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栖居人间的天堂西湖，是我的伤心地。
　　 六十八年前的西湖，是江南赠给世界的一封情书。我在浙江大学中文系就读，一到礼拜便到西湖断桥上欣赏美景，也想给报刊投投稿换取点稿费，更重要的是让我祝云山的大名挺立在报刊上，一鸣惊人。
　　 西湖三面云山一面城，千年文化浸润的碧水，藏着白蛇传说的柔情、苏东坡笔下的风雅、林逋“梅妻鹤子”的孤傲，是文人墨客的向往之地。
　　 这里，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如雪湖，四时皆成画卷。只要你有才，吹一口气皆成好诗。
　　 大四那年，22岁的我年轻帅气，因出版了《西湖·我生命的港湾》一夜成名，还受到中央广播电台采访，成了文坛独家新闻。晚上打开收音机反复收听，总觉得自己是当今文坛的天选之人，无人能比。五四青年节，学校举办青春诗会。我在舞台上大声诵读，台下掌声不断，一个手捧鲜花的女生，用闪烁的大眼睛紧紧盯住我。
　　 她叫肖红梅，是学校《西湖诗社》主编，每期稿件都由她编审。因共同的爱好，我们成了好友，我叫她“诗妹”。“小梅，到西湖去！”一个叫尹大刚的男生推着自行车喊她。
　　 我看见小梅长长的辫子搭在肩上，右手挽住那男生的腰，侧坐在自行车后座，还哼着歌儿。不知怎的，突然间心中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同小梅在一起谈诗编稿时，从未有过这种感觉，而今……
　　 大学毕业后，我、小梅还有那个叫尹大刚的小子，一同被分配到《杭州日报》。尹大刚文笔不错，但写散文远在我之下，可在报社，他却常收到许多读者来信。
　　 一天刚上班，小梅不知怎的竟拆开了大刚的信，在办公室念了起来：“西湖，你从远古走来，我在钱塘遇上你……”
　　 “你胡闹什么？怎么私自拆我的信？”大刚一把夺回信，狠狠地骂了她。“什么秘密，怕被揭穿吗？”小梅冲上前去揪扯大刚。我急忙上前拦住小梅，生怕把事情闹大。
　　 副刊编辑赵燕把我拉到门外，轻声说：“他俩的事你能管吗？管得了吗？”
　　 我这才知道，小梅与大刚早就好上了。
　　 晚上，我从枕头下掏出那封早已写好、正准备交给小梅的信，点火烧了。我曾自以为是的，是学校中文系的尖子、报社的一号笔杆，无论如何，《杭州日报》主编之位非我莫属。
　　 后来才知，大刚的父亲是杭州市市长，而我父亲只是乡下的“农二哥”（农民）。原来这社会拼的是关系，不是能力。向来狂妄的我，在大刚面前顿时锐气大减。在学校时，我受中央电台专访、得女生青睐，在鲜花和掌声中，尹大刚总是一言不发，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天，一个穿大红裙子的女生飘进报社，对着小梅喊：“妹妹，请问祝老师在哪个办公室？”
　　 我一听有人找，放下手中的钢笔走了出来。那姑娘捧着我的《西湖·我生命的港湾》散文集，要我签名题词。我毫不推辞，写下：“直面人生，开拓未来。”
　　 中秋节那天，我正巧在断桥上与丁兆兰相遇。她从包里掏出诗稿递给我看。“你交报社吧，上稿要经过三审。”我说。“你先看一下不行吗？”她坚持道。诗稿上写着：“西湖，你从浩瀚走来。你原本是钱塘江出海口浅浅的海湾，吴山和宝石山隔海遥相守望，潮落潮涨，泥沙久积成‘潟湖’，最终沧海变桑田。有人说，你是东汉时钱塘官民合力围塘的杰创，一泓碧水隔开钱塘江，滋养民生越千年。我更愿意相信，你是王母娘娘手里的宝镜，不小心掉落人间，从此凤凰涅槃。”
　　 我看完对她说：“西湖有厚重的历史文化，你得深挖；再者，要写出你对西湖独特的思想感受和独特的表现手法。”接着我又补充：
　　 当年秦始皇东巡会稽、祭祀大禹时，曾在宝石山下缆舟，因“风波恶”，养好精神才渡过“浙江”（钱塘江）。中唐时，李泌任杭州刺史，见城区井泉咸苦不堪，便主持开挖六眼蓄水井，引来西湖甘甜清水，解决了居民饮水难题。
　　 四十多年后，诗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挖湖筑堤、兴修水利、泄蓄并举，让西湖之利跃上新台阶。北宋诗人苏轼任杭州知州时，西湖因野草芜蔓已堙塞过半。他组织全面整治，深挖湖、立三潭、筑长堤、建六桥、植桃柳，西湖面貌焕然一新。
　　 明朝杨孟瑛任杭州知府时，面对西湖“十里湖光十里笆，编笆都是富豪家”的破败状况，不顾豪强劣绅阻挠，拓展田荡三千四百多亩，让西湖重焕“湖上春来水拍天，桃花浪暖柳荫浓”的美景。还有北宋苏轼笔下“晴好雨奇”的诗意风光，明代文学家张岱描绘的“雪西湖”胜景，都令人神往。西湖之美，不只是“淡妆浓抹总相宜”，更能让人神游千里。
　　 孤山里，北宋诗人林和靖终身不仕不娶，种梅养鹤，“梅妻鹤子”传为佳话；断桥上，许仙借伞的爱情故事家喻户晓；多情才女苏小小，痴情等待阮公子……
　　 她静静地听着我讲。不久，报社里传开了：小梅被尹大刚玩弄后抛弃了。小梅堕胎那天，我悄悄给她送去40个鸡蛋、两斤白糖——不管怎样，我们是同窗，她也是我的诗妹。“兆兰，不可能的。你是市委书记的女儿，我是贫家儿子。”
　　 “只要我认定的，父母管不了！”她双手挽住我，靠在断桥石墩上。
　　 “你说！你是不是看上别人了？”“别胡说，谁会看上我？”我叹了口气。“爸，您就同意吧，妈都点头了！”兆兰揪着父亲的胳膊噘嘴说。
　　 “别胡闹！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能随便嫁人吗？”
　　 兆兰死死缠住父亲：“爸您不同意，我就……”“就什么？”父亲指着兆兰，拍着桌子。
　　 “我就从断桥跳下去！”
　　 “你……你……你……！”
　　 1958年10月6日，已升任报社书记兼总编的尹大刚，接到了丁书记（兆兰父亲）的电话。
　　 “丁叔叔，啥事？”“没啥，大刚。你爸好久没来我这儿了，他身体还好吗？”“好！好！好！谢谢叔叔关心。”“你知道，我和你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来了杭州，是看着你长大的。算了，以后再说。市里给报社一个名额，由你决定，这事得在这两天办妥。”
　　 “明白了。”尹大刚挂了电话，目光投向祝云山的办公室。“云山，你的书我读了好几遍，写得真好，我都看哭了。那篇《西湖泪》，读后让人……”说到这儿，尹大刚竟也忍不住滚下泪水。
　　 尹大刚心里暗想：“他长得这么英俊，文笔又老道大气，难怪兆兰对他情有独钟……唉……”
　　 1977年，我因患肺病，从新疆被送回了老家荥经县。
　　 民主中街街主任罗云花把我叫到城关镇，当着肖镇长的面说：“肖镇长，祝右派交给我管制，可他有肺结核，让他去修学校拉石灰又不行，这……”
　　 肖镇长对我说：“祝云山，你回荥经了，就得老实接受当地群众的监督改造，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我弓着腰，连声对肖镇长说：“感谢肖镇长！我祝云山有罪，罪该万死，死了喂狗，狗都不吃。”
　　 自从在杭州火车站与兆兰分手后，我就不再把她当作心中的恋人。这么多年过去，我的生活早已平静——有了孩子，整天忙着上班下班、接送孩子、买菜做饭，每月按时去街主任那儿汇报思想改造情况。
　　 五四青年节那天，我被城关镇民兵押到荥经中学接受批判。在“打倒右派分子祝云山！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中，我被推上讲台，戴上用纸壳做的两尺长的尖帽子，跪在台中央。
　　 荥中革委会主任先读了一段最高指示：“凡是错误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当进行批判……”会场又响起一阵口号声：“打倒牛鬼蛇神！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祝右派，老实交待！是谁指使你写《西湖·我生命中的港湾》这本宣扬封建主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反动书？哦，不对，是《西湖·我生命中的巷湾》（此处为批判者口误）！”“没人指使，是我有感而发写的。”我回答。“那书里怎么不写八路军、游击队，偏偏宣扬吴越王、苏轼、张岱这些帝王将相，还有白蛇这种妖魔鬼怪？”
　　 “我是照历史写的，不是胡编的！”我大声辩解。“历史！历史是我们工农兵革命群众写的，轮不到那些帝王将相来写！大家说，是不是？”荥经中学革委会主任对着台下的革命师生员工大声喊道。
　　 其实从杭州火车站分手以后，我就不再把兆兰当作心中恋人。这么多年过去，我的生活早已平静——找了个农村老婆，有了孩子，整天忙着上班下班、打扫街道卫生、到城关镇清除垃圾、擦桌子，还要接送孩子、买菜做饭、练习书法。过去的一切，似乎都已从记忆中消失。
　　 1978年10月6日，《杭州日报》的两位领导，由县委宣传部的小陶陪同来到我家，询问了我的下落，说要给我改正1957年的政治结论，需要我本人写一份申诉材料。
　　 他们说，给荥经当地政府发了好几次外调函都没回复，实在打听不到我的下落，后来在杭州市委宣传部的档案中，查到我因写《西湖·我生命的港湾》一书留下的名字，这才找到我。
　　 门外，几个戴红领巾的小朋友跳着橡皮绳，大声唱道：“祝云山大右派，大坏蛋，写书攻击党！红领巾，好学生，打倒他这个臭右派！臭右派……！”
　　 就在那年年底，我重新回到《杭州日报》，恢复了编辑职务。组织上很关心我，把我爱人、孩子一并迁来杭州，爱人被安排在西湖公园当管理人员，每月工资24.83元。
　　 一天下午，我走在断桥上，突然看见尹大刚和兆兰一起靠在断桥石墩前。我一转身快步离开，眼泪却夺眶而出……
　　 六十八年前的往事，又像电影一样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云山，我已经说服我爸了！”兆兰紧紧拉住我的手，和我一起靠在断桥石墩上。
　　
　　 “我说，你爸可能是权宜之计，暂时答应，恐怕……”“恐怕什么？我爸的脾气我知道，他决定的事不会反悔！”兆兰坚定地说。
　　 “兰，组织上已经批准你为《杭州日报》第一批党员了。而且我向市委宣传部汇报了你的材料，后天我就送你上飞机去中央党校学习，回来说不定就要高升了。”尹大刚说。
　　 “感谢尹书记！”兆兰双手一拍，又把双手按在尹大刚肩上。我在一旁看着，心里一阵绞痛——难道……兆兰临走的那晚，约我到断桥下划船。泛舟西湖，碧波荡漾，我们尽享诗情画意的浪漫。远眺西湖，我仿佛看见苏东坡站在船头，正等我上前……
　　 兆兰走后的第二天，尹书记把我送上了去新疆的火车。临上火车那一刻，他送给我一本崭新的烫金《毛主席语录》，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好干！”
　　 到了新疆阿勒泰牧场，我才知道，自己成了丁书记（兆兰父亲）和尹大刚“量身定做”的右派。
　　 阿勒泰大草原一片翠绿，从浅绿、嫩绿到深绿，静静地在我脑海里铺展。我一支接一支地抽烟，那匹枣红马站在我身边，低着头瞧着我。它仿佛在告诉我：“快乐是需要感染的，自从你来了，我也快乐起来了。”我听了它的“话”，才明白快乐需要勇气——就像它，族群里的马都把它当成另类，它与马群格格不入。我时常想，它是喜欢孤独，还是被逼孤独？或许，它本就是一匹思想独特、我行我素的马，即使被缰绳束缚了自由，也情愿独立在人群和马群之外。它有自己的思想和抱负，喜欢像我一样，站在群山之巅，俯瞰宽广苍茫的大地，抬头仰望浩瀚的星空。
　　 夜晚，我总在恐惧中思索：身边的一切都离我而去，我被这世界抛弃了，被熟悉的人和心上人隔离了。过去那些熟悉的记忆，如今都显得多余……唉……
　　 在这草原上，坠入社会最底层的二十年里，我放马、喂马，接受劳动改造，彻底颠覆了以往的认知——这人世间，的确太假。过去我大学毕业、走上岗位时的满腔热血，如今想来只剩可笑。我又点上一支烟……
　　 中秋节那天，上级农科委的羊大得主任来考察我们马场，还带着女秘书。羊主任身材高大，挺着大肚子站在那儿。场长叫我牵出那匹枣红马，又让我蹲下身。羊主任穿着一双大头皮鞋，猛地踏上我的肩膀准备上马，我下身发抖，差点跌倒。我看着羊主任的大肚子，像家乡庙里的大佛；肚脐眼像山里的野核桃，忍不住笑出了声。女秘书上前踢了我一脚，狠狠说：“严肃点！”又在我头上拍了一掌。这时，那匹枣红马突然尾巴一扫，把女秘书扫翻在地。我忍不住抿嘴又笑了。
　　 马场举行劳教人员赛马比赛。发令枪响的刹那，我骑上与我朝夕相处的枣红马，奔驰在草原上。数十匹马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马蹄声密集得像战鼓擂响。我俯身紧贴马背，兆兰给我买的那件浅灰色风衣，在疾风中翻卷，像一团燃烧的火焰。我冲在最前面，荣获一等奖，劳改期因此减了两年。
　　 一天早上，我收到报社兰编辑的一封长信。他在信中问起我的生活，还提到了兆兰与尹大刚结婚的事。我看完仰天大笑，举起一瓶酒往嘴里灌，跨上那匹枣红马，向草原深处飞奔而去……
　　 （原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