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暑假，我爬坡溜硷，扛着小镢头挖来一笼一笼的茵陈，一个一个摘净，每天趁着日头炸红端出去晒，晚上潮气上来之前紧赶慢赶收回来，好不容易弄满一蛇皮袋子，压实了背到城关镇收购站卖了一块二毛钱。然后我兴冲冲地直奔百货公司，干什么？我要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买一支毛笔。九岁的我，开学将升入小学三年级，三年级的学生要写毛笔字了，没有毛笔怎么行呢？
　　 攥着卖茵陈的钱，我好不容易挤到柜台前，隔着玻璃柜台，让售货员给我取了几支中豪，准备仔细挑选。结果烫发头的女售货员很不耐烦，不停地催促：“你要哪一个？赶紧，不要弄坏了！”仓促中我拿了一个，花了三角伍分钱。然后赶集买东西，回去的路上，碰见同村的小伙伴们，我拿出毛笔准备炫耀一番，可是没想到塑料笔帽一拔，毛笔头掉了。
　　 看着还没有使用就笔杆与笔头分家的毛笔，我的眼泪吧嗒不停地淌。小伙伴鼓动我去商店，换一支好的。我心里七上八下，如同龚琳娜在唱《忐忑》。
　　 我们一起返回到商店，人家售货员根本不理睬。后来我一边哭一边说清了事情的原委，烫发头大手一挥，不耐烦地说：“去，去，哪里娃多哪里耍去！拿出门的货，还想调换，异想天开。你自己拿出门弄坏了，还赖上我们了。都像你这样，我们的门市还开不开？人不大，鬼点子还大……”一顿冷嘲热讽、夹枪带棒，我只好无奈地离开了。
　　 回到家里，担心我妈妈责怪我买东西眼窝瞎了，笨头笨脑上了当，就悄悄用棉线把毛笔头紧紧地扎了几圈。开学后一用笔头又松了，再用白绳子勒一勒。这就是我第一次买东西，花了钱，买了烂烂货，还被售货员奚落，心中恼火失落悲愤心疼如听了《野蜂狂舞》一样木乱。
　　 从此我轻易不买东西，需要的什么物件就让姐姐给我买，让哥哥代我买，让父母替我买。成年后去商场买衣服，更是望而却步。卖家漫天要价，步步都是坑，次次都上当，当当不一样。
　　 1994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电视报纸上大张旗鼓地宣传，我想这和咱有啥关系呢。后来出了个打假英雄王海，我也跟着看热闹；苏丹红被曝光，我们的辣椒面只得背着自家秦地线椒在街道粉碎了吃；奶粉里的三聚氰胺，让我们发誓将来自己有了孙子，干脆养一头黑底白花大奶牛；当然年年收看央视“3·15”晚会，牢记了12315这个电话，用音乐唱就是：“哆来咪哆梭——”
　　 后来啊后来，我们发现，不用养奶牛，罐装奶粉喂养的小孩一个个圆头方脑，聪明健康；街道里卖的馒头，喧软洁白；网上买的衣服，不合适了可以退货……我惊喜地发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已经陪伴我们走过了三十年，经过几次修改，愈加完善。步入而立之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虽悄无声息，却如舒伯特的《小夜曲》，贴心贴肺，无时无刻不在保护着你我的权益。
　　 今年暑假，我们前往济南探亲，提前在网上预订了酒店。当晚八点入住时，和前台的服务员小哥聊天，他说线下的订单每天可以优惠20元。接着他让我们拿出手机，指出我们在网上预订的酒店有可以取消预订的条款，每天十八点之前可随时取消。他说今晚的没办法退订，但是后面几天的，可以先撤单，然后当面预订。第二天，我们得偿所愿。小哥告诉我，《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
　　 “谢谢你！”我连声道谢。
　　 小哥摆摆手说：“不客气，这是你作为消费者的权益，我们只是尽了告知的义务。”
　　 山东之行，因了这件小事，分外暖心，如同聆听了《欢快的波尔卡》。
　　 2024年的元旦，我在全友家私购买了一张床，根据约定，十三天后送货上门。周六下午，床如约送到，可是家里的男士恰好不在，我们住在六楼又没电梯，我提出来叫邻居来帮忙搬运。师傅连连摆手，他说担心他人上楼背东西不会转弯，把包装箱里的板子磕了碰了。“你们买的新床，我们不能让你闹心。”这位装家具的师傅，四十多岁，勤劳能干，他只让我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先生给他背了工具包。
　　 他一边干活，一边和我聊天，告诉我这个品牌是名牌，全国连锁，咸阳市的总仓库设在旬邑县，他们线上线下价格一样，质量也一样。“你放心，如果质量有瑕疵，被消费者投诉到12315平台，那处罚是相当严厉的。厂家和销售商，不会为了蝇头小利，而砸了自己几十年辛苦经营的品牌。”不到半个小时，床安装到位。虽然我买的是特价床，但是商家自始至终没有因为我买的东西便宜而降低服务质量。
　　 这次购物，简直太贴心了。躺在那张床上，睡眠质量从《今夜无人入睡》，来到了古筝曲《梦江南》。
　　 四十年，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我的购物变奏曲从《忐忑》到《步步高》，我不仅见证了我们的国家从物资匮乏到极大丰富的过程，更是亲身感受到了消费者从被歧视到尊重的过程。“童叟无欺”是中国古代商业精神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准则，但是只有到了今天，有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驾护航，才实现了“童叟无欺”的诺言，才让消费者体验到了“买的放心，用的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