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网上流传有一首叫《借米》的歌，我认为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搞笑娱乐的。然而于我，却有着一段酸楚的经历。
　　 我家住在湖南省西部边缘武陵山区的一个小山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集体田地下放到户，大约是一九八一年开始，到一九八二年结束。因为我们村人多田地少，基本上每年都要和附近乡镇（当时叫公社）的一些村借个把月粮食，生活相当困难。直到下放到户后，加上“瓜菜半年粮”，勉强可以度过五六两个荒月。但是，头几年因为没钱换良种（改良后的稻谷种子），加上也不太相信良种一定就高产，父亲总是用上一年节余下来的谷种来育秧，记得大多是“南京一号”、“湘州五（六）号”，还有几种好像叫“威优”、“辐射”等。相对于良种，我们都把这些统称本地种。基础好点的人家，还种点糯米，逢年过节的好打点糍粑，那种稻谷我们叫“大颗糯”，稻杆好的有成年人高，但产量特别低，好多人家不肯种，需要用时，通常拿钱和人家买，或者三斤粘米换一斤糯米，关系不好的，人家还不肯和你换。
　　 秋收时，看到用良种的那些人家相同稻田面积要比我们多产几担出田谷，母亲眼里总会流露出很明显的羡慕眼神。她对父亲说，明年我们节约点，也要换良种，完全不是商量的语气。我们都明白，母亲这次是下决心了，心里一下热了起来。因为，如果我屋也用良种，我们就可以减少或者不会再和人家借米了。
　　 说到借米，那时是村里常有的事，有的人说一时来不及打米（稻谷脱壳），有的人说打米的那个人走亲戚不在家，其实是家中柜子里没稻谷可打，也就是说断粮了，只好向别的人家借。关系好的可以等你通新（就是秋收）再还；关系不好的，要么不借，要么就要你下一场（就是赶集）买米还人家。这种事，大都发生在三至七月。
　　 我屋里五个人，父母加上我们三个孩子，田土面积不多，到底有多少水田多少旱土至今我还不清楚，记忆里不抛荒全种上，丰调雨顺年成，出田谷大约二十担（每担约一百斤），玉米大约也就是一千五六百斤，另外主粮还有一样，就是红苕，大约也就是千把斤样子，且还是人猪共食的一类，别的瓜瓜菜菜就算不了帐了，总之就是不多，还算父母是勤劳肯做的，有些人家连个菜都没有。当时我大约十四五岁，妹妹小我三岁，弟弟小我六岁，弟妹除了怕父母，还怕我，现在想起来，他们应该最怕的还是我。
　　 我父亲是个既老实又爱面子的人。他的东西，人家可以随时借、随时讨，他只要有，都很大方，但是，当他没有的时候，却拉不下面子去和人家借，更别说讨了。甚至他借出去的东西，人家忘记还或是很久还没还，他都不好意思去取回来，每当这时，他就命令母亲或者我们去取，我们倒是不敢反抗，只有母亲有时忍不住说他几句，说归说，但是最后还得去。
　　 取回东西还好，要借东西，村里人家一般情况下都是要大人出面的，心怕孩子出面今后大人不认账，这种现象有，还不少。就因为这条“规则”，我们家借米借钱借油盐等事务，基本上落在母亲头上。久而久之，我们三兄妹私下里调侃母亲，说她是我们屋里最不要脸的那个。现在想起来，心底禁不住地涌起一番别样的滋味，很疼！
　　 其实，我有时也很纳闷，为什么母亲每次都可以借得，或多或少从不落空？母亲和人家开口借的时候，她心里慌不慌？难道母亲真的不觉得丑、真的不要脸吗？但是我们都不敢向母亲要答案，我们都知道，这个答案很重，我们扛不住！
　　 村子里的人，大多是肯做的勤快的，我父母亲也是一样，每天早早就出去做农活了，或看田或整土，或砍柴或打猪菜割牛草。学校还没开学，每天他们出门时，总要叫醒我们，叫我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就像母亲常说的，她不养闲人。然后母亲又说，今后做功夫，家里哪个回来得早就负责煮饭。从此，第一个回家的人负责煮饭，成了我们家一条规定。煮饭，对当时农村孩子来说，真不算个事，我八岁时就会，还会炒简单的菜。然而，家里有米还好办，家里柜子里没有米了，就意味着要借米。借米可是个大问题，不会借不仅借不到，有时难免还要受些气，人家一个借口就可以不借你，因为人家怕你还不起。记得有一次，母亲叫我去村里一个伯娘屋借米，我带着一个小木箱（就是父亲用五块板子做成的一个简易盛器，我们叫箱，大的叫斗，村子里基本上每家都有，这种箱子，通常可装五斤米左右），同时叫上小弟和我一起去，因为我也是要面子的，叫上小弟就是让他去开口借，他其实很不想去，但我鼓了他一眼，于是就老老实实跟着我出发了。我们搓搓索索地磨到了那个伯娘屋里，看到我抱着个箱子跟在小弟后面，小弟还没开口，那伯娘就抢先说，她还准备到我屋借米去，说她家也没得米了。我讶异了，来时母亲说，伯娘屋是前天才打米的呀，怎么就没得了呢？我和小弟只好悻悻而归。拆返时，我深深地睨了那伯娘一眼……回到家里，看到我俩兄弟一副落魄的样子，母亲只问一句，没人到屋？我说，到，人家不借。母亲说，借不到米，那我煮红苕了。我和小弟无语，老老实实地去灶前帮母亲烧火蒸红苕。
　　 从此，出早工打柴或割草干农活的我们，都不肯做那个第一个回家的人。
　　 记得有一年夏天，我和弟弟早工上山去砍柴，那时基本上没人外出，大家都在村子里生活。村里的生活就是这样，忙时做农活，无外乎是春种夏管秋收冬藏，除了这些，就是上山砍柴，家家户户前屋后角角旯旯都堆满了柴草。因此，我们砍柴一般都会走出较远。当我和小弟捆好柴草准备回家时，已经快到中午十二点了，肚子开始咕咕叫了。
　　 那阵子，因为生活还较困难，大部分人家都很节省油盐，我家炒菜也是这样，一根竹筷，一头扎起一小块白布条，炒菜时，扎着布条的竹筷子在油罐子里蘸两下，然后在烧热的锅子里滚一圈，就算着油了，然后就炒菜。由于油盐少，所以吃得多也饿得快。我们往回走了两三里路，正好到一丘田边，田里还有水，小弟说，我们歇会吧，我有点渴了。我说，这是田水，喝不得，会拉肚子的。他说，我也饿了，不管了，就当先填一下肚子。就这样，我们就把两担柴靠到了一起，在柴下面的荫凉处休息。过了一会，我对小弟说，我们走吧，再不走等下太阳还要大，那时还要饿，就走不动了，加上还要挑柴。小弟看了我一眼，说，我不想做第一个回家的人。听了小弟的话，我眼睛一热，但是我不敢再看他的眼睛。
　　 就这样，那种煎熬的日子就像一列快要脱轨的绿皮火车，踉踉跄跄地走着。在我高二快结束的一个周末，我从离家约有六十多里的学校回到家里，天已煞黑，家里父亲正在坐在院坝里吸着旱烟，那天没有月亮，只看到父亲的烟火星子忽闪忽闪的，闪亮的时候，我看到了他那一张憔急的脸。屋里，煤油灯光如豆，忽明忽暗地在小饭桌上摇曳着，弟弟妹妹相对坐在饭桌前，一人拿着一个苞谷粑，艰难地吞咽，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我回头问父亲，我妈呢？父亲说，帮你借米去了，都去两三个钟头了，饭还没吃，也没回来，不知借没借得到。稍停一会，他又说，粑粑在锅子里，自己取，我们都吃这个好几天了，大人还勉强对付，只是苦了这两个胃口不好的家伙，什么也吃不得，这会估计还磨叽呢，我也懒得讲他们。只是你妈，做一天活，一回来就出去，唉……父亲无奈地叹了一口气，火星子又一闪，我仿佛看到他眼里有东西在闪。
　　 我放下书包，抓起一个粑粑，就跑了出去。身后，父亲问，你去哪？我找妈去！我头都不回应道，然后匆匆地赴进了夜色中。
　　 我急急忙忙地跑了大半个寨子，最后才找到了母亲。在火把的照耀下，我看到她满脸的疲惫，同时又有一丝慰籍和兴奋，她举着个小米袋，冲我笑了笑，说，跑了不知好多家了，最后有三家人借我，合计一下刚好有五斤，正好凑足你一个星期的伙食。我接过米袋说，我们回家吧。手捧着只有五斤米的小米袋，可我却觉得沉甸甸的，这小小的米袋，似是大山一样，压得我顺不过气来，什么都说不下去了。
　　 路上，母亲对我说，安心学习，钱米我和你爸会想办法的，你在学校吃，也不要委屈自己，我们在屋里头，好对付。说到这里，母亲笑了，我却哭了……
　　 如今，父母已是两鬓苍苍，我也年过半百，每当想起借米的一幕幕经历，总会要对女儿说教说教：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2025年8月30日于花垣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