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轰隆隆的列车疾驰而过
　　
　　 咣当的车轨声
　　
　　 伴着刺耳的气鸣声
　　
　　 缓缓的
　　
　　 悠长的驶入了站台
　　
　　 安静的人群突然骚动起来
　　
　　 脚步和包裹的熙攘
　　
　　 瞬间后又恢复了空荡的站台
　　
　　 咣当声带着呼啸的风又离开
　　
　　 载着远行人的旅途
　　
　　 不知疲惫地向前奔跑着
　　
　　 日落了月升
　　
　　 风住了雨停了
　　
　　 长凳上的旅客们
　　
　　 偶然的邂逅
　　
　　 从陌生变成熟悉
　　
　　 但很快熟悉又被陌生替代
　　
　　 来来往往的过客
　　
　　 一闪而过的窗景
　　
　　 匆匆似流逝走的时间
　　
　　 一张车票
　　
　　 一段旅程
　　
　　 一个站台
　　
　　 一段故事
　　
　　 人生的旅程
　　
　　 从这一站的起点开始
　　
　　 到另一站暂时的停歇
　　
　　 又从另一个站台出发
　　
　　 在记忆里开始谱写新的故事
　　
　　 疾驰擦过的列车窗前
　　
　　 一样迷茫的远行人
　　
　　 你们的下一站在哪里？
　　
　　 我的人生就像是在不断的旅行，每一段旅途的碎片都将编制着我生活的另一片天空，我每天都用着不同的方式在讲述着自己的故事，也正因为心中有了梦想，自己在梦想中不断翻滚，逐渐蔓延开来，正如：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
　　
　　 我的出生，本身就像一则沉默的寓言。
　　
　　 听长辈们说，我落地时竟没哭。或许，这便是我一生寡言的注脚。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消亡。
　　
　　 家中我排行老五，最终活下来的，只有我和三哥。大姐二姐幼年患病，在那个缺医少药、家徒四壁的年月里，早早地离开了我们。四哥，则是在一场洪水中，被门前那条看似温顺的小河永远带走了。
　　
　　 家，嵌在大山褶皱里。门前的小河蜿蜒如蛇，平日里清澈见底，小鱼小虾是我们童年唯一的玩伴。可一到雨季，它便撕下温顺的面具，变得浑浊、暴烈，咆哮着冲向下游那座为水电站蓄水的拦河坝。四哥，就消失在那样的一个雨季。
　　
　　 四哥走后，家里像塌了天。父亲的脸阴沉得能拧出水，怒火烧灼着每一个人。三哥首当其冲，我也被牵连。父亲铁青着脸，整整两天没让我们碰饭食。母亲终日以泪洗面，却总在背地里，偷偷把藏起的硬馒头塞给三哥。三哥便拉着我，躲进弥漫着羊膻味的圈棚里，兄弟俩分食那点可怜的干粮。
　　
　　 童年的我，像块闷石头。委屈、不满，从不宣之于口，只沉沉地压在脸上。长大后才知道，这沉默的石头，硌伤了多少与人亲近的可能。
　　
　　 七十年代，村里的首富古老二家，不知从哪条门路，弄回来一台崭新的“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那玩意儿一响起来，可真是稀罕！评书《岳飞传》开播的时候，半个村子的人都挤到了古老二家的院子里，黑压压一片，竖着耳朵听那小小的匣子里传出的声音，比赶集还热闹。我爹陈老五也蹲在人群外头的墙根下，烟袋锅子明明灭灭，听着匣子里说岳王爷精忠报国，眼神却飘得老远，不知在想啥。
　　
　　 过了些时日，去古老二家听收音机的人渐渐少了。先是村会计家也添了一台“春雷”，接着是几户条件稍好的人家。古老二家院子里的盛况不再，只剩下几个老伙计还常去。一直到我三哥在乡里小学当上代课老师后，家里才咬牙用他头几个月的工资，托人从县城买回一台最便宜的“咏梅”牌小收音机。那声音嘶嘶啦啦的，得把耳朵贴上去才能听清，但对我们家来说，已经是天大的宝贝了。三哥回来时，会把它放在堂屋的破桌子上，拧开旋钮，那微弱的声音就像一道细细的光，暂时刺破了家里的沉闷。
　　
　　 后来到了八十年代中初，古老二家不知又从哪里搞来一台带大喇叭的“三用机”（收音、录音、扩音），声音洪亮得能传遍半个村。那台曾经风光过的“红灯”牌半导体，就被他媳妇嫌弃“占地方又费电池”，随手塞给了来帮忙干活的母亲，说：“拿回去给你们家小四听听响，解个闷儿。”那台旧收音机，成了我们家唯一能听到外面世界声音的物件，电池金贵，只有三哥回来时，才舍得拧开听一会儿。它像个沉默的证人，记录着我们家的贫瘠和古老二家那带着施舍意味的“慷慨”。
　　
　　 在学校，我成了“异类”。课间，他们眉飞色舞地争论《岳飞传》里岳云使的招数，模仿单田芳沙哑的“且听下回分解”，我却像个哑巴，插不进半句话。被排斥的滋味像针扎。就是从那时起，书本成了我的避难所。我把自己埋进一本本或厚或薄的世界名著里，那些铅字砌成的堡垒，隔绝了外界的喧嚣，也正是在那些泛黄的书页间，我懵懂地触碰到了“故事”的轮廓，心里那颗写点什么的种子，悄悄发了芽。
　　
　　 我对生活有怨气，对父亲也有不满。怨别人家匣子里传出的热闹，怨我们家长久的沉寂。那台古老二家淘汰的旧收音机，成了个沉默的摆设，也是父亲对我那持续了半个月、拉得老长的“驴脸”的一种安抚。
　　
　　 童年的我，像块顽石，又倔又硬。拉长脸这招，有时能让父亲让步，但更多时候，换来的是一顿责骂，甚至罚饿。所以我一直瘦，像棵没浇足水的豆芽。饭桌上，永远是父亲喋喋不休的牢骚，像无形的鞭子，抽得我和三哥不敢伸筷子夹菜，常常只扒拉碗里的白饭。这“习惯”竟伴了我一生，瘦，似乎成了刻在骨子里的印记。
　　
　　 三哥大我六岁，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里，他都在寄宿学校，身影模糊。邻家奎，才是我形影不离的伙伴。摸鱼、掏鸟窝、闯祸……每一帧记忆的底色里，都有奎的身影。
　　
　　 很小的时候，父亲曾请一位姓刘的盲眼先生给我算过命（听说也给三哥算过）。先生说我是“水命”，十岁前有一道“水坎”，若过不去，恐有大难。父亲慌了神，求化解之法。先生一番叮嘱，最后郑重交给父亲一把小小的铁锁，用红布仔细裹好，严令在我十岁前绝不可打开。八岁那年，我在家里翻箱倒柜，无意中翻出了这把被父亲深藏的红布包。好奇心驱使，我解开红布，正要拧开那冰冷的锁头，被母亲撞见。她一把夺过，声音发颤：“不能开！这是保命的！”这次“未遂”的开启，竟真在不久后救了我一命。那年酷夏，我们一群光屁股娃在河里扑腾。我刚学会点“狗刨”，就跟着奎游向深水区。拦河坝后水深近两丈，中央是水流湍急的入水口，被粗铁网拦着。游到铁网边时，一股巨大的吸力猛地将我往下拽！我魂飞魄散，拼命向上蹿，嘶喊：“奎！救我！”奎像条鱼一样冲过来。慌乱中我死死抓住他，把他狠狠压向水底。奎呛着水，用尽力气把我顶出水面，拖回岸边。我俩瘫在泥地上，肚子灌得滚圆，惊魂未定地望着恢复平静、却暗藏杀机的水面。
　　
　　 还有一次，我和奎在河里摸鱼。我搬起一块长满滑腻青苔的石头想砸鱼，石头脱手，不偏不倚砸在左脚背上。抬起脚一看，踝骨下方裂开一道大口子，鲜血像小喷泉一样涌出来！奇怪的是，竟不觉得疼。我双手死死捏住裂开的皮肉，血还是汩汩往外冒。“奎！快！回家给我找布条来捆住！”奎撒腿就往家跑。没想到他直接喊来了母亲。母亲气喘吁吁跑来，看到我的脚，脸都白了，二话不说背起我就往村卫生所跑。医生检查后说：“得缝，至少六针。”我吓得不敢吭声。医生搬来个木头支架，把我血淋淋的左脚架上去。
　　
　　 那医生，穿着洗得发黄的白大褂，一脸络腮胡，看着就手重。他端来个白铁盒子，上面印着褪色的红字“卫生所”。看他开始翻找器械，叮当作响，我“哇”地哭出来。母亲按住我：“缝了好得快！别动，万一针断在里面，还得开刀取，更遭罪！”她和奎死死按住我的腿。我听着“开刀取针”的警告，吓得真不敢动了，腿僵着，嘴里却发出杀猪般的嚎叫。很快，医生说：“好了，别嚎了。”后来才知道，那几针，是硬生生缝上去的，没打麻药。难怪。
　　
　　 我从小就怵打针吃药。每次打针，母亲总说：“别乱动！针头断在肉里，还得开刀取，更疼！”后来想起缝针那次她也这么说，倒觉得有点好笑。有一次，母亲硬拽我去打针，还是那个络腮胡医生。一见他就发怵。母亲扒下我裤子，把我死死按在她腿上：“不准动！屁股一动针头断里面，开刀取更疼！忍着！”那医生，总爱当着我的面，把针头朝上，细细的药水滋出一道小弧线。他用酒精棉球擦着要扎的地方，那冰凉一激，我分不清是痒是怕，提着裤子就想跑。结果被几个人按住，隔着裤子挨了一针。
　　
　　 日子一页页翻过，我用心情记录着点滴。
　　
　　 这些文字，或许只是些寻常言语，却试图勾勒出几代人生命里最本真的纹路。
　　
　　 我们每天都在失去，也在得到。失去的，慢慢堆积，终成一座小小的坟茔。新土掩埋旧事，一面是告别，一面是眷恋。告别的是逝去的时光，眷恋的是这烟火人间。生活本该斑斓，我们却背负了太多沉重的念想，在漫长的挣扎里喘息。那些过去的，未来的，都只能在纷乱的思绪里尘封存。在得到中失去，在失去中拾起，我们重复着相似的故事。只能说，这记忆的坟茔，千疮百孔，我们修补不及，也来不及修补。
　　
　　 我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