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哑巴反革命陈声远！”“砸烂他的狗头！”晒谷场上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震得我耳朵嗡嗡作响，我努力捂住自己的嘴巴不敢出声。不少人胡乱地将烂菜叶子、土坷垃雨点般砸向台上。爷爷紧闭双眼，身体晃了又晃，像风中残烛，几次欲倒。
　　
　　   一
　　  我永远记得那个下午。毒日头白晃晃地悬在天上，晒得老槐树的叶子都打了卷儿。空气里没有一丝风，闷得人喘不过气，只有高音喇叭不知疲倦地嘶吼着，像一头得了疯病的巨兽，把那些滚烫的词儿——“打倒”、“清算”、“反革命”——一遍遍砸进晒得滚烫的泥地里。
　　 爷爷被他们推搡着，踉踉跄跄地押上了村口晒谷场临时搭起的土台子。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打满补丁的旧褂子，低着头，花白的头发被汗水黏在额角。我躲在人群最外围的草垛后面，心口像揣了只兔子，砰砰乱跳。我看见那个梳着油亮分头、胳膊上箍着红布条的“司令”——以前是村里游手好闲的二流子——猛地跳上台，一把揪住爷爷的衣领！
　　 “革命群众们！看清楚这个哑巴！别看他装聋作哑！”二流子的声音尖利得刺耳，唾沫星子在阳光下飞溅，“他脖子上那道疤，就是他反革命的铁证！是他背叛人民、投靠敌人的耻辱印记！是他最该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勋章’！”
　　 人群像被点燃的干草垛，轰地炸开了锅。
　　 二流子见此，得意极了，他狞笑着，猛地伸出手，狠狠撕开了爷爷的衣襟！“嘶啦”一声，几颗旧布纽扣崩飞出去，滚落在尘土里。
　　 时间仿佛在那一刻凝固了。
　　 爷爷的胸膛露了出来。那上面，除了岁月刻下的皱纹，最刺眼的，是脖颈下方那道巨大、扭曲、紫红色的伤疤！像一条丑陋的蜈蚣，盘踞在他干瘦的皮肉上，在毒辣的日头下，泛着一种令人心悸的光泽。它那么长，那么深，仿佛要把整个喉咙都吞噬掉。
　　 人群瞬间安静了一瞬，随即爆发出更大的喧嚣。有人倒吸冷气，有人指指点点，更多的还是被煽动起来的愤怒吼叫。
　　 “看！这就是证据！反动派的勋章！”二流子指着那道疤，手指几乎要戳上去，他的脸因为亢奋而扭曲，“同志们！擦亮眼睛！这疤就是他罪恶的见证！是他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
　　 耻辱？勋章？我小小的脑袋里一片混乱。爷爷那道疤，我从小看到大。夏天他摇着蒲扇给我赶蚊子时，我总忍不住偷偷去摸，粗糙，凸起，像一块永远好不了的痂。奶奶阿秀看见了，会轻轻拍开我的手，叹口气，眼神里是化不开的愁绪。她从不提那疤的来历，只说：“你爷爷……不容易。”
　　 可今天，这道疤成了罪证？成了“反革命的勋章”？我看着台上，爷爷被迫高高仰着头，那道狰狞的疤完全暴露在所有人面前。汗水混着污渍流进疤痕的沟壑里，他的嘴唇哆嗦着，喉咙里发出急促而绝望的“嗬，嗬……”声，像破风箱在濒死的灶膛里徒劳地拉扯。他想说什么？他一定想说什么！可他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只有那双浑浊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台下狂热的人群，里面翻涌着我从未见过的巨大悲愤，一种近乎荒凉的茫然。
　　 二流子还在声嘶力竭地叫骂着，唾沫横飞。爷爷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不是因为害怕，那是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无法抑制的悲怆。他猛地张大了嘴，像一条离水的鱼，徒劳地翕动着，颈间的疤痕因为用力而变得更加紫红、更加狰狞。最终，他眼前一黑，像一截被砍倒的老树，直挺挺地向后倒去，重重地砸在冰冷的土台上，扬起一片灰尘。
　　 “爷爷！”我再也忍不住，尖着嗓子从草垛后头冲出去。人群一下子乱了，有人伸手拦我，有人凑着看热闹。我像头急红了眼的小兽，使劲往人缝里钻，跌跌撞撞扑到台前，爬上台子就往爷爷身边奔。他眼闭得紧紧的，脸灰扑扑没一点血色。
　　
　　 二
　　 后来，是奶奶在无数个寂静的夜晚，就着昏黄的煤油灯，一边缝补着衣裳，一边用低低的、带着水乡口音的语调，断断续续地告诉我那道疤的来历。她的声音很轻，仿佛怕惊扰了什么，又仿佛那些往事太沉重，压得她喘不过气。
　　 “那是1943年，枣宜会战……”奶奶的手微微颤抖，针尖差点扎到手指，“你爷爷，那时候还是个顶精神的排长，嗓门亮得很，隔着河都能听见他喊口令……”
　　 鬼子像疯狗一样扑上来。炮弹像下雹子一样砸在阵地上。爷爷正嘶吼着指挥炮位：“方位角！向左003！标尺减一！放——”
　　 那个“放”字的尾音还没散尽，一声撕裂空气的尖啸就砸了下来！奶奶说，爷爷后来在烟盒纸上写过，他只记得一股滚烫的、带着铁锈味的液体猛地从喉咙里喷出来，然后世界就彻底安静了，只剩下自己喉咙里像破风箱一样的“嗬嗬”声，还有无边无际的黑暗和窒息。
　　 野战医院的帐篷里，汗味、血腥味和腐肉味混在一起，臭得人头晕。军医剪开爷爷被血浸透的衣领，冰冷的镊子在他血肉模糊的颈间翻找。奶奶复述着军医的话，声音哽咽：“……气管断了小半截，声带……保不住了……”护士递来铅笔和皱巴巴的烟盒纸，爷爷用抖得不成样子的手，写下了三个歪歪扭扭、力透纸背的字：“说——不——出——”铅笔尖戳破了纸，墨团晕开，像他心头永远无法凝结的血。
　　 “哑巴也能当英雄。”奶奶抹了抹眼角，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骄傲，但更多的是苦涩。旅部的表彰令下来了，团政委拍着爷爷的肩膀，声音洪亮得震人：“陈声远同志！好样的！沉默是金！你这伤疤，就是最响亮的军功章！”一块红绸布包着的“勇敢奖章”别在了爷爷染血的军装上。金属别针穿透粗布，刺得爷爷微微一颤。他想抬手摸摸喉咙上厚厚的纱布，却被政委一把握住手用力摇晃。帐篷外，士兵们的欢呼声震天响：“英雄！英雄！”可奶奶说，爷爷那时只觉得胸前那枚奖章冰凉刺骨，压得他心口发闷，而他的世界，只剩下自己心脏在死寂中疯狂跳动的咚咚声。
　　 时间到了1944年深秋。部队转移途中，在一个狭窄的山坳里被鬼子的机枪堵住了。子弹像泼水一样扫下来，驮着救命药的骡马哀鸣着倒下，珍贵的药粉混着血和泥渗进土里。奶奶说，爷爷和一个新兵蛋子趴在一个浅坑里，旁边就是牺牲的通讯兵小吴，半边脑袋都没了。
　　 “必须有人去炸掉那挺机枪，不然全队都得完。”奶奶的声音压得更低了，仿佛怕惊动什么。她看到爷爷的目光落在小吴身边那个沾满泥土的炸药包上。没有号声，爷爷的喉咙也发不出声。他只是重重捶了一下身边抖得像筛糠的新兵后背，然后指指自己，再指向那个喷吐火舌的岩洞。新兵的脸瞬间惨白，又猛地涨红，用力点了点头。
　　 爷爷拖着一条受伤的腿，左手死死攥着拉火管，右手拖着炸药包，几乎是贴着地皮往前爬。子弹“嗖嗖”地擦着他头皮飞过，溅起的碎石打得他脸生疼。奶奶讲到这儿，停下了针线，眼神望向虚空，仿佛又看到了那惊心动魄的一幕：“他扑进去了。塞炸药，拉火，往外滚……轰！！！”
　　 震耳欲聋的巨响后，气浪把爷爷狠狠拍在石壁上。卫生员在硝烟里找到他时，他正用唯一还能动的左手，死死按着小吴留下的半截染血的铅笔，在一块同样沾血的绷带上，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沉重的十字。
　　 “红星勋章”是在后方医院发的。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将军亲自把亮闪闪的勋章别在爷爷左胸，紧挨着那枚“勇敢奖章”。将军紧紧握住爷爷那只缠满绷带、还在微微颤抖的左手：“好同志！好战士！左手也能打胜仗！你是部队的骄傲！”爷爷想笑一下，可喉咙的纱布瞬间又洇出血来。镁光灯刺眼地亮起，爷爷下意识抬起那只伤手遮挡——奶奶说，那张照片后来登了报，照片上，爷爷那只伤痕累累的手，僵硬地停在两枚勋章上方，像一尊沉默的、残缺的雕像。
　　
　　 三
　　 1945年，鬼子投降了。爷爷带着一枚新的、沉甸甸的“战斗英雄”金质勋章和一匣子军功章，回到了苏北老家。奶奶抱着刚满周岁的我爹，在河埠头等他。爹从没见过爷爷，被那身军装和满胸亮晃晃的牌子吓哭了，小脸埋在奶奶怀里。奶奶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她的目光从那些勋章移到爷爷颈间那道狰狞的疤上，嘴唇哆嗦着，眼泪无声地滚落。
　　 夜里，油灯昏黄。奶奶把睡着的爹放进摇窝，默默递给爷爷纸和笔，眼里全是小心翼翼的期盼。爷爷握着笔，手抖得厉害。他画了个圆圈指指爹，画了间小屋指指奶奶，最后画了道波浪线指指自己。奶奶的眼泪大颗大颗砸在纸上，晕开了那道孤独的波浪。她抓起爷爷的手，按在自己心口，又按在那些冰凉的勋章上。金属的坚硬和冰冷，透过薄薄的衣衫，硌在两人无法言说的心上。
　　 乡邻们敲锣打鼓送来“人民功臣”的牌匾，红绸扎的大花挂在门楣上。酒席上，村支书满面红光地举杯：“陈英雄！给大伙讲讲打鬼子的威风！”满座喧腾。爷爷猛地站起，端起烈酒一饮而尽！滚烫的酒液像烧红的烙铁，狠狠灼过他那残缺的气管！他剧烈地呛咳起来，弯下腰，脸憋得通红，身体痛苦地痉挛，却连一声像样的咳嗽都发不出，只有喉咙深处绝望的“嗬嗬”声。满堂的喧闹戛然而止，死一般的寂静。爷爷直起身，脸色惨白，他抬手指了指自己的喉咙，又缓缓指向门外沉沉的夜色，最后，对着满座乡亲，深深鞠了一躬。稀稀拉拉的掌声很快被巨大的沉默吞没。那枚金质的“战斗英雄”勋章，在寂静中闪烁着冰冷而孤独的光。
　　 多年以后，爷爷被平反了。在一个铺着红地毯、摆满鲜花的礼堂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将军，将一枚光华璀璨的“金星勋章”——象征着最高荣誉——郑重地别在爷爷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左胸。那位置，恰在喉结下方，紧挨着那道依旧狰狞的、紫红色的伤疤。金属的边缘压着凸起的皮肉，冰凉而坚硬。
　　 台下掌声如雷，闪光灯亮成一片。老将军示意爷爷讲几句话。麦克风被小心地递到他嘴边。爷爷微微张了张嘴，喉间只传出微弱得几乎听不见的气流摩擦声，像深秋最后一片枯叶在寒风中颤抖。他没有去接话筒。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爷爷缓缓地、极其缓慢地抬起那只布满老茧和岁月刻痕的手，抚上了自己的脖颈。粗糙的指腹，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珍重和沉痛，一遍又一遍，无比轻柔又无比用力地摩挲着那道蜿蜒的、记录了他一生荣辱与悲欢的疤痕。
　　 每一次触摸，都像是在无声地翻阅一部浸透血泪的厚重史书——枣宜硝烟中的窒息，山坳烈焰里的轰鸣，奶奶无声滚落的泪珠，父亲被吓哭的啼声，批斗台上那刺骨的耻辱与毒辣的日头…所有的惊雷、风暴、呐喊与悲鸣，都在他指尖下那片沉默的、坚韧的皮肤下汹涌澎湃，最终归于一片深沉的寂静。
　　 台下前排，一位挂着拐杖、同样满身沧桑的老兵，颤巍巍地站起身，挺直了佝偻的脊梁，用仅存的右手，五指并拢，稳稳地、庄严地抵住了自己斑白的太阳穴。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一片又一片手臂，如同经历过严冬后复苏的森林，无声地举起。没有口令，没有喧哗，只有无数道饱经风霜的目光，沉甸甸地、充满敬意地聚焦在台上那个沉默的老人身上，聚焦在他胸前那片记录着忠诚与牺牲的金属光芒上，更聚焦在他颈间那道代替了千言万语、承载了历史全部重量的伤疤上。
　　 爷爷的手终于从颈间放下。他没有低头去看胸前那枚象征着最高荣誉的金星勋章，只是微微侧过头，望向礼堂高窗外那片澄澈辽远的蓝天。阳光透过玻璃，温暖地洒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他眯起眼，嘴角极其轻微地、几乎难以察觉地向上牵动了一下。然后，他抬起右手，没有行标准的军礼，而是轻轻地、坚定地按在了自己左胸心脏的位置。
　　 我站在台下，泪水模糊了视线。我知道，那里，在勋章覆盖之下，是滚烫的，是依然有力跳动的，是一个老兵用生命、用沉默、用无法言说的巨大牺牲，守护过的山河岁月，以及那份穿越烽火与浩劫、永不磨灭的赤诚。勋章无言，疤痕无声，但那份沉默的重量，足以压垮历史的谎言，也足以支撑起一个民族不屈的记忆。而那道疤，那枚最痛的“勋章”，终于，在阳光下，找回了它本应有的尊严。