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结婚那年，父亲二十八岁，母亲二十五岁。那是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结婚证不过是一张薄纸，上面盖着鲜红的印章，便算是合法夫妻了。他们没有婚纱照，只在镇上的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父亲穿着借来的中山装，母亲则是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两人并排坐着，中间隔着一拳的距离，神情拘谨得像是两个被临时拉来充数的陌生人。
　　 婚房是祖父分给父亲的一间土坯房，墙壁用报纸糊过，仍挡不住冬天钻进来的冷风。母亲从娘家带来一床棉被，两副碗筷，还有一口铁锅，这便是他们的全部家当。新婚之夜，父亲从供销社买回半斤水果糖，母亲一颗也舍不得吃，全锁进了陪嫁的木箱里，说是留着待客用。
　　 婚后第三天，母亲便扛着锄头跟父亲下地了。那时生产队还在，每日天不亮就吹哨集合，记工分，分口粮。母亲个子小，干活却利索，插秧割稻不比男人慢。父亲常对人说：“我这婆娘，顶得上半个劳力。”语气里透着骄傲，却不知母亲听了，心里泛起的是甜还是苦。
　　 我出生在腊月，正是农闲时节。接生婆是村里的王婶，她后来告诉我，父亲在屋外来回踱步，听到我的第一声啼哭时，竟蹲在地上呜呜地哭了起来。那时家里穷，母亲坐月子只吃了十个鸡蛋，还是父亲偷偷用粮票跟人换的。满月那天，父亲从县城买回一包红糖，母亲兑水喝了半个月，每次只敢放一小撮，生怕很快喝完。
　　 八十年代初，土地承包到户。父亲和母亲分到了三亩水田，两亩旱地。他们像照顾孩子一样侍弄那些庄稼，天不亮就下地，天黑才回家。母亲总说：“地不哄人，你流多少汗，它就给你多少粮。”第一年秋收，我家的稻谷堆满了半个堂屋，父亲摸着金黄的谷粒，笑得像个孩子。那天晚上，母亲炒了一盘腊肉，父亲破例喝了二两烧酒，他们盘算着来年要盖新房子。
　　 盖房那年我六岁，记得最清楚的是父母为地基的事吵了一架。父亲想在村东头盖，说那里离大路近；母亲却坚持要在老宅基上重建，说是祖上留下的风水不能丢。他们争执了三天，最后父亲妥协了。上梁那天，母亲煮了红鸡蛋分给帮忙的乡亲，父亲在鞭炮声里爬上房梁，挂了一块红布。晚上，我听见母亲对父亲说：“等明年手头宽裕了，给你买件呢子大衣。”父亲只是“嗯”了一声，翻个身就睡着了。
　　 九十年代，村里人陆续外出打工。父亲也动了心思，跟着堂叔去了广东。母亲一个人在家种地、养猪，还要照顾我和妹妹。她常写信给父亲，信里从不提自己的辛苦，只说“家里一切都好”。有次妹妹发高烧，母亲背着她走了十里夜路去镇上看病，回来后照样给父亲写信报平安。后来我从父亲工友那里听说，父亲在工地搬水泥，一天干十二个小时，午饭就着咸菜啃馒头，只为多寄些钱回家。
　　 父亲第一次从广东回来，带了一台收音机，是给母亲的礼物。母亲嘴上说着“乱花钱”，却每天干活时都带着它。有次我听见她在灶间跟着收音机哼歌，是邓丽君的《甜蜜蜜》，调子跑得老远，她却浑然不觉。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烟，听着听着就笑了。
　　 千禧年前夕，弟弟考上了县里的高中，家里的开支一下子大了。父亲咬咬牙，又去了浙江的工地。这次母亲没拦他，只是在他行李里塞了一罐自己腌的辣酱。父亲走后，母亲在集市支了个小摊，卖自己种的蔬菜。冬天她的手裂开一道道口子，像干涸的河床，涂再多蛤蜊油也不见好。有次我去给她送饭，看见她正就着寒风数毛票，一张张捋得平平整整。
　　 父亲在工地上摔断腿那年，我上大二。母亲连夜坐火车去照顾他，回来时瘦了一圈，头发白了大半。父亲在家养伤的那半年，是他们结婚后相处最长的日子。我放假回家，常见父亲坐在院子里编竹筐，母亲在一旁拣豆子，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阳光透过枣树叶斑驳地洒在他们身上。那时我才发现，父亲的眼角有了深深的皱纹，母亲的背也有些驼了。
　　 我结婚时，父母把积蓄都拿了出来。父亲坚持要按城里规矩办酒席，母亲则悄悄给我塞了一张存折，说是她的“私房钱”。婚礼上，父亲穿着那件穿了十年的西装，母亲破天荒地抹了口红。他们站在酒店门口迎客，肩膀挨着肩膀，像两棵经年的老树，根早已在地下紧紧缠绕。
　　 还记得那年春天，我接母亲来城里检查身体，母亲查出有高血压，医生嘱咐要多运动。母亲嫌在城里住上下楼的不方便，就让父亲来接她回村里住。于是每天清晨，父亲都会陪着母亲去村头散步。他们走得很慢，母亲时不时停下来父亲会帮母亲捶捶腰，揉揉间。每次两个人溜达都是手拉着手。有次我回家，远远看见他们手拉手的背影：父亲一个手里拎着母亲的药袋，另一只手紧紧拉着母亲的手。母亲边走边比划着什么，父亲侧耳听着，不时点头。晨光里，两个身影渐渐融为一体，分不清谁是谁的影子……
　　 前些日子收拾老房子，我在衣柜底层发现一个铁盒，里面装着父母这些年互寄的信件。母亲的字娟秀工整，父亲的字则歪歪扭扭，像小学生的手笔。有一封特别短，父亲写道：“桂英，这边下雨了，我想吃你做的酸菜。”母亲在回信里详细写了酸菜的做法，最后添了一句：“等你回来，给你做一缸。”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所谓爱情，不过是一生中无数个这样的夜晚，有人记得你的痛处，并愿意在深夜为你起身。
　　 还记得父母在世时，母亲在灶台前忙活，父亲蹲在门口择菜。我注意到父亲择完一把，就递给她一把，配合得恰到好处，仿佛演练过千百次。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冒着泡，蒸汽模糊了母亲的脸。还记得父亲说：“盐少放点，医生说不让你吃太咸。”母亲头也不回：“晓得啦，唠叨。”语气里却没有丝毫不耐。
　　 这便是他们的爱情了——没有玫瑰，没有情话，有的只是柴米油盐里的牵挂，病痛时的扶持，以及数十年如一日的相守。像田里的庄稼，默默生长，静静结果，不张扬，却扎扎实实地活过了四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