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岁的王维，带着满腹才情和一腔抱负，踏入长安这座用青砖黛瓦砌成的权利迷宫时，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被后世传颂的大唐“诗佛"。
　　 这位早慧的天才，十五岁便通晓诗词画乐，十七岁以一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名动京城。他的志向从来不是只做一个诗人，他要入驻长安，成为这座城里的政客，他要用自己的才能为大唐添一份华彩，要在这座煌煌帝都的政治舞台上大展宏图。
　　 长安作为大唐的帝都，是无数文人墨客魂牵梦萦的圣地，王维亦不例外。能在朝堂有一席之地，能在长安有安家之所，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唐诗人们一生的追求。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动荡不安的时政是诗人才情蓬勃的沃土。大唐的繁华从安史之乱开始走向落幕，唐诗亦是从安史之乱开始走向巅峰。
　　 长安既是唐朝的权力中心，也是诗人们梦想与幻灭的舞台。当现实无可倚仗，诗歌便成了唯一的武器。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这些以笔为剑的诗人对长安的向往、抵达与离去，从一行行诗句中，折射出他们的抱负与时代洪流的碰撞。
　　 时代的裂痕，成了诗心的出口。安史之乱后，大唐由盛转衰，诗人们从“盛世歌颂者”被迫成为“乱世记录者”。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长恨歌》，皆因亲身卷入动荡，才将个体的渺小与时代的荒诞写得力透纸背。从此，诗不再是风雅点缀，而是生命的喘息。
　　 乱世中的诗，是诗人伤口里开出的花，长安是他们的梦想抵达的地方。而长安的魔力在于，它让诗人们明知终将梦碎，仍前赴后继地奔赴。
　　 少年便一举成名，常常身着华服成为岐王府常客的王维，绝对是长安的幸运儿，是大唐王朝的天之骄子。
　　 同为大唐最耀眼的星辰，相对于出身商贾的李白，王维是幸运的。在长安，他用才华交换权利，在岐王和玉真公主的举荐下，他获得了登第的机会。有了进入官场的入场券后，虽然太乐丞的职位对他来说不合心意，但有王爷和公主的双重青睐，他在长安依然风头无两。
　　 美好总是短暂的，身处政治风暴眼的薛王、岐王在惹怒了他的哥哥李隆基后，被迫离开京城，去做华州、同州刺史。王维身为岐王的人，当然也要被贬，离开承载他梦想的长安。
　　 王维的运气并不太坏。朝堂上的政治新星，是文采气质俱佳的张九龄。这个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宰相诗人，特别欣赏王维的才情。于是，王维在张九龄的起用下，重新回到长安，官至右拾遗；于是，他的才情，再一次在长安闪耀。
　　 安史之乱的爆发，让王维的荣光戛然而止。被安禄山劫持后，不得不做他的乐官的王维，被带上了生命的枷锁，如果不是自己那盼帝王收复失地的诗句，不是平叛有功的弟弟以官职相求的诚意，他早已被新皇帝李亨砍杀。
　　 王维对于长安而言，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虽然在这里他曾因年少成名，凭借才华跻身权贵之门，却在安史之乱中被迫接受伪职，余生以诗赎罪。
　　 经历了官场的起起伏伏，与佛教渊源颇深的王维，便萌生出退居朝堂，归隐辋川的心意。《山居秋暝》《鹿柴》《竹里馆》这些赫立于中小学课本的山水诗，全都出自他的《辋川集》。一句“晚年惟好静，万事不挂心。”道不尽天之骄子陨落的太多叹息。
　　 长安是理想主义的坟场与涅槃地。李白曾幻想“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最终却败走长安；王维在安史之乱中被迫接受伪职，余生以诗赎罪。
　　 这座城，曾经给予王维荣耀，也碾碎了他的梦想，正是这种幻灭，逼出了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的绝唱；逼出了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彻悟；逼出了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悯。
　　 长安如梦，诗亦如梦。李白的狂傲，王维的超脱，杜甫的沉郁，皆因长安的荣耀与幻灭而成就。他们的诗，是伤口里开出的花，是烈火中淬炼出的金。
　　 长安成就了王维，也摧毁了王维，最终又通过诗歌重塑了王维。这座千年古都，就像一面折射王维命运跌宕起伏的棱镜，让我们看到他命运任意蹂躏的人生。
　　 今天，当我们在小学课堂上诵读《山居秋暝》时，依然能看到王维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能看到王维在政治漩涡中挣扎的中年；能看到王维在辋川别墅里与明月清泉为伴的晚年。
　　 诗与长安，终究是王维生命中无法割舍的梦想。长安给了他现实的荣光与创伤，诗句给了他精神的寄托与超越，辋川的山水给了他流芳千古的回响。
　　 跨越悠悠的千年时光，那个一心想做政客的王维，早已湮没在岁月的长河里，而诗佛王维的辋川山水，却永远定格在了大唐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