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能从事自己所喜欢的工作，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从1987年开始至今，工作单位几经变化，但转来转去，都在新闻这个行当里，晃眼２０多年，之所以能乐此不疲，长久坚守，就是因为对这个行业的热爱。所以，从内心深处，特别感激当年领我走进这个快乐职业之门的胡本揣老师。
　　 在仙居县教育局、政协工作时，我为对口的上级教育、政协相关报刊，写过一些新闻稿件。当时主要是为了完成单位的新闻报道任务，不经意间，弄出了一些小名气。一是上稿多，在台州的兄弟单位里，总是名列前茅；二是稿件质量也不错，有几篇反映教育、政协工作的稿件，引起业内关注，反响较大。在县政协工作时，与在仙居县委报道组工作的老胡，同在一个院子上班，与他相熟后，偶尔会跑到老胡的办公室坐坐，我尊称他为胡老师。有一次，老胡问我愿否到报道组工作，我不加思索，就答应了。因为从事新闻工作，是我早就有的职业理想，这几年，写了些新闻报道，更是喜欢上这个职业了，同时也觉得政协机关太空闲，不适合自己。老胡见我爽快地答应，笑得非常开心。不久，我就到报道组上班了。
　　 当年的仙居县府大院，是花园式建筑布局，大门朝西，主体是一幢连廊三层木结构建筑，四周有附属小院，古木参天，环境幽然，县里几套班子、主要单位，集中在这里办公。那时候每个单位人都不多，整个院子加起来，也就200多号，但比较起来，报道组是更小的单位，就老胡和我一老一小俩个人。单位虽小，工作重要，县里的主要工作、经验、成就，全靠报道组宣传出去。县里的主要领导，十分看重。
　　 报道组的办公房间，在连廊建筑靠北三楼，紧挨县委、县政府领导办公室。进门出门，大院里上下班的人，包括县领导，对老胡都十分尊重，一些县领导，也都称呼老胡为老师。还得知，本揣老师在报道组已经工作了大半辈子。
　　 初来乍到，本揣老师就点拨说，报道组做的，就是新闻记者的工作，做好工作要“三靠”：一靠一双大眼睛观察，二靠一双大腿跑路，三靠一个大脑思考。我把本揣老师的话记在心里，细细琢磨，用这“三靠”指导自己的工作，先是跟着他一起采访、写稿，接下来就是“单打独斗”，很快进入了角色，采写的一些新闻稿件，接连在《台州日报》、《浙江日报》上发表。本揣老师看到后，非常高兴，拿着一把尺子，一把裁纸刀，把这些见报的稿件，认真地裁剪下来，贴到一个本子上，还常夸我有天赋，进步快。
　　 剪报是本揣老师坚持多年的传统，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认真翻阅报纸，把各报有关仙居的报道裁剪下来，用于以后查阅，方便年终考核。后来我也养成了剪报的习惯，把自己见报的稿件，裁剪下来，贴在本子上，多年下来，贴了好几大本。这是一件小事，但对人生来说，却是一件大事，它是自己工作成果的集中与检阅。
　　 仙居是山区，当年还是贫困县，交通不便、通讯落后、信息闭塞。出去采访，靠的是公交车、三轮卡、自行车，跋山涉水，行路艰难；联系稿件，手摇电话要等半天，上发稿件，靠邮政寄送；到了乡村，住的是简陋的乡镇招待所，夜宿农家是常事。那时候，我属初生牛犊，精力旺盛，人也勤快，于是跑出不少新闻，但多是小稿，大稿不多。
　　 我常拿自己稿件，与本揣老师见报的稿件进行比较，发现他写的东西，主题新鲜，角度独到。有一次与本揣老师聊到这个问题，他指点说：新闻贵在题材新、主题新、表达新，写新闻要学会想问题、提问题、发现问题。他还给我讲了一个例子：八十年代初，乡镇企业刚刚起步发展，临海有家地处乡野僻壤的乡镇企业，因为生产发展需要，在临海市区张贴广告，向城里人招贤纳榜，结果很多城里人报名应聘。临海报道组的一位同志发现此事后，就把这家企业的招聘广告撕下来，寄到浙江日报，报社编辑根据这条广告，整理出一条新闻，在浙江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后来还获得省好新闻一等奖。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城里人去乡下就业，新鲜！
　　 此后，我记着本揣老师的话，记住他说的这个故事，带着提问题的思维，去发现新闻。仙居原是种桑大县，但因丝绸行情变化，农民种桑养蚕热情大受挫伤，全县各地出现了毁桑改种现象，但我听说杨府乡蚕农依靠科技，种桑养蚕还是获得了好收益，说明科技的威力。于是，我来到地处大路村的乡茧站收购点，以现场新闻的方式，采写了《茧站门前听算账》一稿，二三天后，浙江日报便在一版显著位置刊出。
　　 此后，带着问题找新闻成了我的一个重要习惯。在仙居报道组工作期间，我写出了《农家老汉剪彩记》、《仙居农民敢打国际广告》等一批题材新鲜、主题深刻的稿件，其中有四五件先后获浙江省好新闻奖。
　　 报道组主要承担县里对外宣传职能，虽然面向各级各类报纸，但主要服务于浙江日报、台州日报两级党报。那时候没有电脑，稿件全靠手写，为了提高稿件录用率，我们起草好稿子后，用复印纸复写，一次最多可复写五六份，最清楚的两份，就投稿到《浙江日报》、《台州日报》。本揣老师特别重视浙江日报，我们俩及县里的通讯员，在《浙江日报》上有稿件见报，他总是乐呵呵地笑，还常给通讯员打电话祝贺。时间长了，我向本揣老师又学了一招，那就是用《浙江日报》的用稿标准写新闻，长此以往，颇有收获，在以后的新闻生涯中，这也成了我的一种习惯。
　　 那时候，本揣老师年近六十，虽然满头白发，但很有精气神，一天到晚，不是上山下乡，就是跑县里各个单位，有写不完的新闻。一方面是因为本揣老师的好人品，好人缘，全县各部门、乡镇的通讯员，乐与他做朋友。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很重视通讯员队伍建设，报道组办公室，常是人来人往，本揣老师把这称为“接地气”。有了一大批围绕身边的通讯员，就有鲜活的新闻线索、新闻选题。本揣老师也十分重视与报社的沟通，一年中，总有几次带着我去杭州，到《浙江日报》编辑部听取报道意见，汇报选题。浙江日报社的韩林夫、杨兴萱、凌顺龙、陆梅阳等，我就是在他带领下认识的，他们后来都成了我很敬重的老师，本揣老师把这称为“接天气”。跟着他几年，我深深理解“接天接地”、“顶天立地”对新闻工作的重要。
　　 我跟着本揣老师，前后近三年时间，就是这样点点滴滴学习并进步。其实，从他身学习到的，除了新闻业务，还有本份、诚实、勤俭、自律等很多品质。
　　 在当时，出差要带粮票，跟着他到浙报，他总是要到街上找面条吃，因为吃饭费粮票，也贵。面条是三两一碗，吃不饱，点面条时，他要求“面条加两”。这一习惯，给浙报边上宝善桥一家面店老板，留下了深刻印象，老板与本揣老师相熟后，看到他来，马上就笑问“面条加两？”几十年过去了，本揣老师“面条加两”的声音，恍如昨天。当年县里一位领导派我们去上海，采访一家在上海的仙居工程队，一天晚饭后，工程队老板给我们送“红包”，本揣老师坚辞不收，严厉地说：“收了你的钱，我们就不好写文章了。”弄得这个老板很是无趣。
　　 虽然是山区县，还是小县，但这些年仙居连年被浙江日报、台州日报评为报道先进县，时任县委、县政府领导，对报道组的工作，都非常肯定，时任县委书记颜安兰，有次专门来报道组，看望我们，笑说老胡与小胡“二胡协凑曲”弹得好！
　　 记得有人说过，一个幸运的人，在人生道路上总会遇到一些非常重要的人，他们让你学而有术、有法，甚至有道。离开仙居报道组后，我虽一直在新闻行当里，历经好几个单位、岗位，先后很幸运地遇到许多人生重要的人，而本揣老师无疑是我新闻职业当中第一个重要的人。
　　 离开仙居时，我曾向本揣老师道别，记得当时他对我说，再过几个月，他就到岗退休了，但县领导希望他留着再干几年。看着他硬朗的身体，我说虽然工作需要你，但身体第一，工作第二，他笑着点头称是。此后，与他也没有什么联系，只在《浙江日报》、《台州日报》上还经常看到他的文章。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我从台州日报社调往浙江日报记者站上班不久，就从仙居朋友口中得知，本揣老师生病了，还是肝癌晚期，我很惊愕，就想抽个空闲日子去看望他，但没想到的是，才过几天，就传来本揣老师去世的噩耗。
　　 在本揣老师的追悼会上，我撰写了“躬耕勤作养儿育女操劳一辈，能文能武耿直率真乾德一生”的挽联，还作为他生前好友代表，作追悼发言。遗憾的是，面对这样一位为宣传仙居贡献了毕生精力的人的早逝，县里时任领导，竟然没有一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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