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洼的风，似乎总带着一股子呛人的土腥味，裹着六十年代初饥饿的记忆，刀子似的刮在脸上。父亲陈老五，就像村口那棵被雷劈过半边、却依然歪斜着活下来的老槐树，根，死死地扎在这片焦渴的土地里。
　　
　　 他有个外号，叫“铁牛”。这绰号一半源于他名字里的“五”字音近“牛”，另一半，则是实打实挣来的。天还黑黢黢的，村头那口生锈的破钟在寒气里哆嗦着刚响第一声，父亲的身影就已经融进了灰蒙蒙的田野。深秋翻地，冻土硬得像铁板，他抢过最沉的步犁，扒掉破棉袄，赤膊上阵。油亮的脊背在熹微的晨光下隆起块块铁疙瘩似的肌肉，汗水混着尘土，在古铜色的皮肤上犁出道道深沟。他沉默着，只有粗重的喘息和犁铧破开冻土的闷响——吭哧，吭哧——仿佛要把大地深处那点微薄的生气都翻腾出来，喂饱土屋里几张嗷嗷待哺的嘴。
　　
　　 收工回来，饭桌上常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糊糊。父亲端起他那豁了口的粗陶大海碗，浑浊的目光扫过我们几个“小崽子”蜡黄的脸，还有母亲疲惫的眼。他伸出粗大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把碗底那几勺稠些的糊糊，一勺、一勺，拨到我们的碗里，再拨给母亲。然后，他自己就着几块齁咸的萝卜干，呼噜噜灌下两大碗清汤寡水，喉结滚动，发出沉闷的吞咽声。抹抹嘴，碗底干净得能舔出人影，他又一声不吭地扛起锄头，走向屋后那几分薄薄的自留地，像一架上紧了发条的老机器，不知疲倦，也不敢疲倦。
　　
　　 药，在那年月是顶金贵的东西。父亲有严重的腰腿疼，是早年修水库，寒冬腊月泡在冰水里落下的寒根。队里的赤脚医生搓着黑乎乎的草药丸子，摇着头叹气：“老五哥，这病根深了，只能‘扛’。”父亲便真的“扛”了一辈子。疼得钻心时，他蹲在冰冷的灶膛边，就着灶膛里那点将熄未熄的微光，哆嗦着手卷起一管旱烟。劣质的烟叶呛得他连连咳嗽，额角青筋暴起，豆大的汗珠顺着酱紫色的脸膛滚落，砸在泥地上，洇开一个个深色的小点。母亲心疼，背着他偷偷攒下几个鸡蛋，想去集上换两片止痛药，被他发现，瞪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吼回来：“败家娘们！那蛋是给娃补身子的！”他摸索出个土法子，倒出一点散装烧酒在掌心，咬着牙，用尽全身力气搓揉那肿胀变形的膝盖，搓得皮肤通红发烫，仿佛要搓掉一层皮。他一声不吭，只有腮帮子咬得死紧，牙关咯咯作响。那钻心的疼痛，硬是被他这副铁打的骨头和石头般的硬气，生生逼退，只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从他压抑的、从牙缝里挤出的丝丝抽气声中，才泄露出一星半点。
　　
　　 父亲是座沉默的火山，脾气也硬得像块石头，一点就着。那年月，“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刮得正紧，家家户户那点可怜的自留地成了靶子。几个戴着红袖箍、毛头小子模样的后生，拿着皮尺，吆五喝六地要强行丈量我家那几分刚冒出嫩苗的菜地，嚷嚷着要“统一规划”。父亲像座生了根的山，挡在地头。后生们推搡他，唾沫星子喷到他脸上，骂他“老顽固”、“死脑筋”。他纹丝不动，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脚下的土地，只从紧抿的厚嘴唇里，迸出几个硬邦邦的字：“这是娃们活命的口粮。”声音不高，却像石头砸在地上。僵持不下，直到队长闻讯赶来，好说歹说才把人劝走。事后，母亲拍着胸口，后怕地埋怨他：“你个死犟筋！不要命啦？”父亲闷头蹲在门槛上，吧嗒吧嗒抽着旱烟袋，烟锅里的火星在昏暗中明明灭灭，映着他沟壑纵横的脸。许久，他才瓮声瓮气地吐出一句：“没了这点地，喝西北风？他们……不懂饿的滋味。”那声音里，是沉甸甸的、被生活磨砺出的绝望与固执。
　　
　　 他对村里那些“冒尖”的人家，总带着一种近乎本能的警惕和酸涩。古老二开了小卖铺，生意红火，收音机整天哇啦哇啦响。父亲远远看着，鼻子里哼一声：“富不过三代，看他能蹦跶几天！”谁家咬牙买了台九寸的黑白电视机，成了全村焦点。父亲撇撇嘴，嘟囔着：“路子不正，瞎显摆，糟蹋钱！”他生在旧社会的尾巴尖，长在新社会的风浪里，饥荒、洪水、运动……该经历不该经历的，都像刀刻斧凿般，深深烙印在他那张布满褶皱、如同干涸河床的脸上。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是过来人。”仿佛这四个字，就足以解释他所有的沉默、倔强和不合时宜。
　　
　　 这沉默的火山，爆发时却异常骇人，而承受这怒火的，往往是母亲。一次，不知为了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许是母亲多放了一把盐，也许是灶膛的火没烧旺——父亲胸膛剧烈地起伏着，那股压抑了整日、整月，或许是整年的无名业火，终于找到了喷薄的缺口。他猛地抄起桌上那只盛满稀糊糊的海碗——那只用了不知多少年，碗口磕碰出几个豁牙，却始终没舍得扔的粗陶大碗。
　　
　　 时间仿佛凝固、拉长。我看见母亲惊恐地张大了嘴，喉咙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看见碗里稀薄的糊糊在昏黄的煤油灯光下，划出一道惨白、粘稠的弧线；看见那只笨重粗糙的陶碗，带着父亲积蓄的全部暴怒和绝望，狠狠地、义无反顾地砸向冰冷坚硬的泥地——
　　
　　 “砰——哗啦！”
　　
　　 碎裂的巨响在狭小的土屋里轰然炸开，如同惊雷滚过旱地。滚烫的糊糊、尖锐的陶片，像一场肮脏滚烫的暴雨，瞬间泼溅开来，糊满了冰冷的泥地，也溅湿了父亲打着厚厚补丁的裤脚。几片顽固的红薯皮，沾着黏糊的汤水，狼狈地贴在最大的那块碎陶片上，像一种无声而尖锐的控诉。
　　
　　 但这还不够。父亲喉咙里发出一声困兽般的低吼，他抬起穿着沉重胶底棉鞋的脚，带着一种摧毁一切的蛮力，狠狠地、反复地跺向地上那几块沾着红薯皮的碎碗片！胶底碾过陶片，发出令人牙酸的“嘎吱”声，混杂着糊糊被踩踏的黏腻声响。碎瓷在他脚下被彻底碾进泥里，与糊糊、泥土搅合成一滩污秽不堪的泥浆。那几片卑微的红薯皮，也彻底消失了踪影，仿佛从未存在过。他粗重的喘息在死寂的屋里回荡，像破旧的风箱在艰难抽动。
　　
　　 母亲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她死死捂住自己的嘴，眼泪无声地汹涌而出，顺着她枯瘦的脸颊滚落，砸在洗得发白的衣襟上，迅速洇开一片深色的、冰冷的绝望。她慢慢蹲下身，不是去收拾那一地狼藉，而是像一片骤然被狂风折断的叶子，蜷缩在冰冷的墙角。肩膀剧烈地耸动，却连一丝啜泣的声音都发不出来，只有身体无法抑制的、细微的抽搐。
　　
　　 父亲发泄完那狂暴的力量，像被瞬间抽空了筋骨，高大的身形猛地佝偻下去。他颓然地靠在冰冷的土墙上，粗重的喘息渐渐平息，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沉、更令人窒息的死寂。油灯昏黄的光晕，在他脸上投下大块大块游移不定的阴影，那阴影深处，浑浊的红光消失了，只剩下一种深不见底的、浓稠的疲惫和茫然。他怔怔地望着地上那片狼藉——那被他亲手砸碎、又践踏成泥的糊糊、陶片，还有那几片早已消失不见的红薯皮。他那只刚刚还充满了毁灭力量的大手，此刻却神经质地、微微地颤抖着。
　　
　　 他慢慢地、慢慢地蹲了下去，蜷缩在墙角的阴影里，离那片狼藉只有一步之遥。他从油腻的棉袄内袋里摸出旱烟袋，铜烟锅在油灯下闪着微弱的光。烟丝塞得很紧，他划了好几根火柴，手抖得厉害，火焰几次才终于点燃烟锅里的烟丝。他深深地、贪婪地吸了一口，劣质的烟雾浓烈地升腾起来，瞬间模糊了他沟壑纵横的脸。他佝偻着背，蜷缩在墙角那片浓重的黑暗里，只有烟锅里那一点暗红的光，随着他深深的吸吮，时明时灭，像荒野里最后一粒飘摇的、随时会熄灭的火种。那光，微弱地映亮了他深陷的眼窝，那里面空空荡荡，只剩下无边无际的、沉重的黑暗，仿佛刚才那场狂暴的雷霆，已耗尽了他生命里所有的光和热。旱烟袋的铜头，在他指间无意识地转动，灼热的温度烙在皮肤上，他竟也浑然不觉。那点烟头的红光，在死寂的寒夜里，像一块烧红的烙铁，沉默地烫在我记忆深处，留下一个永不愈合的、焦黑的疤痕。
　　
　　 苦难是块磨刀石，能砺出锋刃，也能磨钝人心。我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出生、挣扎，而父母，就在这日复一日的煎熬中，被风霜雨雪一点点蚀刻，一天天老去。时间是最无情的见证者，我们能留下的，只有这些刻骨铭心的碎片。
　　
　　 父亲兄弟姊妹五个，他是老大。可这“老大”的名头，在弟妹们眼里，大概只意味着“脾气最臭”。逢年过节，五兄妹难得聚在爷爷奶奶家。八仙桌围坐，表兄表弟闹哄哄。几杯劣质烧酒下肚，父亲那被生活压弯的脊梁会挺直几分，话匣子也打开了。他最爱讲的，是他年轻时那两段“辉煌”又戛然而止的往事。
　　
　　 “想当年……”他眉飞色舞，唾沫星子四溅，“我在村小当老师那会儿！大妹子（大姑），老三（三叔），还有古老二他媳妇，那都是我教出来的！”他脸上泛着红光，仿佛回到了意气风发的年月。但讲到那次醉酒误事——把一教室学生反锁了一天一夜，孩子们屎尿拉了一裤子——被扣上“失职”的帽子请辞时，那红光瞬间黯淡下去，化作一声长长的叹息，带着浓重的酒气：“唉……只怪太年轻，贪玩，不懂事啊……”那神情，混杂着追忆、懊悔和一丝不易察觉的自我开解。
　　
　　 另一件让他耿耿于怀的，是县里那份“公家饭”。六十年代初，他凭着小学毕业的“高学历”，被分配到县里的一个单位。“干了一年，领导都夸我踏实肯干，有前途！”他浑浊的眼睛里闪着光，仿佛看到了另一个可能的人生轨迹。“要是……要是能一直干下去，熬到现在，怎么着也得是个……是个头头了吧？”他喃喃着，满脸的皱纹都挤在一起，盛满了化不开的惆怅和不甘。而这份“前途”，断送在爷爷奶奶的“思念”里。一封封“母病危，速归”的电报，把他从县城召回。发现是骗局后，奶奶以死相逼，不许他再离开身边。“行李都没顾上拿……”父亲每每说到这里，总会狠狠嘬一口烟，烟雾缭绕中，目光投向远方，又像是穿透了时空，落在我身上：“以后我儿子要是有出息，我砸锅卖铁也供！绝不挡他的路！让他……让他以后能说道说道他爹……”这话里，有对命运的怨怼，也有对我这个儿子，一种近乎悲壮的寄托。
　　
　　 这两个故事，是父亲一生中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也是他反复咀嚼、用以对抗现实苦涩慰藉。他时而像阿Q，用精神胜利法抚平伤痕；时而又像孔乙己，守着一点可怜的“之乎者也”的体面；更多的时候，他像祥林嫂，一遍遍诉说着那点不幸，仿佛这样就能减轻心头的重压。我不知道他是否读过鲁迅，但他那浓密的“八字须”，那沉默时紧抿的厚嘴唇，那背着手、微微佝偻着离开学校大门的背影，竟让我的同学脱口而出：“你爹……真像鲁迅先生！”那一刻，父亲在我心中，那沉默、倔强、饱经风霜的身影，确实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近乎悲怆的伟岸，成了我懵懂岁月里一个模糊而沉重的偶像。
　　
　　 父亲的一生，是那个时代无数沉默背影中的一个：一身洗得发白、打满补丁的蓝布褂子，永远沾着洗不净的泥土。敦实的身板，宽阔的肩膀曾试图扛起整个家的重量，却被岁月压得微微佝偻。酱紫色的脸膛，是风霜的调色板，皱纹深深刻进皮肉，如同被无情的犁铧深耕过的土地。一双大手，关节粗大变形，布满厚厚的老茧和细小的裂口，那是与锄头、扁担、生活本身经年累月搏斗留下的勋章。他的话极少，仿佛所有的能量都攒着，要么用来对付土地，要么就在那沉默的火山爆发时，化作毁灭性的力量。嘴角常抿着，透着一股子被生活反复捶打后、近乎偏执的不服输的倔。
　　
　　 他脾气暴戾，心地深处却并非全无柔软。他与母亲，是真正的患难夫妻，在贫穷和绝望的泥沼里互相撕扯，又互相依存，谁也离不开谁。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只有日复一日在生存线上挣扎与守护的卑微史诗。
　　
　　 我对父亲的情感，像陈家洼那条浑浊的小河，随着岁月流淌，不断冲刷、沉淀、改变。而此生最大的愧疚，如同河底最顽固的石头，永远硌在心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父亲离开时，七十四岁。我没能守在他身边。后来三哥告诉我，父亲弥留之际，干裂的嘴唇翕动，反复低喃着我的乳名。那一刻的心酸与痛楚，像无数根冰冷的针，扎进肺腑，无法言说。从那时起，我对自己发誓：一定要好好照顾母亲，不能再让这无边的愧疚，填满心中那片名为“父亲”的、永远无法弥补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