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间，已工作三十余个年头。其间，我的角色也随着单位的变动而几经变化。论单位，从三尺讲台到机关大院，从党委部门到政府序列，又复归党委行列，算得上是某种程度的周而复始。论角色，从具体从事某项业务精雕细琢，到负责某个科室独当一面，再到分管某几项工作统筹协调，从成长的路径看，也算是中规中矩地螺旋式上升。有意思的是，无论岗位怎样变动，其中的某个附带身份似乎一直和我相依相伴，也让我的工作在枯燥之余多了些许自带的乐趣，也因此有了不少吹牛的谈资。这个附带身份，就是理论宣讲员，它还有一个更加好听的名字，曰“红色布道者”。
　　 踏入这个行列已有多年，但回溯其间的缘由，却是两次被动语境下的宣讲“试水”。正是这两次“试水”，让我发现自己除了给学生上政治课上历史课上语文课外，还可以给其他群体讲讲理论侃侃大山，我居然还有这样的潜质，自己想想都觉得神奇。
　　 第一次试水：为全乡入党积极分子上党课。
　　 “来来来，给你安排一个额外的任务！放心，是你的强项！”话说2001年临近暑假的某个下午，刚刚从教室出来的我，被走廊上笑容可掬的校长叫住。
　　 我一脸懵逼的跟着走进校长室。校长接着说：“昨天和乡里分管组织的副书记聊天，他正愁着七一建党节给全乡入党积极分子上党课的事。我立马想到了你，你口才好，肚里有货，又还兼教初一的语文和初二的历史与社会。所以，我把这个活给你揽下来了。大概时间总在这几天，你准备一下。”校长比我略微年长几岁，出道较早，三十不到就跨入了校领导的行列，如今更是校级正职在身。他能力很强，有思路更有干劲，语言表达上更是别具一格，颇具鼓动性。
　　 彼时，三十不到的我不仅尚未入党，就连入党申请书都没有提交。一则感觉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距离自己很是遥远，只可“肃然起敬”；二则作为小知识分子的一员，受了周边一些同龄人“我又不想当官，干啥要自己找个箍套套”的影响，多多少少有些莫名其妙的清高在作祟。所以，当时的我算是典型的党外群众了。想到这里，我弱弱地问了校长一句：“我自己都不是党员，合适么？”
　　 “没什么，这正是我们的特色所在，就叫不走寻常路！”校长大手一挥，铿锵有力地说。
　　 于是，我接下了这个活。真当开始准备的时候，我才发现“讲讲容易做做难”。那时的网络远未普及，要查找资料只能靠读书时的历史和政治教材，以及工作后购买的毛选邓选等政治读物以及《南风窗》等杂志。好在那时的地摊文学比较发达，一些所谓的政治方面的奇闻异事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取。我东拼西凑，用了几天时间，终于罗列出了党课的授课提纲，还起了个比较应景的标题“风雨八十年，辉煌谱新篇”。
　　 讲课的那天很快到来，时间在6月份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上午，9点开始，刚好和我们的期末考试重合。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学生的干扰，授课地点放在了相对独立的初三教室，这还是因为初三学生已经中考完毕的缘故，否则要找这样的地方还真难。我们学校是典型的小规模学校，整个学校的所有建筑加起来就两幢：一幢是长长的连体建筑，总共两层，从左至右一次分布着教室、办公室和师生寝室，在右边的尽头，加盖了一间小屋，用作食堂；另一幢建筑就是近几年才兴建起来的厕所。这个初三教室，就位于连体建筑二楼教室群的右侧，和教师宿舍相连。
　　 我拿着准备好的授课提纲，提早几分钟进了教室。教室里已经坐了二十多个人，来自各行各业，着装上也比较率性和多样：有穿正装，西装加领带的；有穿休闲装，薄夹克加衬衣的；也有无风格，短袖加短裤的；更夸张的有位老兄，居然还穿着拖鞋。在行为举止上更加放松，有抽烟吞云吐雾的，有三三两两交头接耳的，有拿着砖头电话在教室里大声“喂喂喂”的。总之，怎一个热闹两字了得。看我走进来，除了少数几个人瞄了我一眼外，多数人没有任何反应，该干嘛干嘛，继续着热闹的氛围。此情此景，我的心里咯噔一下，感觉要完成这个任务并非易事。这种热闹的景象，直到乡里分管组织的副书记一脸威严地走进来，才被按下了暂停键。副书记言简意赅，直奔主题只说了两三句话，就把课堂交给了我。因为有副书记的“大家欢迎”的说辞，教室里总算勉勉强强地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我硬着头皮，翻开讲课提纲，开始按部就班地宣讲起来。一开始的十几分钟还好，因为有副书记在教室的后头压阵，除了几个零星迟到者进教室后引起一些小骚动外，整体的纪律尚可。但随着副书记的离场，再又大体安静了几分钟之后，先前的窃窃私语之声再次登场。我也知道，这次的受众群体来自方方面面，其中村干部村民代表村小组长以及个体户等占了很大一部分，自然不可能和学生群体一样安安静静地听课，但如此散漫的样状还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毕竟不是自己的全日制学生，和纯粹的体制内人员也不完全一样，因此也不能太直白地批评。事实上，即便我直白批评，这波人也未必买账，届时我会更没面子。但一点不管的话，又和老师的角色不相符合。于是，我只能用两招略略缓解尴尬：一招是突然暂停外加环视法，也就是讲着讲着突然停下来，然后佯装不带目的地环视几秒，其实是意有所指，指向声音嘈杂处；另一招是加大音量字正腔圆法，也就是不惜损害喉咙，适时提高分贝，弄出“东风压倒西风”的气势来。别说，这个方法还真有效。
　　 一个小时的宣讲总算结束，随着我的一声“谢谢大家”，教室里总算响起了较为齐整的掌声。这也应了以后宣讲界颇为流行的一种说法：“讲课讲得好，不如下课下得早！”
　　 第二次试水：为乡村两级干部宣讲中央全会精神。
　　 第二次宣讲试水发生在2007年9月份的下旬。此时，年龄三十有余的我已通过公开招考的方式实现了转岗，由教师成为党委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在新单位工作刚满一年。细说起来，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前，我刚刚经历了颇不寻常又略带心酸且尴尬的三个月：
　　 一年前公开招考到新单位的时候，我只知道自己是事业身份的转岗。以前在学校教书十三年，更多的是“自在小楼成一统”，对外界特别是教育之外的天地知之甚少，对于公务员、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人员、事业人员等等身份标签完全没有概念。及至到了新单位，要转各类关系的时候，才发现了巨大的尴尬：我们这个单位自有《公务员法》一来，工作人员一直是清一色的公务员属性，只是因为机构改革才让我所报考的这个岗位具有了事业属性，所以随着我的加入，让我们单位破天荒地有了一个事业身份的工作人员。因为工资算法各有体系，所以单位还要为我单独另造一张只有一个人的事业人员工资册，我恍惚间一下子成了新单位的“港澳台同胞”。而且这种认知，在每领一次工资的时候，都会得到一种强化。另外，由于和先前的职称体系不能相通，原先的中级职称不被认可，职称级别一下子滑落到了最低的初级状态。总而言之，原先在乡下学校所具有的副校长身份、中级职称全部归零，一切要重头开始。
　　 再说到我所报考的这个岗位的所在科室，在我来之前，总共两个人，科长在我去报到的时候刚刚提拔，拟去乡镇任职，剩下一个是前几年从乡镇选调过来的年轻公务员，是一名比我还小五六岁的女同志。我上岗之后，我们这个科室的人员架构就变成了我们两人。就业务的履职资历来看，一位是年轻的老同志，一位是年长的新同志。此后的大半年时间，单位并未明确新的科室负责人，我是以学生的心态和状态跟着这位年轻的女同志边学边做。所以，在我的认知中，她应该在事实上承担起了科室统筹的职能。她很能干，有思路，有人脉，会协调，会总结，我觉得跟着这样的小师父，也挺好的。
　　 但到了2007年的4月份，小师父请产假了。于是单位领导在4月底的时候，正式明确了我的科室临时负责人身份，并划定了这个临时负责人的时间轴为3个月。3个月后，如表现良好则将发文予以正式任命。为了加强我这个科室的力量，避免我成为“光杆司令”，单位领导又从别的科室调了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同志过来协助我的工作。就这样，我赶鸭子上架式的扮演起了这个临时负责的角色。好在毕竟有3年的副校长经历，再加上这半年多来跟着小师父的边学边干，整个科室运行的大致套路还是清楚的。俗话说“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么”，真的把我放在了这个位置上，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3个多月来，在科室老同志的协助下，我秉持“不怕吃苦、不怕吃亏、不怕吃瘪”的“三不”理念，该谋划就谋划，该对接就对接，该汇报就汇报，该加班就加班，勤能补拙，笨鸟先飞，完成了一个试点，做成了两项调研，举办了多项活动。自我评估一下，不见得有多出色，但应该是合格的。
　　 当初单位领导说好的3个月临时主持的时间轴很快到来，我还在想着要是单位正式任命下来我该如何和小师父相处的时候，更大的尴尬来了：单位领导微调了科室长产生的方式，由原先的下文任命改成公开竞聘上岗，而这个时候小师父的产假业已结束回来上班，并表达了参加中层竞聘的意愿。这时的我，就处在了一个两难的境地：若是竞聘后击败小师父上了科室长岗位，那让曾经带了我大半年也事实上充当临时负责人大半年的小师父情何以堪，这种“教会徒弟饿死师父”的笑话，我会觉得自己做人很不厚道；若是竞聘后败给了小师父，那这三个月名正言顺的临时主持身份和其中的艰辛付出又让我心有不甘。说实在的，有过领导干部公选进入考察阶段和两次公开招考成功经历的我，并不怕这种小儿科式的竞争，但在内心深处抵触这种情境下的竞争。于是，我犹豫纠结了许久，终于决定不参加此次中层竞聘。为此，单位主要领导还委托分管找我谈心谈话，希望我参加竞聘，我的回答是“机会以后还会有的，这次放下挺好”。
　　 就这样，小师父竞聘成功，成为名正言顺的科室长。许是怕我难堪，单位领导给我换了个科室，从原先的文明实践为主转到了现在的理论教育为主。好在分管领导都是同一个，这样适应起来会更加自然。“都是兵兵头，在哪干不是干！”明面上我是这样自我安慰的，但看到小师父意气奋发的样子，虽然退出是我自己的选择，但内心深处终究还是有些许的遗憾和失落之情的。
　　 第二次的宣讲试水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发生的。
　　 当时，我到新科室还不满1个月，正在进行新的学习摸索，情绪自然也谈不上有多高涨。且说某天中午快下班的时候，分管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很客气地给我布置了一项任务：“帮个忙，也算救个急，因为县里临时有会，下午你代我去下面乡镇作个宣讲，是关于中央全会精神的，主要讲和谐社会建设。”我一时有些没反应过来，分管领导接着说：“你临时主持过3个月的科室工作，我看你理论功底不错，思路清晰，表达流畅，完全能代我作好下午的宣讲。这个课我已经备好，待会儿资料发给你，车子我会让办公室给你安排好的，你先准备准备。”
　　 于是，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接下了这个临时任务。也是凑巧，下午我要去的这个乡镇正是我曾经教了十几年书的地方，人头大致还是熟的，相当于换个马甲回去讲理论。这个时候，临时主持过工作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由于分管领导说得比较简单，具体的会务情况包括参会地点参会人员开始时间等等都需要我去自行了解。我找到乡镇分管领导的电话，拨了过去。接通后我先自报家门，由于原先我在学校当副校长的时候就和该分管领导有过联系，彼此也比较熟悉，她很是客气地先表示“这样难得”，当我说明分管领导交办的代宣讲任务之后，我感觉她明显地愣了一下，下意识地说了句“他自己不来了啊”，随后马上补了句“你来也好的”。接下来，她很详细地告诉我下午宣讲的具体安排。我总结了一下，大概有三条：这个会三会合一，调离人员欢送会、近期工作布置会、理论学习会，我放在第三个环节；地点在撤乡并镇之前的老乡政府会议室；参加人员是乡村两级干部，大约有四五十人。这样一说，我就大体明白了。不知为什么，我的脑海里居然浮现出了6年多以前第一次宣讲试水的场景。
　　 下午1点时分，我坐上单位安排的小车，一路上不停地翻看分管领导准备好的讲课稿。终究不是自己撰写的提纲，再加上时间又很仓促，我一边看一边觉得有些脑瓜子疼。到后来，甚至还有了晕车的感觉，连我自己都奇怪。
　　 大约2点多的时候，我到了宣讲的目的地。因为以前在学校的时候，经常来开会，所以对老乡政府也算熟门熟路。我拿着讲稿走进老乡政府，凉风一吹，顿时感觉清醒了不少。上厕所解个小手是大家惯用的排遣压力的方式，我也不例外，在进会议室之前，先找到厕所放松一下。刚走进厕所，就碰到了熟人，一位原先学校所在村的村长。看到我，他很诧异地点点头，说了句“你怎么这样难得，来这里办点事啊”，我一时也不知怎么回答，只好含糊地回答道“嗯”。分管领导已在会议室门口等候，看我走过来，很热情地打了招呼后，告诉我会议已进入第二个环节，乡里的主要领导正在工作布置，大约还要半个小时样子。然后，把我引导进会议室，在第一排的右边坐下。我大略地观察了一下，会议室第一第二排大多是乡干部，坐姿比较齐整，后面几排是村干部，坐姿就比较放松。面色红通通的不少，还有些桌前放着山核桃瓜子花生等零食，不时地嗑咬一下，发出哔哔啵啵的声音。这个时候，我想起分管领导之前告诉我的，这个会的第一个环节是调离干部欢送。那么显然，它还延伸到了午餐。如此说来，倒也不奇怪。我也有了盘算，这种宣讲情境，原先那种中规中矩的方式肯定行不通，要临时作些变动。正想着，一阵掌声响起，台上的工作布置环节结束。该我粉墨登场了，分管领导先简要开场了几句，还顺带给我提了级别“邀请到了科长，原先是这里的校长”。又是一阵礼节性的掌声之后，我开始了宣讲。策略上我进行了调整，先是以十几年的学校工作经历套近乎，拉进情感距离，然后，按照“段子讲宏观，细节讲身边”的方法，再辅之以普通话和本地土话相互错杂的语言体系，东拉西扯，形散而神不散，用了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总算把“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探究”给讲了下来。事实证明，这个做法还是有一定成效的：尽管还是不免有窃窃私语声，但整体上还算给我面子，没有让我动用音量压制法。更加难得的是，当我举到一些小说、影视剧以及网络空间的段子的时候，有几个乡干部甚至还有个别年轻的村干部居然频频颔首，作共鸣状，倒着实让我有些受宠若惊的味道。走出会议室后，碰到几个熟识的乡干部，他们还称赞了我几句“讲得不错”。付出有点收获，也算没有辜负我的这番辛苦了。
　　 就这样，在经历了两次的宣讲试水之后，我开始了“红色布道者”的有趣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