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发小情谊的变奏（散文）
　　
　　 时间过得真快，这一晃儿，我跟我最要好的发小“老辉”又十多年未见了。上次谋面还是在2014年的5月，我的老父亲去世时，他来吊唁的时候。由于当时过于忙碌，也没有时间跟他说太多的话，仅仅是打了个招呼，过后我曾张罗同班的同学在一起吃饭，他也没参加，我知道他不愿见我。他的这种表现令我不解，让我惆怅。其实，这种注定要走向疏离的迹象早在九十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只不过当时我不愿把事情往坏处想而已。到本世纪初的时候，表现的就很明显了，不但我请客他不参加，甚至凡有我出席的场合他也都一概不露面，在刻意地躲避着我。所以，近二十多年来，除了在彼此家里的红白喜事场合外，我俩就没见过面。尽管这样，凡是遇到跟他有所接近的同学时，我都要借机打听他的情况，所以，关于他，我还是零星地掌握一点情况的。退休以后，我总是不自觉地回顾往事，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想到他，尤其是在最近，想他的时候就更多了。因为与他相处的过程里，不仅是时间比较长，涉及到的事情比较多，更重要的是其中蕴涵着许多关于个人成长和为人处事的人生道理。
　　 一
　　 我跟“老辉”相识于1970年的大官小学，那年的春天由于我家搬到了十一道街居住，我转学到了这所学校及他所在的班级，从此开始，我俩就结下了迄今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回想起来，我俩能够结交起来，还是得益于班主任徐桂清老师。当时“老辉”是班长，我虽是后到这个班的，但是我学习好，所以，我俩都是老师喜欢的学生。在课余的时间里，我俩会同“大熊”、“雨子”等同学经常去老师家帮助她做些家务。许老师有三个孩子，一对儿双胞胎女儿和一个儿子，年纪都尚小，她爱人在市机械局供应科工作，经常出差不在家，老师的负担很重。所以我们就经常去老师家帮她做点事，减轻她的负担。相应的，我们几个同学也通过这件事，得以交往下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我们这几个发小般的同学中，“老辉”家的生活条件是最好的。他爸爸是搪瓷厂的保卫科长，妈妈是福民幼儿园的老师。他在家里最小，爸妈和哥哥姐姐都宠着他。据“老辉”跟我说，他家在五十年代的“三大改造”之前是做运输生意的，拥有一个运输队，养了多辆运货的大汽车，在公私合营时都被收归国有了。他的家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那套古色古香的八仙桌、大衣柜和两把太师椅家具，尤其是挂在墙上的那个除了报时外，还能演奏出各种好听音乐的古钟更令人称奇，我每次去他家都要去看看这件神奇的东西，如果恰好赶上它演奏音乐，我心里会很高兴。我认识“老辉”时，他的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都已经结婚出去单过了，家里仅剩下爸妈和他。当时他家住在六道街的一间平房里，“老辉”住在厨房里侧间壁出来的一间很小的屋子里，地下勉强能站着或靠近桌子坐着一个人，炕上可以睡两个人。这样的条件在那个年代里就很不错了，同学中还没有谁拥有自己单独的房间呢。就是这种逼仄的地方，成了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经常光顾的俱乐部，人稍一多点的时候，就一个人站在地上，其余的人都坐在炕上，大家其乐融融地交流着各种有趣的事情。后来，随着我们逐渐长大了，特别是参加工作后手里也有一点钱了，就时常在这里聚会抽烟喝酒，谈天说地。
　　 “老辉”是一个很厚道的人，他从不说谁坏话，也很少发脾气，在班级的同学中威信很高，他当班干部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极其善于做同学的思想工作，不论是什么样的同学，也不管男生还是女生，他都能跟对方谈得来，把对方说得心服口服。这在七十年代，学校秩序混乱的形势下，他能做到的，许多老师都做不到，因此，他在学校的领导和老师那里很受赞赏。
　　 二
　　 在距离小学毕业还有两年的时候，由于我家搬到了南台，我就离开他们，转学到北台小学了。我虽然转走了，但还是隔个十天八天的经常去六道街许老师家坐着聊天，跟老师汇报我在北台小学的情况，遇到困惑的事，许老师总是对我加以指点，端正我的认识。许老师家距离“老辉”家很近，也就几百米远，所以，我还是如以往那样去“老辉”的那间小屋去玩。大约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我发现不知他从哪儿弄来了许多书，总是看了一本又一本。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越来越多地是听他讲书中的故事，比如，《牛虻》里亚瑟与琼玛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与冬妮娅的故事，还有《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拿破仑、杰克·伦敦、莫泊桑小说里的故事，还有艳阳天、金光大道等等。这些书，他看完了，我也借过来看，也有的书他着急还回去，我就看不到了。例如：《拿破仑传》，《杰克·伦敦传》等，我就没看着。向他借书看，我印象最深的是两本书：一是《唐诗三百首注释》，这本书他不想借我，说时间太紧了。我执意要借，就说，我只看今天这一晚上，明天上午就给你送回来，他无奈地说，那行吧，说话要算数啊。我说，你放心，我说到做到。当时是傍晚的时候，我拿起书就回家了。到家后就开始看书，看了一会儿，感觉这些诗词真的是太美了，这样看不行，得把它留下来以后慢慢地看。于是，我赶忙拿过一个较厚的本子，坐下来开始抄写，边看边抄。好在每首唐诗都不长，我就从头到尾地抄了起来，对于其中好的释义也顺便抄下来。大约从晚上七点钟左右开始抄书，一直抄到次日早晨6点多。然后洗了一把脸，吃了点饭，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大约在八点多的时候就起身去他家如约还书了。此后，每当闲暇的时候，我都要拿出这个手抄本看上一阵子。这个手抄本奠定了我对唐诗学习的基础。再一本书是汪子嵩、张世英、任华编著的《欧洲哲学史简编》。这本书已经被看的很破旧了，封面发黑并且下面还被撕掉一大块，内页的纸张也都发黄了，开始的十多页都卷曲了。可见这本书被多少人看过了多少遍！我一看这书的样子就断定这是一本不凡的书。这本书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欧洲哲学思想，认识了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笛卡尔、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康德等一大批早期哲学家，看了他们的这些思想，真的令我振聋发聩，顿开茅塞。如：关于真理与智慧，灵魂不朽，认识你自己，人是万物的尺度，我思故我在，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等思想和观点我感到无比的新奇，至今仍记忆犹新。我读这本书的时间大约是在1973年左右.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很深，尤其在思维方式上影响尤甚，以至于后来读大学时，对于哲学、历史、政治、逻辑、科学社会主义等的学习奠定了很好的思想基础。这本书在阅读的时候我是认真地做了读书笔记的，书中几乎每位哲学家的思想我都记录了下来，对于其中我感兴趣的观点，我还用红色圆珠笔写下了我的认识和理解，对于个别我不赞同的主观主义唯心论的观点，我还写下了批判性的备注。这本书我大约看了一个多星期，写下了挺厚的一本读书笔记。在“老辉”这里直接和间接接触到的那些书籍，可以说是我成长初期一种重要的启蒙，这种不期而遇的收获在一定意义上说，其影响要远远大于在中小学校那里获得的书本知识。
　　 三
　　 随着读书的增多和知识面的扩展，我与“老辉”间谈话交流的内容日益增多和加深，他的小屋是我俩聊天最多的地方。一般都是在周末的时候，我先在家里吃过晚饭后，坐公交车去他家，这时他还没吃饭，他爸爸在做饭。他用一个硕大的破旧搪瓷缸子泡上浓茶放在一边，再准备两个小一点的玻璃杯，用于我俩喝茶。我坐在地面的凳子上，他坐在炕沿边，我俩就在他的小屋里边喝茶边闲聊。待他吃过饭后，我俩就出去散步，先是向西从葛布桥走到浑河北岸，然后沿着新城路走到宁远街，从永安桥回到浑河以南，再折返走回六道街的家里。这一圈要走大约两个半小时，走路谈话的内容很广，也很多，涉及到对人生的理解和认识，涉及到对文学作品中人物的评价，也涉及到对历史人物的看法，当然不可避免地也涉及到对当今世界和社会现象的一些看法。特别是有一次，我俩谈到了彼此都新看的电影《大浪淘沙》，真的是激情澎湃，深深地被大革命时期那些青年人的革命精神所感染。总之，谈话内容都是些比较宏观且充满了正能量的话题。这些话题看起来距离我们比较远，好像也用处不大，实则不然，对于十六七岁到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人来说，正是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形成的时候，这些内容的确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快走到家的时候，我俩顺道买点熟食和啤酒，有时是白酒，在他的小屋里，就摊开这些吃的，边喝边聊。大约要持续到天将破晓才能结束，由于实在太晚了，我就顺势睡在他的小屋里。几乎每次都是这种模式，这样的交流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次。跟“老辉”这种小屋彻夜长聊，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中期，该地区拆迁改造为止，时间长达二十余年，因此，我对这间小屋的印象极深，感情也极深：它仿佛是我们交往的避风港，又好似我俩友谊的小堡垒，虽狭小逼仄，却装满了数不清的欢笑与梦想，承载着我们青春岁月里最珍贵的回忆，在这种“小屋长聊”的岁月，恰是我们这代人成长的关键时期。在这样的过程中，我跟“老辉”这般特殊的交往所结下的友情既是难得的，又是弥足珍贵的，这是我至今尽管他总是对我避而远之却始终如初，且思之念之的原因所在。
　　 四
　　 由于每个人的成长周期是不同的，人生的高潮到来的早晚也就不同。“老辉”是属于那种人生的高潮到来得比较早的少数人，相对于“老辉”来说，我则属于开悟比较晚的人。在我即将开悟的时候，恰好遇到他，当然就是我的幸运了。而他的人生高潮主要就体现在他的中小学阶段，在这一阶段，他的发展已经达到作为一个学生的最高层次，此后就发展平平了。
　　 他中学毕业就下乡当了知青，大概是考虑到他在学校时的地位，组织上就安排他当了青年点的点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方面，他的确不适应农村的劳动和生活，另一方面，根据政策，他妈妈提前退休，他可以接班，这样他就提前回城接班了，被安排到一家区属集体所有制企业——空气压缩机厂当工人。这是一家不到一百人的小企业，人才很少，如果他能安下心来好好干，也能发展的挺好，但是他还是不安心工作，总是迟到，几乎没有按时上班的时候，所以就跟领导的关系比较紧张。但此时，他的运气也来了：先是这家小企业被当时的一家国有大企业——国营起重机厂给吞并了，恰在此时，他不但考上了市总工会举办的职工业余大学中文班，这个班的一位同学还主动帮他弄到了一个全民职工的指标，这样他摇身一变就成了一名全民职工，等于进到了体制内，所以就被这家国企安排到保卫处，成为国企的一名保卫干部。但是，名为保卫干部，日常的工作就是三班倒地看大门。对这样的工作，他还是不不称心，同样不好好干，每天就是混日子。这时，我也大学毕业好几年了并且已经是党校的讲师。期间，我还是经常到他的小屋去聚会和聊天，谈一些自己感到困惑的事情。我发现了他的颓废情绪，曾多次地规劝和鼓励他，但是他听进去的时候很少，更谈不到去改进了。大约在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国企改革开始了，他也意识到了自己有可能被买断下岗，如果真的是这样，前途就更加黯淡了。恰在这时，他的连襟是市老龄办的副主任，其所在单位正在准备招聘一名有一定写作能力的科员。“老辉”正好有中文专业的大专文凭，于是就抓住这个机会离开企业，进了事业单位成为一名职员。刚开始的时候，他对机关的事务不太明白，有些文案他写起来有困难，我就利用晚上的时间，来到他的办公室，帮助他整理这些材料，同时辅导他该如何做好机关的文字工作，处理好人事关系。这样，帮助他很快度过了陌生的困难阶段。
　　 这以后，由于我的工作更加忙碌了，不仅党校的教学科研任务较重，还被外派到市委宣传部和党史研究室以及到基层企业担任副厂长锻炼等，所以，这期间跟“老辉”接触的就相对少了一些。大约到九十年代末期的时候，我就被提拔为党校主管教学的领导了，这时在闲暇的时候，我俩在一起聊天，我明显地感到他说的话减少了，我如果不主动找话题，聊天就很难进行下去。随着聊天的减少，我安排的几次好友聚会吃饭的机会，他也不愿参加了，即使参加也是情绪不高。2002年的下半年，我被调到市委政法委主管稳定工作，“老辉”就基本不跟我联系了，遇到同学的孩子结婚，有我参加的，他也刻意回避了。保持了三十多年的一对“发小”就这样开始疏离了，虽然此后在某些特殊的场合里，我俩也见过面，但他也在躲着我，实在躲不过去了，也就勉强简单打个招呼，说几句无关痛痒的闲话就分开了。
　　 有人说，“许多人与人的关系都难逃处着处着就淡了，走着走着就散了的结局。”看来我与“老辉”的交往也难逃这一所谓人际关系的“铁律”了。最近，我一直在思考，我俩的关系走到今天的地步，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我理解，人与人相处、相悖的基本动因无外乎利益、情感和人性三个方面。就利益而言，我俩之间自始至终就没有涉及，更没有计较一丁点物质利益，不论是在家里吃饭，还是在外面吃饭，大多数情况都是我花钱多，因为小的时候是姥姥给我钱，长大工作后，我的工资都是我自己花，在同学中我一直是最富裕的。他求我帮助的事，我几乎就没有拒绝的时候，都是全心全意的帮助，同样的，他对我也是如此。所以，在利益上我俩绝无任何纠葛。在情感上，可谓肝胆相照，不是兄弟胜似兄弟。这一点不论是彼此的家人还是同学朋友都有口皆碑，不存在任何的龃龉和非议，甚至连意见分歧都没有产生过。这两方面都没有问题，看来就是人性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又一时难以把握，说大则大，说小则小，比较难说清楚，我想大概是出在人性这两方面的表现上：一方面是差距问题。在差距面前是最能显露人性的。在学校的时候，不论是小学还是中学，他都是“学生领袖”，这期间是我在向他学习。中学毕业后，他在事业发展上，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而我则很快就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的几十年里，一直顺风顺水的发展，直到最终退休，可以说，起码是我们同学中发展最好的之一，而他却在几十年里没有明显的变化。就人性的普遍情结看，愈是熟悉的身边人超越或好于自己，其痛苦愈加强烈。人性的另一方面表现就是自尊。自尊是人的基本属性之一，我俩之间的关系发展到后来，包括老师和同学在我俩之间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微妙变化也是他难以承受的一种失落，进而导致其自尊的受损，这就产生了凡是我出席的场合，他都不参加的奇怪现象，这其实就是一种“既生瑜何生亮”的无奈。我对此虽然心知肚明和感同身受，但又无力救赎。这种悲剧是历史与命运造成的，作为当事人之一，面对我们之间曾经的宝贵情愫又何尝不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呢？而同样遭受更大痛苦的“老辉”选择回避谁能说不是一种明智的举动呢？
　　 如果这样的分析能够站住脚的话，换位思考，我要是他，我会如他一样的表现吗？扪心作答，我想极大的可能也会那样的，这就是人性使然。既如此，那就莫如潇洒地放下往昔旧事的拉扯，双手作揖相忘于江湖，完成作为成年人互不相欠的情感成全，顺其自然，各自都保有一份美好的回忆，过好各自的晚年生活。至此，我想到了清代词人纳兰性德的诗：
　　 《木兰花·拟古决绝词柬友》。全诗为：
　　
　　 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事秋风悲画扇。
　　 等闲变却故人心，
　　 却道故人心易变。
　　 骊山语罢清宵半，
　　 泪雨霖铃终不怨。
　　 何如薄幸锦衣郎，
　　 比翼连枝当日愿。
　　
　　 2025年8月28日于上海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