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我和老周驱车到湘西的苗寨。车到苗寨，还没下车，老周就指着车窗外说，看那里有“高山流水”表演。我顺着老周指的方向看过去，苗寨的竹楼前，几个穿百褶裙的姑娘正举着酒壶，壶嘴接壶口，酒便从一个壶里流到另一个壶里，跟小水流似地淌，最后灌进游客嘴，游客被灌得直跺脚，旁边的人哈哈大笑。
　　 其实，我对“高山流水”这种饮酒方式并不陌生，如今许多苗寨景区里都有的表演节目，以民族习俗的名义，让游客亲身体验，表面看着热热闹闹，实际上商家有利可图，借机销售酒水。有一回，我看见一个戴眼镜的游客，被灌得直翻白眼，姑娘们还在笑，而且手里的壶没停，还在那里“高山流水”。 还有一次，则是我被拉去亲自“体验”，酒灌得太急，呛得我直咳嗽，她们还往我嘴里续，说什么喝得越多福气越多。旁边有人举着相机拍，镜头里的我满脸通红，跟个被摆弄的木偶似的。结账时，单子上写着：高山流水体验，三瓶。我说明明只喝了几口，怎么就成三瓶了？服务员却说，只要酒流过嘴，就算一瓶。导游说，这酒按人头算，“体验”一次就要记个一两瓶酒的钱。三五个游客一顿饭，光酒钱就一千多。如今这“高山流水迎宾酒”放在酒店里，标价268块钱一瓶。玻璃瓶装着，外包装挺漂亮，酒盒上贴着手绘的苗家姑娘，摆在红木架子上，看上去挺高大上的。但早已失去往昔苗家的酒香，以及饮酒的质朴与厚道。
　　 说起过去苗寨的酒文化，老周最有发言权，因为他年轻时在湘西插队，住在苗寨里。此时，他咂咂嘴跟我们说，早年根本不是这样。那时候的酒，就装在土罐里，罐口塞块红布，也就半罐多一点。家里来了客人，主人会从火塘边摸出罐子，倒在粗瓷碗里，碗边上还带着柴火熏的黑印子。老周说的这种土罐酒，我后来在老乡家见过，罐壁糙得很，挂着常年的酒渍，罐底沉着几粒没滤干净的糯米，倒酒时能听见酒撞着罐壁的轻响。
　　 老周跟我们说起往事。那年，秋收过后，老周跟着村民去赶场，路过岩脚寨。寨口老枫树下，几个老人正围着石桌喝酒，见他们走过来，一个戴银项圈的阿婆往地上啐了口槟榔渣，用磕磕绊绊的普通话喊道，后生，喝口酒再走。盛酒的土罐就放在树桩上，里面的酒仍然没超过一半。阿婆给他们倒酒，碗里的酒泛着淡淡的黄，有点像琥珀色。这酒入口先辣后甜，还有一股醇厚的米香。后来才知道，这是新酿的糯米酒，一家酿一罐够喝半个月，来客人了就分着尝，从不提钱，也不会玩什么高山流水，宾主高兴最好。
　　 老周说，以前苗家人敬“高山流水”酒，那是真把客人当自家人。他刚到寨子里那年，水土不服拉痢疾，躺在床上三天。半夜里，房东阿爸摸着黑上山采草药，回来时裤脚全是泥。火塘里的火噼啪响，阿爸把草药熬成汤，又从土罐里倒了点酒进去，他说喝了发点汗，病就好了。那酒也是半罐，倒出来带着点陶土特有的味道，又混合着草药的味道，喝起来感觉心里暖暖的。
　　 我不由得想起去年的苗寨采风。深秋季节，我们去了一个偏远的寨子。大山深处的寨子，路还是土路，车一过扬起一阵灰尘。正巧碰上一户人家盖新房，十几个村民帮忙递木料。女主人在院坝做饭，土罐就放在灶台边。中午歇工，男人们围坐在木料堆上，女主人拎着罐子出来，给每个人倒半碗。酒里漂着一粒红辣椒，说是驱寒的。有人喝得急，呛得直拍胸口，女主人就笑，用围裙擦着手说，慢点喝，罐里还有。我凑过去看那土罐，果然只装了半罐。女主人说，这酒是前几天酿的，还没好，凑活着喝。等过了霜降，放些桂花，才叫香呢。那天我们没付酒钱，临走时女主人往我包里塞了把炒花生，说：“酒是自家酿的，不值钱，花生是山上摘的，带着玩。”
　　 晚上，我和老周住在苗寨附近的酒店里。窗外，几个老乡背着背篓往寨子里走，背篓里的土罐用布包着，能看见红布的边，我猜想那一定是农家自酿的酒。我想起寨子里女主人倒酒的样子，她的手糙却稳，酒从罐口流进碗里，不急不缓，跟山泉水顺着石缝淌似的，那才是真正的“高山流水”，清冽，绵长。景区里的“高山流水”，喝着觉得少点啥。现在，我想明白了，缺的是半罐酒的空当，是主人摸出罐子的坦然，是客人接过粗瓷碗的默契。这就像山里的泉水，从不会把石潭灌满，却能年复一年，把石头磨得温润。而那些被硬灌进喉咙的酒，却像被掐断的山歌，刚起调就没了余味。
　　 路灯亮了，把寨子里“高山流水”的招牌照得清清楚楚。黑沉沉的远山，像蹲在那的老人，瞅着寨子里的热闹。我突然想，要是那位阿婆还在，看见如此“高山流水”，她是否还会喊一嗓子：后生，喝口酒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