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每天下午都会摆一张磨得发亮的石凳。
　　 石凳不是谁专门放的，是一块早年拴马的残桩，被鞋底磨平，就成了凳子。
　　 第一个坐在上面的，是阿黎。
　　 阿黎不是本村人，是五年前嫁过来的。丈夫长年在外做塔吊工，家里只剩她与一畦辣椒地。辣椒要趁露水未干时摘，摘完她就把竹篮搁在槐树下，自己坐在石凳上，用帽檐挡光，数公路上经过的卡车。
　　 她不知道自己好看，只知道自己“在”。在，就不断有人路过，停下，借火、借水、借问——
　　 “大姐，前面有饭馆吗？”
　　 “妹子，这辣椒卖不卖？”
　　 “姑娘，上海往哪儿走？”
　　 她递水、指路、称辣椒，偶尔也收下一句“谢谢”。那两个字像蜻蜓点水，点到为止，她从没把它们带回家。
　　
　　 二
　　 第三年夏末，村里来了个收旧手机的年轻人，叫小庄。
　　 小庄把面包车停在槐树下，挂出手写招牌：高价回收。
　　 他第一天就注意到阿黎。她坐在石凳上，篮里辣椒红得晃眼，像故意给他的广告牌补色。
　　 小庄递过去一支烟。
　　 “等人？”
　　 “不，等风。”阿黎说。
　　 小庄笑，以为这是城里姑娘的俏皮话。他蹲下来，帮她把辣椒按大小分成三堆，顺手把最大的那堆装进自己口袋：“我路上吃。”
　　 阿黎没阻止，只说：“前面五十里都没有饭馆。”
　　 第二天，小庄又来，带来两瓶冰镇汽水。
　　 第三天，带来一把折叠遮阳伞，替她把整个石凳罩住。
　　 第四天，他收走了她用了四年的旧手机，却把自己的号码存进新手机的首位。
　　 阿黎看着通讯录里孤零零的“小庄”，忽然想起丈夫走时，把号码写在她手心里，汗一浸就花了。
　　
　　 三
　　 冬天，槐树秃了，石凳上放了一只棉布垫。
　　 垫子是小庄从城里带来的，墨绿底，绣着白槐。
　　 阿黎坐在垫上，像坐在一片迟到的春天里。
　　 他们开始说话——
　　 说辣椒的辣度、塔吊的高度、说小时候偷摘未熟的柿子怎样涩得舌头出血。
　　 说到口渴，小庄就起身去买水。
　　 阿黎望着他背影，第一次发现：原来“被需要”也可以是一条双向的路。
　　
　　 四
　　 腊月二十三，丈夫回来。
　　 他给阿黎带了一条玫红围巾，也给槐树腰上缠了一圈彩灯，一闪一闪，像给树上了铐。
　　 除夕夜，丈夫喝着酒，说起工地摔死的人，说起明年要带孩子一起去城里读书。
　　 阿黎把围巾绕在脖子上，玫红映得脸发烫。
　　 她忽然起身，跑到槐树下。
　　 石凳上空空的，墨绿垫子被雪埋了一半。
　　 她蹲下去，把垫子抽出来，抖落雪渣，却发现垫子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小字：
　　 “谢谢你让我问路——小庄。”
　　 雪落无声，那行字像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再见。
　　
　　 五
　　 过完年，丈夫走了，孩子留下。
　　 阿黎每天仍去槐树下，把竹篮换成孩子的书包。
　　 她坐在石凳上，看孩子追蜻蜓，看卡车扬起的尘土，也看偶尔停下来问路的陌生人。
　　 她不再主动递水，但如果有人递给她一支烟，她会接过，借个火，然后指给对方正确的方向。
　　 她仍旧被需要——被孩子、被路人、被土地。
　　 只是，她学会了先给自己留一口水、一点风、一段不必回应的沉默。
　　
　　 六
　　 又过了几年，县道改线，村口修了高架桥。
　　 卡车不再经过，槐树被围上护栏，挂“百年古树，禁止倚靠”。
　　 石凳被挪到护栏外，成了真正的“遗物”。
　　 阿黎在树下开了一间极小的小卖部，卖水、卖烟、卖创可贴。
　　 她把小庄当年留的那把遮阳伞撑在门口，伞骨已经锈了，却还能挡住正午最毒的那缕光。
　　 一个午后，有个背包客站在门口问路。
　　 阿黎递给他一瓶冰水，顺手一指：“前方五十里，没有饭馆。”
　　 背包客笑，接过水，问：“你怎么知道？”
　　 阿黎也笑，指了指自己：“因为我曾坐在路边，被人问过一万次。”
　　 背包客走后，她忽然想起小庄，想起丈夫，想起那些曾经只需要她一个答案的人。
　　 她低头，看见柜台玻璃下压着那张旧手机里的SIM卡，卡背面还留着一行几乎褪尽的数字。
　　 她把它拿出来，对着太阳照了照，像照一张过期的车票。
　　 然后轻轻一抛，SIM卡落进收银机抽屉最深处，像一枚不再流通的硬币。
　　
　　 七
　　 傍晚，孩子放学回来，把书包往柜台一扔，跑到槐树下。
　　 护栏太高，他够不着树干，只能仰头看叶子。
　　 阿黎走过去，把他抱起来。
　　 孩子的小手摸到粗糙的树皮，忽然说：“妈妈，这树好像一直在等谁。”
　　 阿黎把脸贴在孩子汗湿的鬓角，轻声答：
　　 “它谁也没等。
　　 它只是站在那里，
　　 先让自己成了阴凉，
　　 然后才有人过来歇脚。”
　　 孩子听不懂，但阿黎知道，这就是答案。
　　 她牵着孩子往回走，夕阳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两条从树阴里走出来的路——
　　 一条去向远方，
　　 一条回家。
　　
　　 选自《巢圣微型小说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