馒头是城里人的叫法，在我们老家人们只叫它馍馍。这东西谁都吃过，但会做它的人应该不会有很多。
　　 我会做它。缘于我是农村人，接触它理所当然的比较早；再者也是由我出生的家庭环境决定的。很小我就领教过了大人们拿它来改善贫穷生活的招数。
　　
　　 一
　　 小麦这种普通的粮食，在那样一个什么都缺乏的五六十、七十年代——那正是集体大生产最鼎盛的时期，尽管它作为主粮，年年都大面积播种在广阔农村的土地上，却在老百姓的存粮中，以及顿顿饭的餐桌上，都难觅踪迹。
　　 最可能的原因应该是现代肥料——化肥的稀缺。那时的良田尽管年年都在耕种，原本的生土早被做成了熟土，土质黑黝、也很舒松，土里不但潜伏有肯吃庄稼苗的土蚕，还有帮助翻土的蚯蚓，虽有这样好的生态环境，却也结不出多少颗粒饱满、丰产丰收的子粒来回馈农民的。
　　 那些广施土地里的肥料是圈舍里的农家肥。那个年代，生产队鼓励养牛——牛是队里的宝贝，养牛户在春季至秋季，都去野外给牛割青草回来喂，冬天则是依靠谷草、包谷杆、包谷壳，以及其他豆杆作物来喂牛。牛吃不完的草料，则烂成了肥料。再加上养牛户把腾地的苗杆作物统统倒在圈舍里——不但方便牛躺卧，冬天也能取暖。
　　 我知道的肥料只有尿素和磷肥，那也只是作为主肥——农家肥的一种补充而已。用牛皮纸一包一包装好的磷肥，作为底肥先施进土里，像往饭碗里撒盐巴那样矜持。而尿素，只在长好的秧田里或已长大的包谷苗的根部，像抓中药那样点到为止。而施肥的人，通常是选那些令人放心的老人。因为他们才懂得节约与拿捏。
　　 分到各家各户去的小麦，是以在生产队所挣工分的多寡来决定的。强劳力户还能分到除基本口粮外多余的那部分，弱劳力户则连基本口粮都还分不到。但不管是哪种户，倘若不够狠狠地节约的话，是很难把粮食吃到年底的。
　　 我们家除父亲是吃国家粮的教师外，有农业户口的一共是七人。娃娃多不说，既有七十多岁的奶奶，又有体弱多病的母亲，属于典型的弱劳力户，分回的小麦用一个木柜子就可以装下了。
　　 要用小麦磨出的面粉，擀面条或是蒸包子、馍馍给全家吃这样的机会，是少之又少的。
　　 但不管怎样，在一年的三百六十五天里，大人还是想尽一切办法，为我们提供了那么一两次既饱眼福、又饱口福的机会。
　　 其中之一的机会，要数新麦子刚出来，适逢端午节到来之际去“尝新”，是最为固定的。
　　
　　 二
　　 是远不能与今天有“发酵粉”给人们提供的方便相比的。那时的农村人也有自己的一套应对办法。不知这“办法”起于何时，我们无从知道。即便现在，农村人也应该包括部分城里人吧，还是有喜欢吃老面馒头的。当然，城里人吃到的老面馒头，用的是不是如我们在农村时蒸馍馍那样的方法，这也是不得而知的。
　　 五六十年代的农村——这里也应该包括七十年代的农村呢，要将有壳的带颗粒的粗粮，变成可以直接食用的精粮，是要靠自己独有的那套土办法来深加工的。比如，谷子要在石碾盘上或碓窝里去碾或舂，才能去壳出米。包谷米与小麦加工就更复杂了，得在石磨上去磨好几遍，每一遍都要用罗子罗、筛子筛。磨几十斤粮食，通常要花去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最后是牛困人乏。当然，还得看天气，吹风天不行，下雨天也不行。
　　 磨面的事也不是经常发生的。遇重大节假日或家里有什么大事要办，才从木柜子里舀出麦子、端个撮箕去淘、晒到垫席里。通常磨那么一次面粉，要管好长一段时间，都长出黑色的“麦牛子”来了，也还舍不得就把它吃完。并不是因为你想吃那麦面了，就可以去做面食来吃的。
　　 要经过好几道工序才磨出来的面粉，放到同样是用木柜子做的米面柜里——它是一家人眼巴巴望着的地方，木柜子就放在父母睡觉的屋内。米和面分别装在一个竹子编的竹器里——它们个头都小，一次顶多装下十多斤就算了不起了。平时小敲小打的用到麦面，如炸酥肉、炕肉馍馍、刷耙面子等等，要的面不多，大人还不至不同意，但要是蒸个包子、馍馍的事，那就得相当慎重了。
　　 蒸包子、蒸馍馍，是耗面的“大户”。
　　
　　 三
　　 蒸包子与馍馍，须拿“酵母子”来发酵。用酵母子发酵应该是那个年代唯一可取的经验了。但也复杂与麻烦得多。
　　 我对我们家那干酵母子记忆犹新。一想起它，至今也还有较清晰的印象。
　　 它有大人的拳头那么大、滚圆、厚度与大拇指横着的高度差不多，但它的中间象“缺”了一块面似的有个小洞——正因有这个小洞，它才容易快干——几乎可到干朽的程度。
　　 据说它是越陈越能发挥大作用的。
　　 可别小看了它的影响力。如果你自己家里没备下它，在关键时候去别人家里借，一般情况下是借不到的。别人主要担心你那次倘若没把面发好，作为种子留下来的酵母子第二次再用，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下场了。倘要到镇上的包子店里去买个新鲜的“酵母子”来用，也多半会出问题的，晓不得人家在其中给没给你使坏，我们家在这方面是吃过苦头的。有年下半年，我们心心念念地盼望了很久——吃一次包子，父母见我们在镇上的包子铺前站着发呆，就很是爽快地答应了回家也要做给我们吃。结果找遍了我们家存着的干酵母子，终也没找到。大人这才寻思我们应该已有好久没用过它了。便急匆匆地去到镇上，买了个新鲜的酵母子回来用。别提了，那次面没涨起来，我们吃的包子和馍馍全是死面——做时有多大、出笼时还是有多大。把父母心疼的不得了，至今也还耿耿于怀。
　　 我们家作为种子用的干酵母子，常宝贝样的放置于面缸里。每次去舀面，我们见了它都会有些期盼：什么时候才能让它发挥出作用来哟！
　　 真到了该用到它的时候，却又异常麻烦。我是娃娃中的老大，做事也较细心。每当蒸包子馍馍之前的准备工作都要由我去完成，导致我很早就不得不全套地掌握了这复杂的工序。
　　 干透了的酵母子硬得象块铁，它的里面潜藏着如火山石般无数的小孔，要把它捣烂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次我都小心翼翼地要用一把菜刀先将它砍烂，然后又把它弄小拈细。也许是它挣扎得太凶的缘故了吧，我只要一使劲，它的那些变小了的渣渣就会四散奔逃。这时的我，就得不受干扰的先将它的大块头继续弄小，再去把那些分散到各地的小渣渣拈拢来，放进一个比较大的盆里，装上水，让它完全地淹没。
　　 这是在蒸包子、蒸馍馍之前的一两天里必要做的事情。
　　 等用水泡得差不多了时，然后才用手指头将它逐一捏化来，使之没有硬子儿时，再在它的上面撒上面粉，直至将下面用干酵母子化成的水都盖住。
　　 要是酵母子已发挥出作用了，下面的面水才会将上面的面粉掩掉。只有被上面的面粉“吃”掉了，这时得马上往里撒面粉。等第二次撒的面粉同样又被上涨的水“吃”掉了，便又要开始向盆里第三次撒面粉了。
　　 要是三次的面粉被盆里的水都“吃掉”了，这时便要立即开始和面了。
　　 冬天气温低，发面来得要慢些。面盆要放在有热度的锅里，夏天则无所谓。好在我们发面的时机大多是在端午节时，需要的温度更好掌握一些。
　　 我的母亲是个凡事都爱讲运气的人——当然，这样的理念，在农村其他人身上也有体现。在发面蒸包子、蒸馍馍之前，她都先要有过一些心思：要是今天的面涨得好，蒸的馍馍会“笑”——笑逐颜开的“笑”，那就说明自己接下来的运气定会好的。倘若真成这样了，她的心情才会跟着好起来。否则就相反了。
　　 把馍馍蒸“笑”，运气就会好起来的想法，这样的人在农村是很多的。
　　
　　 四
　　 我是后来才知道的，要把馍馍蒸“笑”的道理，其实并不深奥，也非复杂，更没什么唯心可言。
　　 是我的岳父以他无数次的实践，以及他的经验让我明白了这一点的。
　　 他说，要把馍馍蒸好，和面最关键。话虽这样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
　　 岳父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一名老兵，没有多少文化，话不多，做人却很实在。他退伍后被安排到了阿坝州的林业局，每天的工作主要是负责砍树。六十岁退休回到乡下的老家，却用一门蒸馍馍的绝活发挥着自己的特长。
　　 他们全大队也只有他一人在蒸馍馍这件事上，才是十拿九稳的。
　　 他几乎很少在家，早出晚归是常事，有时还干脆住到人家家里去。遇农村的红白喜事，蒸馍馍“送情”是必须的——那时也只有靠蒸的馍馍才拿得出手。
　　 据他讲，谁家的娃娃要结婚，是要讲排场的。首先看的是那盘馍馍漂不漂亮。一格蒸笼里只放一个大蒸馍——可想而知那该有多大啊！一个大蒸馍“笑”成五瓣，他在中间的芯子上，用毛笔铬上一个红印，蒸馍简直就到了人见人爱的程度。
　　 他的付出却有很多。从发面到馍馍上蒸笼，他少睡了不少的瞌睡不说，还流下了不计其数的汗水。因为中途他要经历不下四五次的和面与揉面。当一天忙碌之后坐下来歇息时，他才发觉浑身上下都有不同程度的疼痛。
　　 一看他体形已然消瘦下来了，体重一减就是好几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