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假期还没到，心里已经像揣了个活蹦乱跳的兔子，盘算着该往哪里跑。余老师在群里甩出那个右江河谷采风倡议书的时候，我正被一堆旅游广告晃花了眼。一看到“田东”“红军码头”“百谷村”这些字眼，我心头猛地一热——像被多年前埋下的一粒炭火烫着了。离开田东二十六年，那片红土地总在梦里向我招手。
　　 “文哥，这次采风你真该去，”余老师电话里声音洪亮，“笔头子要沾泥巴才有劲道，关在屋里哪能憋出好文章？”这话像锤子敲在我心上。
　　 动车一路向南，窗外风景像流动的绿绸子。在平果住了一夜，清晨一场雨把天地洗得透亮，空气里都是草木的清气。平果市体育广场聚了几号人，余老师穿着件短袖的丁恤衫，正挥舞着手里的小红旗：“文友们，上车！咱们先去田东！”
　　 车沿着右江跑，江水泛着朝阳的金鳞。窗外的田东县城像换了天地。记忆里那个灰扑扑的小城，最高的楼不过七层电信大厦。如今高速公路的银带子缠绕着它，芒果林的绿浪在远处起伏，簇新的楼房在阳光下闪着光，错落有致地排布在山水的臂弯里。
　　 “变化太大了，”我忍不住对邻座的文友滕老师感叹，“九六年我在这儿修登高电站，县城就巴掌大一块。”
　　 “那是！”滕老师也是个田东本地通，嗓门亮堂，“现在田东可是‘中国芒果之乡’，高铁都打这儿过，早不是老皇历喽！”
　　 车过右江大桥，一个左拐弯，稳稳停在码头边。一下车，江风裹着水汽扑面而来，右江荡漾微波的水面映入眼帘。
　　 在那恒码头的岸上，一座巨大的青铜雕塑撞进眼里——《挺进右江》。一艘木船仿佛正破开夜幕下的右没波涛，昂首向前。船头那“锤子镰刀”的徽标和“挺进右江”四个大字，红得扎眼，像凝固的血与火。一面红旗在无形的风中绷得笔直，猎猎欲飞。五位红军战士紧握长枪，身体前倾，目光如炬，死死钉在江岸的方向。指挥员的手臂沉稳有力地挥向前方，仿佛下一秒，那声石破天惊的呐喊就要冲破铜像的禁锢。
　　 “看那边，”周老师指着码头泊着的一艘灰色大木船，红色窗框里面却收拾得干净整洁，“那就是按原样复制的‘红军号’！当年邓小平就是坐着这样的船，从南宁溯江而上，一路闯过多少激流险滩，把革命的火种和枪械运到这里！”
　　 江风猛地灌进我的衣领，带着深沉的凉意和水腥气。我凝视着那艘默默的“红军号”，心尖无意识地掠过坚韧的船舷，木头纹理粗糙而清晰。眼前仿佛翻腾起浑浊的江浪，看见年轻的邓小平立在船头，长衫被江风鼓荡，目光穿透烟雨，投向这片等待燃烧的土地。耳畔似乎响起船工低沉的号子，木桨搏击水流的闷响，还有船底那些用油布严密包裹的、沉甸甸的枪支所发出的细微碰撞——那是希望与惊雷的重量。这艘看似简陋的木船，竟是一柄刺破沉沉夜色的利刃。
　　 移步二牙码头，视野豁然开朗。江面壮阔，水流平缓。大家倚着石栏远眺，碧波之上，几点渔舟，一叶渡船，悠悠缓缓，像漂在巨大绿绸上的几点墨痕，恬淡得如同水墨画。
　　 “快看，凤凰花开了！”不知谁喊了一声。
　　 循声望去，码头右边，一座两层的红色“红军亭”静静矗立。亭旁的小广场上，几株高大的凤凰树正开得如火如荼。听说，随处可见的凤凰花是田东县的“城花”，满树飘红的花朵，一簇簇，一团团，红得炽烈，红得惊心动魄，像无数燃烧的小火炬缀满枝头。风掠过，花瓣便纷纷扬扬地飘落，旋转着，落在红军会师的浮雕群上，落在刻着碑文的石头上，也落在我们仰起的脸上。
　　 “都说凤凰花开的时候，就是红军回来了。”黄老师的声音有些哽咽，她弯腰拾起地上一辫红色的落花，轻轻放在浮雕中两位红军战士紧握的手掌石刻上，“看这颜色，多像当年乡亲们心头的那把火！”
　　 “1929年10月20日，”周老师指着浮雕群，声音洪亮地讲解，“邓小平率领的船队和张云逸带领的陆路队伍，就是在这里胜利会师！百色起义的枪声，就是在红军登上田东二牙码头的那一刻开始打响的！”他指向不远处一栋不起眼的旧式砖瓦建筑。
　　 顺着他的手指，我的目光落在那片白色的墙上，一行红色的大字遒劲有力：“广西人了不得！”——这是邓小平多年后对这片土地和人民最深沉的赞叹。
　　 “当时田东有近三千热血儿女，跟着邓小平、张云逸扛起了枪！”周老师的话掷地有声。凤凰花在风中簌簌作响，像无数细小的掌声，应和着这段永不褪色的历史。
　　 带着对红军码头的深深震撼和丝丝探寻红色的足迹——我们又移步前往位于县城南华街的这座古老院落：“‘经正书院’究竟有何特别？”
　　 穿过繁华的街市，一座青砖黛瓦、飞檐翘角的建筑静静伫立。门楣上悬挂着好几块牌子，其中一块“右江工农苏维埃政府旧址”，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瞬间烫去了它作为清代书院的古雅气息，赋予了它滚烫的红色灵魂。
　　 迈进高高的门槛，时光仿佛骤然沉降。古旧的梁柱散发着木头特有的沉郁气味，混合着淡淡的尘土和纸墨香。阳光穿过天井，在磨得光滑的青石板上投下明亮的光斑。
　　 “这是‘邓小平在恩隆展厅’。”周老师领着我们走进东厢房。墙上悬挂着放大的黑白照片和地图，玻璃柜里陈列着发黄的文件、书信。一张放大的照片吸引了所有人：年轻的邓小平站在田东兰芳村的一户农家小院里，穿着朴素的军装，正和几位头包布巾、赤着脚的农民交谈，脸上带着温和而坚定的笑容。
　　 “1930年3月，邓小平就在我们田东的架龙村、巴麻村这些山旮旯里活动。”周老师指着照片，手指点在地图上的几个小点，“在黄永丹家，他跟贫苦农民拉家常，讲革命道理，动员他们‘打土豪，分田地’；在黄绍谦家，他召集赤卫军干部开会，谋划武装斗争。敌人追得紧啊，邓政委还曾在巴麻村的山洞里藏身！”
　　 黄老师接口补充，语气带着一种亲历者后代的激动：“邓小平还在兰芳的陇邓屯住过，亲自给地方干部开班上课！最神的是，他带红军配合咱们赤卫队，夜袭思林镇的桂军！那仗打得漂亮！”他边说边挥舞着手臂，仿佛那激烈的枪声就在昨夜。
　　 展厅一角，一块展板抄录着一首当年流传的诗歌：
　　 “男儿立志出乡关，报答国家哪肯还。埋骨岂须桑梓地，人生到处有青山。”
　　 字迹粗朴，却力透纸背。我们围拢过去，默读着这四句誓言，空气里只剩下粗重的呼吸声。这哪里是诗？分明是无数年轻胸膛里滚烫的心跳，是砸在红土地上带血的足音！
　　 带着沉甸甸的心情，我们走进“右江革命根据地展厅”。这里像一个朴素的革命家底大展览：
　　 兵工厂角落，几件简陋得让人心头发紧的工具——手摇钻床锈迹斑斑，铁砧上布满凹痕，几把形状粗糙的铁钳。旁边陈列着几支同样粗糙的土造步枪和短枪（“单打一”、“土驳壳”），枪托的木头纹理粗糙，金属部分布满手工锻打的痕迹。讲解员小韦拿起一支沉重的“土驳壳”，掂量着说：“就靠这些‘老伙计’，咱们红军硬是把敌人的‘洋枪洋炮’给赶跑了！”
　　 在玻璃柜里，一张泛黄起毛边的毛边纸，是田阳甫圩乡的分田清单。这是“分田的记忆”，毛笔小楷密密麻麻，详细记录着“张三水田贰亩柒分”、“李四旱地壹亩叁分”……字迹工整却带着急促的笔锋，仿佛能看见执笔人激动微颤的手。
　　 一个磨得油亮的葫芦水壶，一个边沿豁口的粗陶碗，一个打着补丁的粗布“胜利袋”（干粮袋），一把锈迹斑斑的大剪刀（被服厂用）……这些物件无声地诉说着物质极度匮乏下，革命者日常生活的重量。
　　 一排排陈列的梭镖红缨早已褪色，长矛的木柄被无数手掌磨得光滑锃亮。几把沉重的大砍刀，刀身宽厚，刃口带着使用过的微小卷刃和暗沉锈迹。最令人屏息的是一颗静静躺在红绒布上的红七军遗留的子弹，黄铜弹壳冰冷，弹头尖锐，仿佛仍在等待击发的那一刻。
　　 一枚小小的木质方印，刻着“向都县苏维埃政府印”，印泥的红色深深沁入木纹。旁边是红七军军长张云逸使用过的陶瓷笔筒，简朴无华。这是那时人民权力的印记啊！
　　 站在这些粗粝的实物前，强烈的对比冲击着心灵。看着那些土造的、甚至称得上“原始”的武器，再想想它们要对抗的飞机大炮，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楚和更强烈的敬意堵在胸口。老作家周老师巍巍地指着那些梭镖和大刀，声音沙哑：“看看！文友们看看！这就是咱们的‘本钱’！可就是靠这些‘本钱’，靠千千万万觉醒的工农，硬是打出了个红彤彤的新天地！这叫什么？这就叫‘人心齐，泰山移’！这就叫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老人激动得连连顿着手中的拐杖，笃笃声在展厅里回响。
　　 最后，我们踏入这书院真正的灵魂所在——“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旧址”，这是一个方正的大厅堂。文友黄老师讲解的声音带着一种仪式感：“1929年12月11日，就在这里，恩隆县平马镇，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八十多位代表，代表着右江两岸的工农兵，成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同志当选为主席！”
　　 目光所及，会场布置得庄重而朴素：
　　 正前方墙上，悬挂着一条长幅，红布为底，上书“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十一个遒劲的墨笔大字。
　　 横幅下方，是一面象征工农联盟的旗帜，鲜艳的红色底子上，交叉着醒目的黄色斧头和镰刀图案。
　　 旗帜下方，并排贴着两张印刷的肖像——马克思和列宁深邃的目光，仿佛穿越时空，注视着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
　　 会场中央，设有一个简易的主席台：一张深色的长条木桌，后面摆着五张普通的圆凳。
　　 台下，整齐地排列着四行条凳，每行七张，共二十八张。条凳是硬木本色，凳面被岁月和无数身体磨出了温润的光泽和浅浅的凹痕。
　　 文友们纷纷在条凳上坐下。我轻轻抚摸着身下条凳光滑微凹的凳面，冰凉的触感下，仿佛能感受到当年代表们身体留下的微温。环顾四周，想象着八十多位穿着各式粗布衣裳、脚踩草鞋或赤着脚的工农兵代表，挤坐在这二十八张条凳上。会场里一定弥漫着劣质烟草的辛辣味、汗味，还有新政权诞生前夜那种混合着兴奋、紧张、期待的气息。他们黝黑粗糙的脸庞上，眼神必定是热切而明亮的，低声的议论汇成一片嗡嗡的声浪。就在这里，在马克思、列宁目光的注视下，在简陋的条凳上，他们用带着乡音的方言，用握惯了锄头、铁锤、钢枪的手举起来，投下庄严的一票，宣告了一个工农当家作主的新政权的诞生！这烛火般微弱的会场，竟点燃了足以燎原的星火。
　　 “不容易啊……”身边的余老师长叹一声，打破了沉默，声音在空旷的厅堂里显得格外清晰沉重，“想想看，坐在这些硬板凳上，他们谋划的是改天换地的大事业。多少代表，会后不久就牺牲在战场上，没能看到今天……”他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也擦去了眼角的一点湿润。没有人说话，只有窗外偶尔传来一两声鸟鸣。一种沉甸甸的东西压在每个人心头——那是历史的重量，是牺牲的分量，是今日一切来之不易的深切体认。
　　 离开经正书院，心头那份沉甸甸的敬仰与追思，驱使着我们急切地奔向此行的最后一站——位于田东西郊的“百谷红军村”。
　　 远远地，一座造型独特的大门闯入视野——“红军门”。设计者匠心独运，将大门塑造成迎风招展的巨大旗帜。四根坚实的方形立柱拔地而起，稳稳地托举起这象征信念与方向的“红旗”。在那面大大的“旗帜”上，“百谷红军村”五个金色大字在午后的阳光下熠熠生辉，前方镶嵌着同样金色的“锤子镰刀”党徽。整个门楼鲜红夺目，仿佛凝固的烈焰，无声地诉说着这个小村庄血脉里流淌的忠诚与勇毅。
　　 “这设计，绝了！”摄影师滕老师扛着相机，围着大门转了好几圈，咔嚓咔嚓拍个不停，“有气势！像永远不倒的旗！”
　　 车刚在村口的停车场停稳，几滴清凉的雨点毫无征兆地落了下来。等我们走到“红军村烈士陵园”时，细雨已渐渐沥沥，织成一片朦胧的纱幕。
　　 陵园庄严肃穆，松柏苍翠。我们拾级而上，细雨无声地落在头发上、衣服上，带来丝丝凉意。雨水顺着松针滴落，打在下方的小水洼里，发出“嗒…嗒…”的清响，像时光缓慢而忧伤的脚步声。一座高大的“红军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在陵园中央，碑身是深沉的花岗岩，雨水浸润下，颜色显得更加凝重。碑顶是红军战士持枪冲锋的浮雕，雨水冲刷着他们坚毅的轮廓。碑身正面镌刻着八个苍劲的大字：“红军烈士永垂不朽”。
　　 我们肃立在碑前，雨水混合着难以言喻的情绪，悄然滑落脸颊。周老师撑着一把黑伞，雨水顺着伞沿流成小水柱。他的声音在雨声中显得格外低沉清晰：
　　 “百谷村，当时只有八十六户人家。可就是这个小小的村庄……”他顿了顿，仿佛要积聚力量说出那沉重的数字，“八十五户，都有人投身革命！整整一百三十一人，参加了赤卫队和红军！他们跟着邓政委、张军长，打响了百色起义的重要一枪——恩隆暴动！”
　　 雨似乎下得更密了。冰冷的雨水顺着脖子流进衣领，但没有人动。
　　 “这131位百谷儿女中，有69人光荣加入了红七军主力部队。”周老师的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他们跟着队伍北上，转战千里。9人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其中8人，没能走出雪山草地，把忠骨永远留在了北上的征途上。只有1人，历经九死一生，最终迎来了胜利的曙光，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少将。”他抬起头，目光扫过雨幕中肃立的我们，“为了革命，百谷村共有16位优秀儿女，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