安江、大前门等。由于我跑腿有功，焕然偶尔也会赠送我一包香烟。这样一来，我相较于他人，便多了一条获取香烟的门路，而这也间接助长了我的烟瘾。后来，我学习焕然，有过偶尔找蓝平买烟的经历。
　　 若说最初抽烟是出于好奇，觉得会抽烟的男人有模样，是男人成熟的标志，那么后来则更多是因为职业关系。在县委报道组工作时，我频繁接触机关、乡镇、企业等各界人士。在采访过程中，无论是领导还是老板，都非常客气地敬烟分烟。有些大方之人，甚至会赠送整包香烟。而在采访归来撰写报道时，抽烟也起到了提神醒脑、开阔思路的作用。报道组的本揣老师也是个烟不离身的人，我们两人之间递烟接烟，互相客气，无形中增加了烟量。
　　 在报社工作后，采编稿件任务繁重，更与香烟难舍难分，尤其是在值夜班时，这种依赖更甚。报社的夜班没有时间的界限，通宵达旦是常态。当夜色深沉，人易困倦之时，香烟便成为了提神醒脑的伙伴，让人保持清醒，把好出版关口。
　　 这样的工作环境，让报社内大多数男性同仁都习惯以烟为伴，甚至感染了部分女性同事。其中，被誉为“报社才子”的洪卫，才华横溢，笔下生花，然而他的日常则离不开香烟的陪伴。他习惯夜间写稿，而陪伴他的，是飘渺不绝的香烟烟雾。他的办公桌上，常摆放着一个小脸盆样的烟灰缸，每日均可见其内烟蒂满溢，桌上烟灰飞溅。某次为撰写一篇重要稿件，他竟将身上的四包香烟悉数抽尽，最后在办公室的各个角落搜寻不得，直至拾起烟灰缸中的烟蒂继续抽吸，直至稿件完成。这一幕，恰好被那晚陪同他写作的郑再灵，我们称为“老六叔”的同事亲眼目睹，在报社内传为笑谈。此外，还有一位姓郑的女同事，无论是思考问题还是撰写稿件，嘴角总爱叼着一根香烟，那份从容与优雅，仿佛吸烟对她而言是一种享受。她坦言，一旦离开香烟，思维便如断电般停滞不前。
　　 在现实生活中，烟与酒总是如影随形。在宴席的觥筹交错间，烟雾缭绕成为常态，它们共同编织着人际交往的细腻图景。人们常说“烟酒不分家”，正是在推杯换盏、吞云吐雾之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得以悄然增进，使之成为社会交往中不可或缺的媒介。我虽染指烟草，却对酒敬而远之，更不喜于应酬之场周旋，故而在那些喧嚣的宴席之上，我的话语似乎自动减半，难以融入其中，时常自感孤独。
　　 往昔岁月，香烟品牌屈指可数，后来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且愈发高档奢华，一条香烟价值千金亦不足为奇。香烟，已悄然成为身份地位的一种象征。曾有人以风趣之语概括烟民等级：“一等烟民大熊猫，天下行走皆报销；二等烟民大中华，心想事成梦不空；三等烟民芙蓉王，享乐人生任翱翔；四等烟民红塔山，小车代步显尊荣.......。”此顺口溜虽为戏谑，却也道出了几分现实。我虽非富贵之人，偶得好友馈赠高档香烟，亦荣幸之至。然论及抽烟，我虽非新手，却也难以界定自己究竟归属哪一等烟民之列。
　　 家人始终对我抽烟持反对态度。我的爱人，每当看到我在家中点燃香烟，总是脸露不悦，责备我燃烧的是自己的健康。虽然常把她的劝告当耳边风，没有认真重视，却每次触动内心，仿佛不是我在抽烟，而是烟在抽我，这使我常以愧疚之心面对。女儿希希更是自小反对，在小学二年级时，她亲自制定了“家庭法律”，贴在餐桌旁的墙上，其中包括不得与妈妈争吵、不得在家中偷懒等近十条规定，当然还有重要一条：不得在家中抽烟。这些条款似乎都是针对我的陋习、恶习而设，反映了我在女儿心中曾经的负面形象。
　　 其实，内心深知抽烟这一习惯的有害，每当听到有人因吸烟而患病或成功戒烟的消息，我也曾萌生戒烟的念头，但总是停留在想法层面，难以付诸行动。女儿几年前为我购买的戒烟工具，至今仍被遗忘在角落，未曾使用。
　　 如今，我的爱人已逝，但女儿依旧像过去一样催促我戒烟，并将这一监督任务交给了两个小外孙——松松和烁烁。尽管他们分别只有六岁和四岁，但在执行这一任务时却异常认真。他们为我立下每天只能抽三支烟的规矩，并要求以后慢慢戒烟，我笑着答应，但没有认真做到。此后，每当见我点燃香烟，他们都会立刻询问：“外公，你今天抽几支烟了？”我总是含糊其辞地回答：“第二支。”他们年幼好骗，一本正经地提醒我：“那今天你还能再抽一支。”事实上，我连自己当天抽了多少支烟都记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